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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浪漫的中国》是杨联芬所著的一本聚焦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女性关系的书籍，其将女性解放内容作为论述的中心，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切入了文学思潮和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全书采用独特新颖的研究方法，使用了几个关键词来对思潮史的变化进行阐述，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价值观，同时也具有内在逻辑性。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浪漫主义特色 女性世界
引言
《浪漫的中国》这本书将“浪漫主义”作为线索来对新道德、新文化进入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理念过程中的“现代”转变进行了梳理，作者主要选择了1890—1940年这段时期的文学发展以及发展形态来展开，阐述了浪漫主义在中国革命以及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浪漫到激进的整体趋势。“浪漫”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多种语义，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需要将其放置在具体的语境观照中来解释和理解。《浪漫的中国》通过性别视角介入近现代革命的中国，对成长在新式学校并且接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觉悟女性进行讨论，她们崇尚新道德，是“新女性”，书籍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是中国现代性展开的问题。
一、《浪漫的中国》中的女性世界
《浪漫的中国》没有将启蒙经营阶层的“女界先进”作为讨论的队形，而是主要讨论“新女性”，也就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并崇尚新道德的女性，从和日常生活关系非常紧密的私人领域出发来考察现代性发生在和每个人相关的微观领域中的个体的不同遭际以及面临的冲突，以恋爱作为原点和关键词，以社交公开、离婚自由、家庭、新旧伦理等问题作为切入点。书籍非常关注女性的声音和体验，从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关注女性，这种主要对女性体验的研究注重的是等级制度意向关系的建构，更加注重的是女性和自己以及他人的网络关系的建立，体现的是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浪漫的中国》从女性的视角来对革命进行审视，结合实践领域来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女性解放进行深入剖析，涉及的内容是人们所非常熟悉的，包括恋爱、母性论以及家庭等，看起来与人们提倡的女性解放不一样，没有从脱离家庭这个视角来倡导女性解放，而是强调女性在获得平等的人格之后，女性的母性能够被实现与尊重。在整个对女性解放探索的过程中，女性从家庭的附属以及男性的附属中争取人格上的平等，呼吁女性权利和男性权利的平等，但是由于女性解放很多都是从男性逻辑提出来的，因此最终追求的是要从男性革命的逻辑脱离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同时实现和保全了父权的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就是指母性与母职被尊重与实现。
一直以来由于受到书写权利的掌控，人们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基本都带有非常浓厚的父权色彩，《浪漫的中国》则是在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从性别视角来叙述，细微地观照了容易被男性叙述史所忽视的女性，对这些女性的日常行为、生活困境以及判断等进行细微审视。从性别视角来分析，与以往以总体话语的角度看待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历史，层层翻开历史进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视点。“恋爱”是和性别解放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现代词语，而《浪漫的中国》也是从“恋爱”这个话题入手来进行考察，采用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关键词以及新名词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细致梳理，从多个方面揭示了“恋爱”这个词语的现代性的内涵，并且具有个人人格自由的内涵，并明确指出“恋爱”这个词语和平时大众媒介中人们所说的“恋爱”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大众媒介认为“恋爱”就是男女之私。“恋爱自由”和“恋爱底自由”是属于不同的概念，其中“恋爱底自由”属于自由主义，要求灵肉一致，“恋爱自由”强调的是肉欲的大解放，能够实现对“灵”的枷锁的完全摆脱。虽然《浪漫的中国》第一章主要是对“恋爱”这一关键词进行梳理，但是将其作为问题源头的词汇能够将后面讨论的所有的话题都牵引出来。人们提倡恋爱自由，这让年轻的女性能够从旧婚姻和旧道德中走出来，体现了女性的解放。女性在追求自由恋爱，这种意识越来越热烈，但是这种激进实质上最终受益的依然是男性，女性同样需要面临着一些个人灾难，这也成为一种新的矛盾。受到女性解放理念的鼓动，女性想要摆脱家庭去走向社会，成为独立的女性，但是从事实来看，女性的物质独立性和见识独立性不足，这使得她们没有摆脱家庭的勇气，并且社会也并没有对女性理想付诸实践的伦理积淀以及制度保障进行呵护与保障，依然有很多女性成为自由恋爱的牺牲品。当女性盲目追求恋爱自由，盲目趋势，往往会受到伤害，杨联芬通过这种现象开始对现阶段的女性解放的观念提出质疑，并高度关注在现代革命运动中的这些处于弱势的群体。在第一章，杨联芬就明确了自己的书写姿态和叙述模式，一方面从现代性的主线性进行叙述，另一方面则又从性别视域下的理想和实践的冲突入手，从对立面不断提出质疑，来和现代性的主线进行交锋。