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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能源短缺的根本办法，在于将其生产过程“制造业化”。其思路是通过大规模的前期投资，将其他已知的、拥有大量储备的能源转化成石油。目前技术上证明可行的有两种——气转油和煤转油。中国是煤炭大国，全面掌握煤转油技术，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如果国内三大石油公司能够将用于在海外抢购油田的1／10的资金拿出来，购买已成熟的煤转油技术，经济效益会更高。
当500万个中国人、印度人开车的时候，国际石油价格可能升到每桶150美元。但是，当5亿中国人、印度人以车代步时，汽车燃料一定不是今天的汽油。
除国际政治因素和人为炒作外，石油短缺、汽油价格飞涨其实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折射。发达国家生产线外移，但是本国能源消费并未因此减少，人们照样以车代步。新兴国家接受生产线外移，经济开始繁荣，收入大幅增加，人们开始以车代步。于是，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出现结构性上移。如果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是否很快会面临一个资源衰竭、经济萧条的时代?笔者认为不会，至少在今后200年内不会。
其实汽车原本不全是以汽油作燃料的。第一届巴黎汽车拉力赛在1894年召开时，参赛汽车至少有8种驱动方式。比赛的冠军，被一部以石油中提炼出的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所夺得。不过之后相当一段时期，汽车动力仍是蒸汽、电力、汽油三分天下。20世纪初，汽油渐渐成为汽车的主力燃料，其原因一是燃烧爆发力强，一是成本低廉。
当时，石油作为提炼汽油的主要原料，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今天，能源需求一升再升，人类却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发现大油田了，每开采100万桶石油，新探明石油储量不到50万桶。石油资源明显入不敷出，颇有难以为继之势。
不同油价水平下的能源供应
笔者看来，未发现的石油资源还很多，关键是技术和成本。地球的3／5为深海，30年前海上开发石油的极限是600英尺，今天则达到12000英尺。新技术也使得大范围勘探北极、西伯利亚成为可能，只是在石油价格为20美元／桶时显得不经济。当石油价格超过50美元时，加拿大阿尔伯塔的塔罗油砂、美国得克萨斯的巴涅特页岩气田，都成为有商业价值的石油资源。当石油价格超过60美元时，玉米提炼乙醇开始具有商业价值。如果油价更高，还有生物制油技术可以采用。总之，碳氢化合物以及其他能源资源距衰竭尚有相当距离，只是需要投资和时间。
石油储量其实不是一个常量，当油价高企、投资加大时，供应量可以出现大规模上升。不过解决能源短缺的根本办法，还在于将其生产过程“制造业化”。目前的石油生产以勘探、开采为主，勘探周期长，生产效率低，而且产地多集中在政治不稳定地区。如果能够减少能源生产中的矿业勘探、开采成分，加大工业生产成分，能源生产的效率会大幅提高，不确定因素也会大幅下降。
石油生产“制造业化”并不神秘，其思路是通过大规模的前期投资，将其他已知的、拥有大量储备的能源转化成石油。目前技术上证明可行的有两种——气转油和煤转油。
卡塔尔在跨国石油公司帮助下，正在实施若干个大规模的天然气转化石油项目。仅卡塔尔一国的天然气探明储量(以能源计算)便是沙特阿拉伯的迦瓦油田(世界上最大的已探明油田)的两倍。地球上天然气探明储藏量是石油探明储藏量的三倍，而人类对于天然气的利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实验表明，当天然气制油与石油制油掺和使用时，其燃烧效率更高，而且更加环保。
煤转油技术的成熟度不逊于气转油，而且已用于商业生产几十年。这项德国在二战期间为打破盟军石油封锁而开发的技术，在南非(同样因种族隔离政策而遭石油禁运)开花结果。目前世界上由煤转化而来的石油的生产规模仍然偏小，但是发展空间十分庞大。
中国的石油资源相对贫乏，探明石油储量为765亿吨。中国2005年消费石油31767万吨，其中13617万吨来自进口，石油的进口依存度为42．9％。至2010年，笔者估计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可能超过60％。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上看，这个依存度都是令人担心的。不过同时，中国又是煤炭大国，其煤炭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1％。中国2005年煤炭生产量为21．1亿吨，不仅自给有余，还净出口8000万吨。全面掌握煤转油技术，为我所用，必须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也可以不将能源命脉暴露给外人。
中国的3家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动辄以数十亿、上百亿美元高价抢购海外油田。煤转油技术攻关虽然列入国家重点项目，仍不过是个别煤炭企业小范围的课题。煤炭企业与石油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协调，更谈不上合作。这凸现了中国企业体制上的弊端和国家主导重大科研的弊端。如果石油公司能够将用于在海外抢购油田的1／10的资金拿出来，购买已成熟的煤转油技术，其实经济效益会更高，对国家安全、长期繁荣所作出的正面贡献则难以估量。
