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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漆鲁鱼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立志一定要找到党组织。1935年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漆鲁鱼，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落入敌手。在监狱里，他与敌人斗智得以脱险，几个月后出狱。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从江西到广东，又从广东到上海，千里行乞寻找党组织。后来，他又从上海回到家乡四川江津，寻找自己当年在江津入党时联系人未果，只好又辗转到重庆继续找党。历尽艰难困苦，漆鲁鱼始终没有动摇革命信念，800多天后，他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党史上留下了一段千里找党的佳话。
辗转千里一路行乞苦寻党组织
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李市镇人，是漆南薰烈士（曾任《新蜀报》主笔，牺牲于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漆鲁鱼赴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前夕，因陈毅身负重伤，中央决定漆鲁鱼兼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留下护理陈毅。红军长征后，漆鲁鱼在敌人的数次“围剿”中与部队走散，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落入敌手。在敌人审讯时，漆鲁鱼急中生智，辩称自己是一个曾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敌人将信将疑，带来病员叫他诊断。漆鲁鱼熟练地给病人诊断一番，并用英文娴熟地开出处方。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他的什么把柄，几个月后将他释放。
1935年5月，从监狱出来的漆鲁鱼急于找到党组织。可是，此时党中央和红军已经长征，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漆鲁鱼决定到广东省兴宁县去找曾共过事的战友老蔡同志，想通过这个关系找到党。
1935年盛夏，漆鲁鱼从江西瑞金出发，风餐露宿，一路乞讨，徒步800余里辗转来到广东兴宁，但没能找到老蔡。他又一路行乞来到400多里外的汕头，希望能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秘密交通站与党取得联系。然而，该联络站已经撤销，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也不知去向。
思来想去，“只有回上海找党了”。于是，漆鲁鱼依靠汕头一家慈善机构的帮助，以难民身份上了一艘去上海的轮船。他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到达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然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沉寂状态。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漆鲁鱼连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能找到。走投无路之时，他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找到鲁迅先生身上，便坚持在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一带乞讨，盼望能与鲁迅先生相遇。然而，两个月过去了，他仍未能如愿。长期的乞讨生活，使漆鲁鱼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两眼深陷、枯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
1935年11月，正当漆鲁鱼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时，有一天他在北四川路遇到一个老同学——复旦大学何鸣九教授，他才有了转机。何鸣九教授思想倾向进步，将漆鲁鱼接到家中，让他休养，还帮他与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堂兄已脱党，漆鲁鱼得知情况后非常失望。
在重庆开展进步活动以引起党的注意
在上海，漆鲁鱼预感到要在这里找到党组织一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结束半年多的乞讨生涯，于1935年年底回到老家四川江津，寻找他当年在江津入党时的关系人。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党的“左”倾错误，致使重庆地区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在江津，漆鲁鱼没有找到党组织。
一天找不到党就一天不甘心。1936年2月，漆鲁鱼离开家乡来到重庆，继续寻找党。
漆鲁鱼到重庆后，暂时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遗孀家里。漆鲁鱼秉持坚决要找到党的信念，自觉开展起进步活动。他敏锐地注意到《商务日报》的进步倾向，便试着向它投稿，很快崭露头角。不久，漆鲁鱼成为《商务日报》撰稿人，并结识了进步人士温嗣翔及甘道生、侯野君、刘传等进步知识青年。他从温嗣翔等人口中了解到，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便决定以行动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
其时，重庆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是青年团重庆地委第一任书记的周钦岳，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重回《新蜀报》出任总经理。漆鲁鱼托叔母介绍与周钦岳认识，得以被《新蜀报》聘为主笔。此后，他经常在报上发表主张抗日救亡的文章，进行爱国思想宣传。他与在投稿中结识的一批进步青年筹划以《商务日报》《新蜀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为阵地，团结和聚集一批失去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一个秘密救亡团体。
1936年6月，漆鲁鱼仿效上海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组建了“重庆各界救国会”。救国会积极开展活动，逐步发展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800多天后如愿回到党的怀抱
在漆鲁鱼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的注意。
张曙时是1935年年初，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四川做刘湘统战工作的。1936年9月下旬，他从成都秘密来到重庆，对漆鲁鱼领导的重庆救国会的活动表示赞赏，派人对漆鲁鱼进行考察。
与党失去联系许久的漆鲁鱼，终于看到了重回组织的希望。他将重庆救国会自觉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聚集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骨干，为中共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恢复并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央非常关注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1937年10月，张曙时派人来到重庆，协助刚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对漆鲁鱼等人进行了审查。经审查清楚后，批准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至此，在奋斗了800多个日夜后，漆鲁鱼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而漆鲁鱼所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为抗战初期重庆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基础。
张曙时不仅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还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这标志着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自1935年被破坏后，开始得到恢复。
