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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的代表作《余震》以二十世纪唐山大地震为背景，叙述主人公王小灯因地震后母亲选择救弟弟、放弃她产生难以治愈的心灵创伤。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主人公未能得到治愈的创伤造成其成年后混沌的生活和婚姻状态，最终在社会的帮扶即心理医生的疏导下，以及与家人重建联系后才使得创伤治愈。主人公的创伤历程展示了个体受创者的心理创伤与疗愈困境，反映出作家将个体创伤的治愈寄希望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响应当下建设和谐社会中所倡导的人文关怀理念。
关键词：《余震》;创伤理论;创伤治愈
引言：
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张翎（1957— ）的代表作《余震》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并多次进入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发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1]小说《余震》记述了唐山大地震后主人公王小灯的心路成长历程。地震发生后，主人公因母亲选择救弟弟放弃自己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致使其成年后极度缺乏安全感，在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她而去后，自杀三次未遂，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心理咨询室，并在心理医生的协助下走出阴影，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与此同时主人公返回曾经的故乡，与家人重建联系，使得创伤得以治愈。作者通过王小灯这一角色揭示个体受创者在灾难发生后会产生难以弥补和愈合的身体及心灵创伤，进而探寻疗愈创伤的途径，响应了当下建设和谐社会中所倡导的人文关怀理念。
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创立的心理创伤理论，“创伤”不但是病理学术语，同时也是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术语。后者指“主体在灾难中遭受到一定的创伤，进而长期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致主体精神失常。”[2]20世纪后半叶，以美国越战后的反战运动为背景，依托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现代创伤理论研究应运而生，覆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吸引来自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者和心里学家的重视。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才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分析文学作品中。[3]美国当代著名创伤理论学家凯西·克鲁斯（Cathy Caruth，1950-2010）将“创伤”定义为“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或是对当时无法理解但日后不断以闪回、梦魇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回顾的事件的反应”，[4]此定义现已成为关于创伤理论最权威的界定。心理创伤是指由创伤性事件导致的强烈的情感反应，面对不曾预料的冲击，个体感受到无助、恐惧、失控及威胁。自然或人为的灾难都会导致创伤的形成，进而对个人产生巨大影响。《余震》这一小说讲述了地震发生后主人公的母亲选择救弟弟、放弃她的心理创伤经历，以及艰难的创伤治愈过程;因此，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该小说有着丰富的研究价值。然而，纵观前人的研究，大部分文献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实验的形式研究地震对受灾群众的心理影响以及追踪受创者的心理变化过程;亦或是专注于小说中人物的创伤经历及其后遗症反应，而弱化创伤治愈过程。因此，基于上述对创伤理论的论述以及对前人研究的概述，笔者拟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展示《余震》中个体的创伤经历以及创伤治愈的过程，展示创伤治愈的途径应为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进而响应当下的国家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一、《余震》中的创伤表征