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恋爱”这个新名词也逐渐变成了时代的关键词，这个时候就提出了恋爱诞生的条件的要求，那就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促进了女性和男性的平等，双方能够平等就学，并且为男女双方的自由恋爱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环境。自由社交的出现能够实现男性和女性的精神性友谊，与传统男女双方的肉欲结合有所不同。在当前的大社会背景下，“贞操观念”并没有完全褪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淫荡少年”的欺骗，受众的女性会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杨联芬指出女性的身体主权还是被男性掌控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主掌控，这是作者从性别视角进行的深入分析和阐述，她指出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现代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被男性所主导，这就使得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如果这种不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那么男性提出来的一些话语，虽然看起来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真正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
社交公开虽然为现代恋爱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能够有效解除没有爱的婚姻关系，强调婚姻以恋爱为基础，认定为“道德的”婚姻，要解决恋爱自由带来的问题，就一定要实现自由离婚。自由离婚的提出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让女性也能够与男性一样享有解除婚姻的权利，将捆绑在婚姻制度中的女性解放出来，实现个人解放，这其实也是女性解放的一种重要体现。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现实中一般提出离婚的男性更多，在作者讨论的那个时代，由于中国女学发生比较晚，因此读书的女性比较少，大多数的女子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因此离婚也主要是由男性提出，这就是杨联芬提出来的“无名”被弃。作者从双焦的视点深入分析和考察了转型时代新旧两个世界的女性，追求自由离婚的平等最终的效果并没有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 杨联芬认为吴自芳是出于旧秩序中的新女性，具有现代性，她能够智慧地抵制轻浮的新女性入侵家庭，体现出和“新道德”一致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超越了旧道德范式。吴自芳是戏剧塑造的理想形象，杨联芬认为如果吴自芳的形象成立，那么她代表的就是旧文化生长出来的新女性，但是她的“新”不是将传统道德抛弃，而是一种具有兼容性不偏执于一端的“新”，不具有反叛、出走等特性。
二、浪漫的中国——激进思潮中的女性解放
“浪漫”是《浪漫的中国》的核心关键词语，作者用浪漫这两个字来统领全书，但是作者提出来的浪漫并不是西方浪漫主义所强调的浪漫，其具有感性的抒情含义，是作者对现代历史理想化和主观化的概念，同时也是对革命时代激进文化思潮的重要概括。在《浪漫的中国：一种文化视角的考察》中，杨联芬介绍了“浪漫”作为新词的引入和发展，主旨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抗，也是对唯物主义的思考，涉及文学、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在革命阵营里，恋爱成为革命的负面因素，因此浪漫也成为讽刺的词语，浪漫这个词语在现代中国命运的沉浮与这个词语本身概念的两歧性有关。杨联芬使用“浪漫”这个词语来对全书进行统摄，是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对女性解放进行讨论，包括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而女性解放也是20世纪革命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杨联芬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领域来发现女性和革命的交叉点的，包括婚姻、恋爱、家庭等，具有情感性和隐秘性，其革命的激情主义以及理想主义都具有浪漫的色彩。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浪漫主义是典型的特征，而在书名中采用“浪漫”则是作者自己的感性体会和观察。
近代以来，女性解放和民族国家具有深切的同构性，杨联芬认为女性和革命在清末到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存在着互相发展和互为因果的依存关系。革命本身就将妇女解放当成一种合法的需求，而革命的激进方式也让女性不需要遵循男外女内、三从四德等传统的规范，诉求也从兴女学、不缠足等较低的诉求转变为更高的诉求，包括男女同学、男女恋爱、婚姻自由等，从中也可以看出是革命为女性解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通道，但是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清末以及民国初期，“国民母”的说法非常流行，其揭示了女性解放和保国强种的意义，在女权话语中非常频繁地出现侠女、英雄以及女杰等刚强的女性形象，是从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角度提出来的，并且女性也认同这种设定。因此，杨联芬认为女性解放一定要时刻重新确定起点，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都不一样了，因此要不断探索女性解放之路。《浪漫的中國》一书中指出男女的社交公开虽然本身是为了提倡男女平等而提出来的，并且在实践中也的确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权利，其中最为凸显的就是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实现男女同校，试图以此来将男性和女性之间平等的障碍消除。