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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車水馬龍的水坑尾街折而向西,踏上一條紀念伯多祿的旅程……伯多祿出生於1842年,是第二代土生葡人。西元1885年,伯多祿出任澳門第一任華務局局長;到了1942年6月,為了紀念他誕生100周年,澳葡政府把白馬行街更名為伯多祿局長街。這原本是一條古老的街道,也曾是澳門第一條水泥馬路,如今用黑白石子譜寫著葡萄牙的迷人旋律,慢慢踱行於此,不由想起這位開拓者的漫漫人生路——這條路,註定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
一個十四歲的頑皮少年,隨著父親穿過熙熙攘攘的人流,好奇的目光卻停留在一幅白馬廣告畫上。那一匹矯健的白馬呀,眼看就要騰空躍起,化龍而去。這是一家名叫渣甸洋行的英國洋酒公司,而這條街就因為這幅畫被稱為白馬行街。少年隨父親越過玫瑰聖母堂,越過崗頂前地,來到聖若瑟修院的神父面前。神父和藹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少年挺了挺胸,答道:“伯多祿!”神父又關切地問道:“讀過幾年書?”少年愣了一下,瞥了一眼父親,低下頭小聲說道:“沒有……”神父歎了一口氣,無言……
當時,一個青年人要在澳門受教育是不容易的。因為澳門受到葡萄牙國令的影響,當時幾乎驅逐了所有身兼教職的傳教士。
伯多祿是幸運的,他的時代,正值聖若瑟修院漢語教學的黃金時代。他的老師是著名漢學家江沙維的弟子們,那是一支參與編纂了五部大字典的光榮隊伍。而伯多祿也不負眾望,成為該院自創立以來最出色的學員。伯多祿在聖若瑟修院求學九年,他如饑似渴地鑽研著,葡萄牙語得心應手的同時,他更陶醉於美麗的漢語了。那些如同一個個繁星一樣的方塊字,不知璀璨了多少伯多祿不眠的夜晚;而那些官話、廣東話的迷人聲調,如同黃河、珠江之水滋潤著伯多祿的心田。
伯多祿一生致力於推廣中華文化,在日常繁重的翻譯工作之外,教育事業始終是他生命中的鹽分,須臾不可或缺。他一度兼教五所學校的中文,既有華務局本身的學校,還有聖若瑟修院、聖羅撒葡文女校、官立小學和商業學校。為了更好地促進葡萄牙人學習漢語,他編寫了很多書籍,如《葡文及中文的知識課程》、《漢語實用語法》、《漢語初階》、《漢語讀寫手冊》、《國文教科書》、《教話指南》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數他翻譯的《聖喻廣訓》。這是一本巨著,是真正的儒家教育手冊,由清朝開國皇帝順治編撰,並由康熙和雍正繼續增訂,用以教化當時的民眾。正是透過這個譯本,葡萄牙人第一次透徹地領悟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精髓。
即使是在風燭殘年、疾患纏身之際,伯多祿也諄諄告誡土生葡人一定要瞭解澳門,瞭解中國。他擲地有聲地道:“我們怎麼可以不瞭解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呢?我們不僅要瞭解中國人舉行婚禮時候所用的龍鳳通書、鵝籠酒盒,更要瞭解他們的思想,理解他們思想的主要源泉——孔子和儒家!”正是對中華文化的一往情深,使伯多祿成長為澳門土生葡人中對漢語研究最為精細、最有系統的專家學者之一。
伯多祿逝世於1912年,他的墓碑上公正地鐫刻著如下的碑文:他為澳門貢獻良多,其一生所為對澳門均是有利的,所以當受讚揚。
2012年,伯多祿逝世100周年的日子。斯人已逝,風範長存。踏跡伯多祿局長街,清風在耳畔輕輕地吟唱,宛如遙遠的天際飄來一縷“法多”(Fado)的歌音。我悠然地想像,伯多祿這位偉大的先驅者,就像南海之濱的燕子,在澳門翩然地飛過;然後留下一片廣袤的天空,呼喚著更多的追隨者快樂地翱翔。
一個十四歲的頑皮少年,隨著父親穿過熙熙攘攘的人流,好奇的目光卻停留在一幅白馬廣告畫上。那一匹矯健的白馬呀,眼看就要騰空躍起,化龍而去。這是一家名叫渣甸洋行的英國洋酒公司,而這條街就因為這幅畫被稱為白馬行街。少年隨父親越過玫瑰聖母堂,越過崗頂前地,來到聖若瑟修院的神父面前。神父和藹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少年挺了挺胸,答道:“伯多祿!”神父又關切地問道:“讀過幾年書?”少年愣了一下,瞥了一眼父親,低下頭小聲說道:“沒有……”神父歎了一口氣,無言……
當時,一個青年人要在澳門受教育是不容易的。因為澳門受到葡萄牙國令的影響,當時幾乎驅逐了所有身兼教職的傳教士。
伯多祿是幸運的,他的時代,正值聖若瑟修院漢語教學的黃金時代。他的老師是著名漢學家江沙維的弟子們,那是一支參與編纂了五部大字典的光榮隊伍。而伯多祿也不負眾望,成為該院自創立以來最出色的學員。伯多祿在聖若瑟修院求學九年,他如饑似渴地鑽研著,葡萄牙語得心應手的同時,他更陶醉於美麗的漢語了。那些如同一個個繁星一樣的方塊字,不知璀璨了多少伯多祿不眠的夜晚;而那些官話、廣東話的迷人聲調,如同黃河、珠江之水滋潤著伯多祿的心田。
伯多祿一生致力於推廣中華文化,在日常繁重的翻譯工作之外,教育事業始終是他生命中的鹽分,須臾不可或缺。他一度兼教五所學校的中文,既有華務局本身的學校,還有聖若瑟修院、聖羅撒葡文女校、官立小學和商業學校。為了更好地促進葡萄牙人學習漢語,他編寫了很多書籍,如《葡文及中文的知識課程》、《漢語實用語法》、《漢語初階》、《漢語讀寫手冊》、《國文教科書》、《教話指南》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數他翻譯的《聖喻廣訓》。這是一本巨著,是真正的儒家教育手冊,由清朝開國皇帝順治編撰,並由康熙和雍正繼續增訂,用以教化當時的民眾。正是透過這個譯本,葡萄牙人第一次透徹地領悟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精髓。
即使是在風燭殘年、疾患纏身之際,伯多祿也諄諄告誡土生葡人一定要瞭解澳門,瞭解中國。他擲地有聲地道:“我們怎麼可以不瞭解自己腳下的這塊土地呢?我們不僅要瞭解中國人舉行婚禮時候所用的龍鳳通書、鵝籠酒盒,更要瞭解他們的思想,理解他們思想的主要源泉——孔子和儒家!”正是對中華文化的一往情深,使伯多祿成長為澳門土生葡人中對漢語研究最為精細、最有系統的專家學者之一。
伯多祿逝世於1912年,他的墓碑上公正地鐫刻著如下的碑文:他為澳門貢獻良多,其一生所為對澳門均是有利的,所以當受讚揚。
2012年,伯多祿逝世100周年的日子。斯人已逝,風範長存。踏跡伯多祿局長街,清風在耳畔輕輕地吟唱,宛如遙遠的天際飄來一縷“法多”(Fado)的歌音。我悠然地想像,伯多祿這位偉大的先驅者,就像南海之濱的燕子,在澳門翩然地飛過;然後留下一片廣袤的天空,呼喚著更多的追隨者快樂地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