该部小说以插叙的方式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书中共有两条主线：一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后主人公王小灯的生活;二是成年婚后的王小灯和丈夫及女儿在加拿大的生活。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创伤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主体童年期间经历事件的记忆、主体青春期即青少年时期经历事件的记忆和主体成年后期经历的事件触发其对之前事件的记忆。而在该小说中，主人公王小灯的创伤正是源自其童年时期经历的灾难。[5]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主人公王小灯和弟弟小达被压在同一块水泥板的两边，意味着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个可以活命。父亲已在地震中丧生，母亲李元妮万分悲痛，面对如此两难抉择，母亲最终决定救弟弟。于小灯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母亲的一个抉择便让她丧失生的希望，也让她对原生家庭充满失望甚至是怨恨。然而，她的生命并未在这场地震中终结，一阵昏迷过后小灯在尸体堆成的山上醒过来，相比精神上的创伤，肉体上的疼痛显得微不足道。而母亲放弃她选择救弟弟这一事件成为她一生都难以释怀的阴影。
创伤理论中的一个观点是，受创个体在受到创伤后可能会衍生出以下症状：麻痹、幻觉、人格分裂与解体、逃避等。[5]这一现象在王小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地震中生还后，她将心理上受到的创伤迁怒于任何和原生家庭有关的事物。她在尸体堆中醒过来，注意到自己还背着爸爸送给她的印有天安门图案的军绿色书包，之后她便站起来，扯下身上她曾经最喜爱的书包。但是由于书包带牢固地粘在她身上，女孩甚至弯下腰来想要把它咬断。仿佛是对待敌人的士兵，布带断了，女孩将书包揉在手里，像扔掉最讨厌的东西一样把书包甩了出去。”书包是勾起主人公回忆的物件，主人公触景生情，使她记起地震前后发生的事情，母亲的放弃导致她对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再有任何的爱意而是伤心失望以至于充满怨恨。在军队驻扎地中，被解救的王小灯拒绝谈论任何与原生家庭有关的话题，“别人无论问她叫什么，问她的父母叫什么，她都不说话。”[1]以及之后她被领养，问到关于亲生父母的事情，她都选择逃避，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连连否认。大学时期男友问及其家庭情况时，她的回答是“全家都在地震中喪生了，她成了孤儿”。[1]在心理学研究中，受创者偶尔会“情景再现”，仿佛自己再次处于危险之中，进而出现幻觉，意识模糊等症状，时常产生“触景生情”的痛苦，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被称为受创后精神紧张性障碍，脑海中不停地重现之前的灾难经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逐渐加重。[6]地震救援队在营救弟弟时将压在两人身上的水泥板撬开，水泥板偏向小灯所在的一边，她感觉脑袋上受到重重的一击。这一创伤性事件成为王小灯难以逃脱的梦魇记忆，在今后的生活中，她不断产生头痛的幻觉，甚至使其夜不能寐，无法维系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根据创伤理论，有些极端灾难性的创伤事件会给人的一生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创伤症状长时间无法缓解，受创者将会陷入沮丧和绝望，从而失去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婚后王小灯和丈夫以及女儿的相处方式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地震中所受的创伤一直在折磨着她，结婚后，她的头痛后遗症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她的头疼经常来的毫无预兆，她时常感觉到有人拿锤子砸她的脑袋，由于时常产生的这种幻觉，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了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1]童年时期母亲的抛弃摧毁了她的安全感，也使得她对周围的一切人和物都不再信任。在加拿大，丈夫与一位女画家合办了一所中文艺术学校，晚上经常留校工作，她便据此认定丈夫已出轨，并处处讥讽，最后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她打着爱的旗号偷偷查看女儿的日记，发现疑似早恋的痕迹便质问女儿最终导致女儿离家出走。最爱的人相继离她而去加重了其原有的创伤，王小灯在孤寂绝望中选择自杀。童年时期受到的严重心里创伤使她不再对任何人、任何事物抱有希望，唯有以死解脱。 二、《余震》中的创伤治愈
创伤绝不会因个体的规避而自动消失。“创伤必然地破坏了受害者过去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让他努力寻找全新的、更为可靠的意识形态来恢复受到创伤后的生活，使其变得更有意义”。[7]遭遇创伤后，受害者往往会努力寻找各种方法去战胜创伤症状。茱蒂丝·赫曼认为，心理创伤使人们丧失力量以及与他人的联系，因而治疗创伤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记忆重塑、叙述创伤经历和与他人交流。为此他提出了治愈创伤必经的三个阶段：“确立安全感，讲述创伤经历，以及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8]王小灯的创伤治愈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首先，受创者必须恢复力量、掌握主动权，他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思想，进而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身体，最后可以为自己构建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从而获取安全感。