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书(必修)语文第三册第二单元“单元链接”引王维“论境界”中说,“生年不满白,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极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何为“隔”与“不隔”?王维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波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 ……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人间词语》第40条)
王维国提出了“隔”与“不隔”这对审美概念。但他只举实例而未加界说。我们据他所提供的实例来分析,可以知道“隔”与“不隔”是对诗歌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作出的综合评价和集中概括。从横的方面说,主要有“情”、“景”、“辞”三大因素;就纵的方面讲,又包括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三个环节。分开来看,三大因素、三个环节,彼此不同,各自为用,任何一点处理不当,都能影响审美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隔”;反之,要使作品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不隔”,那又必须诸因素、诸环节辩证统一才行。以写“情”而论,王国维认为,“真”则“不隔”,涂饰则“隔”。《人间词话》第六十二则中,他又指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久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宗之大词人亦然。非为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深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有贞有淫、有高尚有鄙下,其伦理价值是不同的。但若发之于诗,却只有“真”才能美。不真就不能动人,不真就不能使人产生美感。刘勰说“情者文之经”,因而赞扬“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批评“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杜甫为诗“直取性情真”。他们都认为“真情”是艺术美的基础。王国维进而指出,生活中的淫鄙之情,在诗词中出之以“真”,就可以使人产生美感。相反,生活中的高尚情感,在诗词中涂饰出来,成为游词,人知其假就不觉其美了。可见以“情感”为审美对象的诗词作品,其“隔”与“不隔”,表现为真与不真,实质为美与不美。写景体物之作,其“隔”与“不隔”的实质也在于能不能使人产生美感以及产生什么程度的美感,但其所以能使人产生美感又与写情不同。但是,情、景、辞这三要素,对于构成诗词的审美价值,只有相对的有限的独立作用。艺术作品的“隔”与“不隔”,也不是三者相加的失败与成功,而是三者按照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辩证运动、自然融合的结果。而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则是创作——鉴赏过程中,艺术思维的三个主要环节。
首先,在诗词创作的构思阶段,能不能在诗人的头脑中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这是决定“隔”与“不隔”的第一个环节。但艺术境界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艺术思维,使主观的物、景、境,达到辩证的统一、自然妙合。从观物得意,因景生情到情景交炼,意与境浑,这就是物我统一,情景妙合,在诗人头脑中初步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的过程。王国维说:“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这就是说,诗词作品“隔”与“不隔”,不仅要看诗人头脑中有没有形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境界,还要看诗人能不能把它“镌诸不朽之文字”,否则读者还是不能“自得之”的。因此,境界的物化是决定作品“隔”与“不隔”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在境界物化阶段,造成“隔”与“不隔”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处理艺术境界与声律、词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自汉以后脱离了口语,而以书面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向前发展。在文学创作中,“义理,考据、辞章”,也因此成了基本功。在诗歌创作中,古近体之隶事用典不必赘述,就像词这种新兴的韵文形式,其从北宋以始,也逐渐走向文字化了。当然,在诗词创作中,使事用典“替代”,而终于“不隔”者,不乏其例,如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三弟,“马上琵琶关塞黑”以下一气用了五个有关别离的典故,因它“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一向反对“隶事”、“替代”的王国维,也说他是“能品而几于神者”。(《人间词话》第16条)由此可见在诗词创作的意境物化一环中,决定“隔”与“不隔”的不在于物化手段“辞”本身,而在于“辞”能否把意境物化,及物化程度如何。
意境的复制,是诗词作品“隔”与“不隔”的最终表现。作者物化在作品中的创作意图,必须经过读者调动生活经验,发动主观想象,进行丰富、补充、具体化,才能实现。读者在再创作时使用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必须由物化在词采、声律中的信息唤起。被唤起的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由物化在作品中的信息的内容、性质所决定的。物化在作品中的艺术境界的有关信息,能否被读者快速而明晰地感知到,以及他感知以后,能否迅速、明晰而且大量地唤起读者的有关生活经验、审美经验,进而引导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而明晰地创造一个近似原作品的艺术境界,这个区别就是“隔”与“不隔”。能则“不隔”,不能则“隔”。王国维说,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就是指物化在其中的艺术境界,能够在读者头脑中迅速、明晰地复制出来,而其语言文字所挟带的信息,对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具有特别强大的召唤力量。而下半阙的“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仅只能唤起读者在欣赏有关作品时曾有过的审美感受之余波,加上这些感受的属性不同,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境界,因此就不能不觉其“隔”了。