如果保障能源安全是国策，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做的不是在70美元一桶油时到处买油田，而是应该全力开发煤转油技术和乙醇制造技术，加快石油生产“制造业化”。
当500万个中国人、印度人开车的时候，国际石油价格可能升到每桶150美元。但是，当5亿中国人、印度人以车代步时，汽车燃料一定不是今天的汽油。
除国际政治因素和人为炒作外，石油短缺、汽油价格飞涨其实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折射。发达国家生产线外移，但是本国能源消费并未因此减少，人们照样以车代步。新兴国家接受生产线外移，经济开始繁荣，收入大幅增加，人们开始以车代步。于是，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出现结构性上移。如果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是否很快会面临一个资源衰竭、经济萧条的时代?笔者认为不会，至少在今后200年内不会。
其实汽车原本不全是以汽油作燃料的。第一届巴黎汽车拉力赛在1894年召开时，参赛汽车至少有8种驱动方式。比赛的冠军，被一部以石油中提炼出的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所夺得。不过之后相当一段时期，汽车动力仍是蒸汽、电力、汽油三分天下。20世纪初，汽油渐渐成为汽车的主力燃料，其原因一是燃烧爆发力强，一是成本低廉。
当时，石油作为提炼汽油的主要原料，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今天，能源需求一升再升，人类却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发现大油田了，每开采100万桶石油，新探明石油储量不到50万桶。石油资源明显入不敷出，颇有难以为继之势。
不同油价水平下的能源供应
笔者看来，未发现的石油资源还很多，关键是技术和成本。地球的3／5为深海，30年前海上开发石油的极限是600英尺，今天则达到12000英尺。新技术也使得大范围勘探北极、西伯利亚成为可能，只是在石油价格为20美元／桶时显得不经济。当石油价格超过50美元时，加拿大阿尔伯塔的塔罗油砂、美国得克萨斯的巴涅特页岩气田，都成为有商业价值的石油资源。当石油价格超过60美元时，玉米提炼乙醇开始具有商业价值。如果油价更高，还有生物制油技术可以采用。总之，碳氢化合物以及其他能源资源距衰竭尚有相当距离，只是需要投资和时间。
石油储量其实不是一个常量，当油价高企、投资加大时，供应量可以出现大规模上升。不过解决能源短缺的根本办法，还在于将其生产过程“制造业化”。目前的石油生产以勘探、开采为主，勘探周期长，生产效率低，而且产地多集中在政治不稳定地区。如果能够减少能源生产中的矿业勘探、开采成分，加大工业生产成分，能源生产的效率会大幅提高，不确定因素也会大幅下降。
石油生产“制造业化”并不神秘，其思路是通过大规模的前期投资，将其他已知的、拥有大量储备的能源转化成石油。目前技术上证明可行的有两种——气转油和煤转油。
卡塔尔在跨国石油公司帮助下，正在实施若干个大规模的天然气转化石油项目。仅卡塔尔一国的天然气探明储量(以能源计算)便是沙特阿拉伯的迦瓦油田(世界上最大的已探明油田)的两倍。地球上天然气探明储藏量是石油探明储藏量的三倍，而人类对于天然气的利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实验表明，当天然气制油与石油制油掺和使用时，其燃烧效率更高，而且更加环保。
煤转油技术的成熟度不逊于气转油，而且已用于商业生产几十年。这项德国在二战期间为打破盟军石油封锁而开发的技术，在南非(同样因种族隔离政策而遭石油禁运)开花结果。目前世界上由煤转化而来的石油的生产规模仍然偏小，但是发展空间十分庞大。
中国的石油资源相对贫乏，探明石油储量为765亿吨。中国2005年消费石油31767万吨，其中13617万吨来自进口，石油的进口依存度为42．9％。至2010年，笔者估计进口石油的依存度可能超过60％。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上看，这个依存度都是令人担心的。不过同时，中国又是煤炭大国，其煤炭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1％。中国2005年煤炭生产量为21．1亿吨，不仅自给有余，还净出口8000万吨。全面掌握煤转油技术，为我所用，必须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也可以不将能源命脉暴露给外人。
中国的3家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动辄以数十亿、上百亿美元高价抢购海外油田。煤转油技术攻关虽然列入国家重点项目，仍不过是个别煤炭企业小范围的课题。煤炭企业与石油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协调，更谈不上合作。这凸现了中国企业体制上的弊端和国家主导重大科研的弊端。如果石油公司能够将用于在海外抢购油田的1／10的资金拿出来，购买已成熟的煤转油技术，其实经济效益会更高，对国家安全、长期繁荣所作出的正面贡献则难以估量。
如果保障能源安全是国策，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做的不是在70美元一桶油时到处买油田，而是应该全力开发煤转油技术和乙醇制造技术，加快石油生产“制造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