社交公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作者在肯定这种价值时，也结合一些真实的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真实的女性自杀事件以及相似的文学作品，作者提出在社交公开的过程中，实质上只有女性的身体是被公开的，但是女性身体的主权并没有把握在自己的手里，男权社会依然主宰着女性的身体，而这种社交公开最终还可能会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痛苦，而自杀就是最为常见的结果。作者不仅从社交公开阐述了女性在性别解放过程中面临的遭遇，同时还从自由离婚这个角度进行分析，自由离婚看似给了女性选择结束自己不幸婚姻的权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接受的教育是不平等的，因此自由离婚也很难真正实现女性的平等，甚至还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自由离婚依然摆脱不了男权的主宰，更多的是男子主动向女子解除婚姻，这种离婚自由给了男性更多的选择，女性面临着被随意抛弃的危险，这对于女性来说，遭受着更大的痛苦。自由离婚并没有真正让旧式的妻子改变，反而让女性陷入了沉陷恋爱的新危险。作者对这样的“新女性”给予了非常深切的关怀，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对这种关系进行阐述，而是结合大量的事实，考据了大量的证据来将历史内部的冲突和紧张呈现出来。作者认为，虽然自由离婚、社交公开等的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解放，让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有很多的女性面临着新的不幸，而作者思考的是怎样去看待这些不幸的个体生命。虽然作者在书的最后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可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作者作为人文学者保持着不断的思考和追问。《浪漫的中国》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怀，但是作者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作者的很多看法和观点都比较保守，而且是自己的直观感受。
三、结语
《浪漫的中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对中国现代历程进行审视，将固有革命叙述脉络中被压抑和忽视的声音释放，对家庭、母性的重提以及对弃儿、弃妇等的关注都是在反思女性解放。《浪漫的中国》是中国文化、伦理以及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方式，让中国在激情四射以及躁动不安的状态中走向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钟媛.评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主义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2）.
[2] 王今.评《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J]. 新文学评论， 2019（2）.
[3] 叶隽.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女性世界与浪漫之思——读杨联芬《浪漫的中国》[J]. 文艺争鸣， 2020，11（8）.
[4] 樊宇婷. 去蔽与平衡——评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1）.
作 者： 武金兰，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浪漫主义特色 女性世界
引言
《浪漫的中国》这本书将“浪漫主义”作为线索来对新道德、新文化进入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理念过程中的“现代”转变进行了梳理，作者主要选择了1890—1940年这段时期的文学发展以及发展形态来展开，阐述了浪漫主义在中国革命以及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从浪漫到激进的整体趋势。“浪漫”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多种语义，具有多样性和统一性，需要将其放置在具体的语境观照中来解释和理解。《浪漫的中国》通过性别视角介入近现代革命的中国，对成长在新式学校并且接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觉悟女性进行讨论，她们崇尚新道德，是“新女性”，书籍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是中国现代性展开的问题。
一、《浪漫的中国》中的女性世界
《浪漫的中国》没有将启蒙经营阶层的“女界先进”作为讨论的队形，而是主要讨论“新女性”，也就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并崇尚新道德的女性，从和日常生活关系非常紧密的私人领域出发来考察现代性发生在和每个人相关的微观领域中的个体的不同遭际以及面临的冲突，以恋爱作为原点和关键词，以社交公开、离婚自由、家庭、新旧伦理等问题作为切入点。书籍非常关注女性的声音和体验，从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关注女性，这种主要对女性体验的研究注重的是等级制度意向关系的建构，更加注重的是女性和自己以及他人的网络关系的建立，体现的是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浪漫的中国》从女性的视角来对革命进行审视，结合实践领域来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女性解放进行深入剖析，涉及的内容是人们所非常熟悉的，包括恋爱、母性论以及家庭等，看起来与人们提倡的女性解放不一样，没有从脱离家庭这个视角来倡导女性解放，而是强调女性在获得平等的人格之后，女性的母性能够被实现与尊重。在整个对女性解放探索的过程中，女性从家庭的附属以及男性的附属中争取人格上的平等，呼吁女性权利和男性权利的平等，但是由于女性解放很多都是从男性逻辑提出来的，因此最终追求的是要从男性革命的逻辑脱离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同时实现和保全了父权的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就是指母性与母职被尊重与实现。