何为“隔”与“不隔”?王维说,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波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 ……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人间词语》第40条)
王维国提出了“隔”与“不隔”这对审美概念。但他只举实例而未加界说。我们据他所提供的实例来分析,可以知道“隔”与“不隔”是对诗歌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作出的综合评价和集中概括。从横的方面说,主要有“情”、“景”、“辞”三大因素;就纵的方面讲,又包括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三个环节。分开来看,三大因素、三个环节,彼此不同,各自为用,任何一点处理不当,都能影响审美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隔”;反之,要使作品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不隔”,那又必须诸因素、诸环节辩证统一才行。以写“情”而论,王国维认为,“真”则“不隔”,涂饰则“隔”。《人间词话》第六十二则中,他又指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久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宗之大词人亦然。非为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深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有贞有淫、有高尚有鄙下,其伦理价值是不同的。但若发之于诗,却只有“真”才能美。不真就不能动人,不真就不能使人产生美感。刘勰说“情者文之经”,因而赞扬“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批评“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杜甫为诗“直取性情真”。他们都认为“真情”是艺术美的基础。王国维进而指出,生活中的淫鄙之情,在诗词中出之以“真”,就可以使人产生美感。相反,生活中的高尚情感,在诗词中涂饰出来,成为游词,人知其假就不觉其美了。可见以“情感”为审美对象的诗词作品,其“隔”与“不隔”,表现为真与不真,实质为美与不美。写景体物之作,其“隔”与“不隔”的实质也在于能不能使人产生美感以及产生什么程度的美感,但其所以能使人产生美感又与写情不同。但是,情、景、辞这三要素,对于构成诗词的审美价值,只有相对的有限的独立作用。艺术作品的“隔”与“不隔”,也不是三者相加的失败与成功,而是三者按照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辩证运动、自然融合的结果。而艺术境界的形成,艺术境界的物化,艺术境界的复制,则是创作——鉴赏过程中,艺术思维的三个主要环节。
首先,在诗词创作的构思阶段,能不能在诗人的头脑中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这是决定“隔”与“不隔”的第一个环节。但艺术境界的形成,其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艺术思维,使主观的物、景、境,达到辩证的统一、自然妙合。从观物得意,因景生情到情景交炼,意与境浑,这就是物我统一,情景妙合,在诗人头脑中初步形成生动鲜明的艺术境界的过程。王国维说:“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这就是说,诗词作品“隔”与“不隔”,不仅要看诗人头脑中有没有形成鲜明生动的艺术境界,还要看诗人能不能把它“镌诸不朽之文字”,否则读者还是不能“自得之”的。因此,境界的物化是决定作品“隔”与“不隔”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在境界物化阶段,造成“隔”与“不隔”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处理艺术境界与声律、词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自汉以后脱离了口语,而以书面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向前发展。在文学创作中,“义理,考据、辞章”,也因此成了基本功。在诗歌创作中,古近体之隶事用典不必赘述,就像词这种新兴的韵文形式,其从北宋以始,也逐渐走向文字化了。当然,在诗词创作中,使事用典“替代”,而终于“不隔”者,不乏其例,如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三弟,“马上琵琶关塞黑”以下一气用了五个有关别离的典故,因它“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一向反对“隶事”、“替代”的王国维,也说他是“能品而几于神者”。(《人间词话》第16条)由此可见在诗词创作的意境物化一环中,决定“隔”与“不隔”的不在于物化手段“辞”本身,而在于“辞”能否把意境物化,及物化程度如何。
意境的复制,是诗词作品“隔”与“不隔”的最终表现。作者物化在作品中的创作意图,必须经过读者调动生活经验,发动主观想象,进行丰富、补充、具体化,才能实现。读者在再创作时使用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必须由物化在词采、声律中的信息唤起。被唤起的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由物化在作品中的信息的内容、性质所决定的。物化在作品中的艺术境界的有关信息,能否被读者快速而明晰地感知到,以及他感知以后,能否迅速、明晰而且大量地唤起读者的有关生活经验、审美经验,进而引导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而明晰地创造一个近似原作品的艺术境界,这个区别就是“隔”与“不隔”。能则“不隔”,不能则“隔”。王国维说,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语语都在眼前,便是不隔”,就是指物化在其中的艺术境界,能够在读者头脑中迅速、明晰地复制出来,而其语言文字所挟带的信息,对读者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具有特别强大的召唤力量。而下半阙的“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仅只能唤起读者在欣赏有关作品时曾有过的审美感受之余波,加上这些感受的属性不同,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境界,因此就不能不觉其“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