1937年12月，经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被任命为书记。重庆市工委，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直接领导和推动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共川康特别区委员会和中共川东特别区委员会。漆鲁鱼出任中共川东特委宣传部部长。到1939年10月，中共川東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此后，漆鲁鱼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74年，漆鲁鱼在成都逝世。
辗转千里一路行乞苦寻党组织
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李市镇人，是漆南薰烈士（曾任《新蜀报》主笔，牺牲于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漆鲁鱼赴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前夕，因陈毅身负重伤，中央决定漆鲁鱼兼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留下护理陈毅。红军长征后，漆鲁鱼在敌人的数次“围剿”中与部队走散，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落入敌手。在敌人审讯时，漆鲁鱼急中生智，辩称自己是一个曾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敌人将信将疑，带来病员叫他诊断。漆鲁鱼熟练地给病人诊断一番，并用英文娴熟地开出处方。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他的什么把柄，几个月后将他释放。
1935年5月，从监狱出来的漆鲁鱼急于找到党组织。可是，此时党中央和红军已经长征，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漆鲁鱼决定到广东省兴宁县去找曾共过事的战友老蔡同志，想通过这个关系找到党。
1935年盛夏，漆鲁鱼从江西瑞金出发，风餐露宿，一路乞讨，徒步800余里辗转来到广东兴宁，但没能找到老蔡。他又一路行乞来到400多里外的汕头，希望能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秘密交通站与党取得联系。然而，该联络站已经撤销，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也不知去向。
思来想去，“只有回上海找党了”。于是，漆鲁鱼依靠汕头一家慈善机构的帮助，以难民身份上了一艘去上海的轮船。他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到达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然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党组织的活动处于沉寂状态。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漆鲁鱼连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能找到。走投无路之时，他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找到鲁迅先生身上，便坚持在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一带乞讨，盼望能与鲁迅先生相遇。然而，两个月过去了，他仍未能如愿。长期的乞讨生活，使漆鲁鱼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两眼深陷、枯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
1935年11月，正当漆鲁鱼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时，有一天他在北四川路遇到一个老同学——复旦大学何鸣九教授，他才有了转机。何鸣九教授思想倾向进步，将漆鲁鱼接到家中，让他休养，还帮他与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堂兄已脱党，漆鲁鱼得知情况后非常失望。
在重庆开展进步活动以引起党的注意
在上海，漆鲁鱼预感到要在这里找到党组织一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结束半年多的乞讨生涯，于1935年年底回到老家四川江津，寻找他当年在江津入党时的关系人。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以及党的“左”倾错误，致使重庆地区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在江津，漆鲁鱼没有找到党组织。
一天找不到党就一天不甘心。1936年2月，漆鲁鱼离开家乡来到重庆，继续寻找党。
漆鲁鱼到重庆后，暂时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遗孀家里。漆鲁鱼秉持坚决要找到党的信念，自觉开展起进步活动。他敏锐地注意到《商务日报》的进步倾向，便试着向它投稿，很快崭露头角。不久，漆鲁鱼成为《商务日报》撰稿人，并结识了进步人士温嗣翔及甘道生、侯野君、刘传等进步知识青年。他从温嗣翔等人口中了解到，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便决定以行动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
其时，重庆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是青年团重庆地委第一任书记的周钦岳，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重回《新蜀报》出任总经理。漆鲁鱼托叔母介绍与周钦岳认识，得以被《新蜀报》聘为主笔。此后，他经常在报上发表主张抗日救亡的文章，进行爱国思想宣传。他与在投稿中结识的一批进步青年筹划以《商务日报》《新蜀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为阵地，团结和聚集一批失去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一个秘密救亡团体。
1936年6月，漆鲁鱼仿效上海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正式组建了“重庆各界救国会”。救国会积极开展活动，逐步发展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800多天后如愿回到党的怀抱
在漆鲁鱼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的注意。
张曙时是1935年年初，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四川做刘湘统战工作的。1936年9月下旬，他从成都秘密来到重庆，对漆鲁鱼领导的重庆救国会的活动表示赞赏，派人对漆鲁鱼进行考察。
与党失去联系许久的漆鲁鱼，终于看到了重回组织的希望。他将重庆救国会自觉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聚集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骨干，为中共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恢复并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央非常关注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1937年10月，张曙时派人来到重庆，协助刚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对漆鲁鱼等人进行了审查。经审查清楚后，批准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至此，在奋斗了800多个日夜后，漆鲁鱼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而漆鲁鱼所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为抗战初期重庆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基础。
张曙时不仅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还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这标志着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自1935年被破坏后，开始得到恢复。
1937年12月，经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被任命为书记。重庆市工委，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直接领导和推动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共川康特别区委员会和中共川东特别区委员会。漆鲁鱼出任中共川东特委宣传部部长。到1939年10月，中共川東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此后，漆鲁鱼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74年，漆鲁鱼在成都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