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现实性而言，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即绿色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扩展中的事实，而不再只是一种理论观点。但作为一个来自巴西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笔者想强调的是，绿色经济及其所支撑的绿色资本主义还是欧美世界维持霸权秩序或战略的一部分，很难说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在笔者看来，作为绿色经济核心概念的“气候友好”或“低碳”，其实都是服务于欧美国家的上述战略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围绕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在世界环境政治话语和经济政治关系结构的层面上，构建了一种更多体现西方发达国家利益或偏好的“架构”，即：欧美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伦理道德层面上都被描述为一种“绿色先驱”或“绿色领导者”的形象，而包括中国、巴西在内的所谓新兴经济体国家，虽然也许实现了经济体量的迅速膨胀或崛起，但却存在着“高碳化”或“生态环境不友好”的结构性缺陷。也就是说，一旦采取“低碳”“循环”和“绿色”这样的新标准，新兴经济体实际上是缺乏竞争力或落后的。可以想见，无论是《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2005—2020”两个执行期，还是目前正在讨论谈判中的《巴黎议定书》所针对的“2020—2050”新阶段，它们都是处在上述框架之内的，也即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长期是一种“追赶者”的角色。笔者并不否认全球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和国际社会认真应对的必要性，而是想指出如下事实：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或节能减排（而不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过分看重，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绿色经济”或“气候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然更符合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利益。
　　实际上，类似的话语或战略窘境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陌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西方国家不得不结束其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统治时，它们所采取的战略正是引入“发展”这样一个看起来很中性的概念。结果，本来是种族与经济社会剥夺意义上的殖民关系，在一夜之间被诠释成为一种发达与不发达的客观性关系。相应地，不仅原来存在着的欧美国家的很多殖民机构得以重新包装为对外援助机构，而且当初不平等的殖民关系被以一种同样不平等的发展依赖关系的形式得以保持延续。稍有不同的是，当年的殖民宗主国变成后来的所谓发达国家及其集团，殖民地则变成了后来的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但前者对后者的自然资源掠夺与社会破坏关系并未改变。也正因为如此，作为“绿色经济”及其“绿色资本主义”先声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事实上也是以欧美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或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歧视性的。因为，无论是发展还是不发展，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都是依据欧美国家的发展阶段或理念来确定的。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解决发展程度的高低，而是能够主动选择一种替代性的发展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包括笔者在内的安第斯地区的“绿色左翼”学者，自2011年起成立了一个“超越发展”研究小组，目标就是探索不同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话语的新理念或模式。
　　毫无疑问，绿色资本主义秩序与话语主导下的超越会是困难重重的。除了资本主义经济（“绿色经济”）及其运行逻辑本身力量的强大，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如何造就一种全球性的绿色左翼或新左翼团结。在这方面，需要提及的是正在形成中的巴西或拉美与中国之间的新型关系。一方面，巴西或拉美的自然资源出口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与中国的商品出口与投资需求之间，已经结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巴西或拉美左翼政府的上台执政，并尝试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政策；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合作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或多或少是存在着损害自然生态系统或地方社区的负面效果的，因而时常引发部分民众或团体的不满与抗议。而笔者更关心的是，这方面的事实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重构一种南方之间的，进而全球性的社会生态转型政治的基础呢？
　　[作者简介：卡米拉·莫雷诺（Camila Moreno），巴西里约热内卢农业发展大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生态学和绿色左翼理论与政策研究，著有《中国制造的巴西：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构》（20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