一直以来由于受到书写权利的掌控，人们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基本都带有非常浓厚的父权色彩，《浪漫的中国》则是在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从性别视角来叙述，细微地观照了容易被男性叙述史所忽视的女性，对这些女性的日常行为、生活困境以及判断等进行细微审视。从性别视角来分析，与以往以总体话语的角度看待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历史，层层翻开历史进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视点。“恋爱”是和性别解放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现代词语，而《浪漫的中国》也是从“恋爱”这个话题入手来进行考察，采用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关键词以及新名词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细致梳理，从多个方面揭示了“恋爱”这个词语的现代性的内涵，并且具有个人人格自由的内涵，并明确指出“恋爱”这个词语和平时大众媒介中人们所说的“恋爱”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大众媒介认为“恋爱”就是男女之私。“恋爱自由”和“恋爱底自由”是属于不同的概念，其中“恋爱底自由”属于自由主义，要求灵肉一致，“恋爱自由”强调的是肉欲的大解放，能够实现对“灵”的枷锁的完全摆脱。虽然《浪漫的中国》第一章主要是对“恋爱”这一关键词进行梳理，但是将其作为问题源头的词汇能够将后面讨论的所有的话题都牵引出来。人们提倡恋爱自由，这让年轻的女性能够从旧婚姻和旧道德中走出来，体现了女性的解放。女性在追求自由恋爱，这种意识越来越热烈，但是这种激进实质上最终受益的依然是男性，女性同样需要面临着一些个人灾难，这也成为一种新的矛盾。受到女性解放理念的鼓动，女性想要摆脱家庭去走向社会，成为独立的女性，但是从事实来看，女性的物质独立性和见识独立性不足，这使得她们没有摆脱家庭的勇气，并且社会也并没有对女性理想付诸实践的伦理积淀以及制度保障进行呵护与保障，依然有很多女性成为自由恋爱的牺牲品。当女性盲目追求恋爱自由，盲目趋势，往往会受到伤害，杨联芬通过这种现象开始对现阶段的女性解放的观念提出质疑，并高度关注在现代革命运动中的这些处于弱势的群体。在第一章，杨联芬就明确了自己的书写姿态和叙述模式，一方面从现代性的主线性进行叙述，另一方面则又从性别视域下的理想和实践的冲突入手，从对立面不断提出质疑，来和现代性的主线进行交锋。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由恋爱”这个新名词也逐渐变成了时代的关键词，这个时候就提出了恋爱诞生的条件的要求，那就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促进了女性和男性的平等，双方能够平等就学，并且为男女双方的自由恋爱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和环境。自由社交的出现能够实现男性和女性的精神性友谊，与传统男女双方的肉欲结合有所不同。在当前的大社会背景下，“贞操观念”并没有完全褪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淫荡少年”的欺骗，受众的女性会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杨联芬指出女性的身体主权还是被男性掌控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主掌控，这是作者从性别视角进行的深入分析和阐述，她指出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现代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被男性所主导，这就使得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如果这种不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那么男性提出来的一些话语，虽然看起来是平等的，但是在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真正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
社交公开虽然为现代恋爱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能够有效解除没有爱的婚姻关系，强调婚姻以恋爱为基础，认定为“道德的”婚姻，要解决恋爱自由带来的问题，就一定要实现自由离婚。自由离婚的提出赋予了女性更多的权利，让女性也能够与男性一样享有解除婚姻的权利，将捆绑在婚姻制度中的女性解放出来，实现个人解放，这其实也是女性解放的一种重要体现。但是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现实中一般提出离婚的男性更多，在作者讨论的那个时代，由于中国女学发生比较晚，因此读书的女性比较少，大多数的女子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因此离婚也主要是由男性提出，这就是杨联芬提出来的“无名”被弃。作者从双焦的视点深入分析和考察了转型时代新旧两个世界的女性，追求自由离婚的平等最终的效果并没有真正实现女性的解放。 杨联芬认为吴自芳是出于旧秩序中的新女性，具有现代性，她能够智慧地抵制轻浮的新女性入侵家庭，体现出和“新道德”一致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超越了旧道德范式。吴自芳是戏剧塑造的理想形象，杨联芬认为如果吴自芳的形象成立，那么她代表的就是旧文化生长出来的新女性，但是她的“新”不是将传统道德抛弃，而是一种具有兼容性不偏执于一端的“新”，不具有反叛、出走等特性。
二、浪漫的中国——激进思潮中的女性解放
