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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人民之命，辅佐、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时听到这些话，我真的激动了好几天。凭着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不仅是对上海说的，而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按照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解放日报》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负责人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
“皇甫平”应运而生
开篇文章，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17年前却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后来被广为援引的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此文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同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对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些同志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要委婉一些。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就是因为文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
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取名“皇甫平”。人们一般把“皇甫平”当做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当时取这个署名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难忘激烈交锋年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
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的作者是谁。《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问是不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全国不少省、区、市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好几家外国媒体的驻华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就在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在列举了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海外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
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还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批判“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皇甫平”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和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以及我为何不事前送审而以署名文章发表的考虑。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都没有对文章本身提出意见。
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宣传邓小平思想没有错，终究会明辨是非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到上海视察，仍然严厉批评“皇甫平”文章搞乱了全党的思想。但是，有的中央领导到上海又明确支持“皇甫平”文章。他巧妙地说，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如1991年8月间，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第二天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一位市委主要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大音稀声扫阴霾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材料上看到，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人，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沪上一批坚持改革开放人士（有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对这份内参展开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地视察南方，足迹遍及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1992年2月4日，又一个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率先发表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文章，拉开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当时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各地报纸以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我们以“吉方平”署名，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论走向市场》《论加速发展》《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论“换脑筋”》四篇文章，为国内许多报纸、尤其是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中央大报所转载。■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全文约12000字，详见《财经网》“改革忆事”专题（http://www.caijing.com.cn/reform）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时听到这些话，我真的激动了好几天。凭着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不仅是对上海说的，而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按照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解放日报》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负责人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
“皇甫平”应运而生
开篇文章，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17年前却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后来被广为援引的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此文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同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对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些同志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要委婉一些。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就是因为文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
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取名“皇甫平”。人们一般把“皇甫平”当做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当时取这个署名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难忘激烈交锋年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
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的作者是谁。《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问是不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全国不少省、区、市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好几家外国媒体的驻华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就在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在列举了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海外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
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还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批判“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皇甫平”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和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以及我为何不事前送审而以署名文章发表的考虑。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都没有对文章本身提出意见。
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宣传邓小平思想没有错，终究会明辨是非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到上海视察，仍然严厉批评“皇甫平”文章搞乱了全党的思想。但是，有的中央领导到上海又明确支持“皇甫平”文章。他巧妙地说，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如1991年8月间，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第二天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一位市委主要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大音稀声扫阴霾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材料上看到，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人，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沪上一批坚持改革开放人士（有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对这份内参展开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地视察南方，足迹遍及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1992年2月4日，又一个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率先发表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文章，拉开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当时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各地报纸以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我们以“吉方平”署名，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论走向市场》《论加速发展》《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论“换脑筋”》四篇文章，为国内许多报纸、尤其是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中央大报所转载。■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全文约12000字，详见《财经网》“改革忆事”专题（http://www.caijing.com.cn/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