“浪漫”是《浪漫的中国》的核心关键词语，作者用浪漫这两个字来统领全书，但是作者提出来的浪漫并不是西方浪漫主义所强调的浪漫，其具有感性的抒情含义，是作者对现代历史理想化和主观化的概念，同时也是对革命时代激进文化思潮的重要概括。在《浪漫的中国：一种文化视角的考察》中，杨联芬介绍了“浪漫”作为新词的引入和发展，主旨是对理性主义传统的反抗，也是对唯物主义的思考，涉及文学、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在革命阵营里，恋爱成为革命的负面因素，因此浪漫也成为讽刺的词语，浪漫这个词语在现代中国命运的沉浮与这个词语本身概念的两歧性有关。杨联芬使用“浪漫”这个词语来对全书进行统摄，是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对女性解放进行讨论，包括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而女性解放也是20世纪革命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杨联芬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领域来发现女性和革命的交叉点的，包括婚姻、恋爱、家庭等，具有情感性和隐秘性，其革命的激情主义以及理想主义都具有浪漫的色彩。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浪漫主义是典型的特征，而在书名中采用“浪漫”则是作者自己的感性体会和观察。
近代以来，女性解放和民族国家具有深切的同构性，杨联芬认为女性和革命在清末到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存在着互相发展和互为因果的依存关系。革命本身就将妇女解放当成一种合法的需求，而革命的激进方式也让女性不需要遵循男外女内、三从四德等传统的规范，诉求也从兴女学、不缠足等较低的诉求转变为更高的诉求，包括男女同学、男女恋爱、婚姻自由等，从中也可以看出是革命为女性解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通道，但是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清末以及民国初期，“国民母”的说法非常流行，其揭示了女性解放和保国强种的意义，在女权话语中非常频繁地出现侠女、英雄以及女杰等刚强的女性形象，是从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角度提出来的，并且女性也认同这种设定。因此，杨联芬认为女性解放一定要时刻重新确定起点，因为时代背景不一样，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都不一样了，因此要不断探索女性解放之路。《浪漫的中國》一书中指出男女的社交公开虽然本身是为了提倡男女平等而提出来的，并且在实践中也的确为女性争取了更多的权利，其中最为凸显的就是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实现男女同校，试图以此来将男性和女性之间平等的障碍消除。社交公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作者在肯定这种价值时，也结合一些真实的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真实的女性自杀事件以及相似的文学作品，作者提出在社交公开的过程中，实质上只有女性的身体是被公开的，但是女性身体的主权并没有把握在自己的手里，男权社会依然主宰着女性的身体，而这种社交公开最终还可能会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痛苦，而自杀就是最为常见的结果。作者不仅从社交公开阐述了女性在性别解放过程中面临的遭遇，同时还从自由离婚这个角度进行分析，自由离婚看似给了女性选择结束自己不幸婚姻的权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接受的教育是不平等的，因此自由离婚也很难真正实现女性的平等，甚至还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自由离婚依然摆脱不了男权的主宰，更多的是男子主动向女子解除婚姻，这种离婚自由给了男性更多的选择，女性面临着被随意抛弃的危险，这对于女性来说，遭受着更大的痛苦。自由离婚并没有真正让旧式的妻子改变，反而让女性陷入了沉陷恋爱的新危险。作者对这样的“新女性”给予了非常深切的关怀，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对这种关系进行阐述，而是结合大量的事实，考据了大量的证据来将历史内部的冲突和紧张呈现出来。作者认为，虽然自由离婚、社交公开等的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解放，让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有很多的女性面临着新的不幸，而作者思考的是怎样去看待这些不幸的个体生命。虽然作者在书的最后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可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作者作为人文学者保持着不断的思考和追问。《浪漫的中国》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的同情和关怀，但是作者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作者的很多看法和观点都比较保守，而且是自己的直观感受。
三、结语
《浪漫的中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对中国现代历程进行审视，将固有革命叙述脉络中被压抑和忽视的声音释放，对家庭、母性的重提以及对弃儿、弃妇等的关注都是在反思女性解放。《浪漫的中国》是中国文化、伦理以及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方式，让中国在激情四射以及躁动不安的状态中走向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钟媛.评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主义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2）.
[2] 王今.评《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J]. 新文学评论， 2019（2）.
[3] 叶隽.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女性世界与浪漫之思——读杨联芬《浪漫的中国》[J]. 文艺争鸣， 2020，11（8）.
[4] 樊宇婷. 去蔽与平衡——评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1）.
作 者： 武金兰，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