主人公三次试图自杀，但是最终又选择打电话呼救，并被送入心理咨询室;见到心理醫生沃尔佛后，王小灯立马对医生说出“救我”两个字。[1]三次呼救行为以及“救我”这虽微弱但有力的两个字折射出主人公对待其创伤的真实态度。纵使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面临难以忍受的痛苦，她也从未真正地想要放弃生活，而是在挣扎与徘徊的边缘寻找治愈创伤的途径。[9]丈夫和女儿是她仅有的亲人，他们的离去使她那仅有的安全感也荡然无存，此时的心理医生沃尔佛则成为她唯一的依靠，也是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沃尔佛医生的幽默风趣以及对她的关心和心理疏导让她渐渐卸下了防备;对生活的渴望有助于其配合医生的治疗，在客观帮助与主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小灯重新确立了安全感，这是其治愈创伤的第一步。
其次，创伤使人们变得沉默和呆滞，因而受创者必须通过将创伤事件重述给他人听，借此打破这一困境，重新获得生活的力量。[10]在沃尔佛对小灯进行心理疏导的过程中，他曾旁敲侧击地问起小灯创作的作品中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试图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分析其受创缘由，由此，小灯重新确立起的安全感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弗洛伊德发明的“谈话疗法”，“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协助受创者敞开心扉，在讲述受创过程中重新思考和审视自己的创伤经历，进而达到治愈创伤的目的。[11]出于对医生的信任，小灯在和沃尔佛医生交谈的过程中渐渐地打开心扉，愿意主动提及童年时期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她创伤治愈的最关键环节。尽管仍然拒绝将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和盘托出，但是相较之前的沉默和逃避，已然是很大的突破。此外，沃尔佛医生还在小灯生日当天为她准备了生日礼物，医生的这一行为进一步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使主人公放下戒备，坦白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即情愿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医生则劝告其正视过去才能够解决问题。医生的劝导帮助王小灯重新回忆并审视自己的创伤，她不再惧怕提到过去。
最后，创伤使人们感到无助和隔绝，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联系被创伤毁灭了;现在必须找到新的自我，建立新的联系，以恢复信任、安全、亲密感、身份等心理需求。通过自身努力和医生的帮助，小灯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观，由原来的失眠多梦到现在的安稳入睡。因此，最后一次见到沃尔佛医生的时候，本来只想回国取离婚材料的小灯也忽然打算回到唐山看一看。到了唐山后，她看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母亲在教弟弟的孩子们打扫卫生，而两个孩子的名字使得小灯心头一颤，他们被叫做“纪登”、“念登”，合在一起就是“纪念登”，而她之前的名字就是小登。一瞬间，她忽然明白原来自己的家人从没有放弃她，也没有忘记她，在母亲叫两个孩子的名字的瞬间，她内心的创伤逐渐愈合，并且重新建立起了与家庭的联系，找到了自我的身份。至此，王小灯的创伤得以治愈。
对于灾难中受到创伤的主人公王小灯而言，自我的救赎、社会的关怀以及家庭的温暖是创伤得以治愈的三个重要因素。自我的努力和救赎是治愈创伤最关键的环节;家是温馨的港湾，家人的依靠和帮扶为受创者提供一个可以肆意宣泄情愫的地方;社会的关怀是治愈创伤的重要因素，社会的鼓励帮助受创者重拾美好的回忆，进而使心灵得到治疗。[12]在“大家”和“小家”的共同关怀下，通过宣泄以及重新建立与他人的联系等方式，受创者得以解构迷失的自我，以乐观的心态去发现生活和世界的美。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给在灾难中饱受心理创伤的人提供的疗伤之道。
三、结语
华人女作家张翎的代表作《余震》关注灾难后个体受创者的心理创伤历程，聚焦人物的创伤经历与疗愈困境。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王小灯未能及时治愈的创伤严重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濒临崩溃的边缘不得不寻求外界帮助。而其心理创伤得以治愈则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主人公自身的挣扎与努力是治愈创伤的关键;心理医生的帮助和关心使其打开心扉，重审过去;重新与家人建立的联系使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最终得以治愈创伤。作者借王小灯这一人物揭示了灾难后个体受创者的心理创伤与疗愈困境，同时响应当下社会提出的人文关怀理念，呼吁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对灾难中的受创者给予关怀和照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张翎.余震[M].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10）.
[2]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04）：23-31.
[3] BALAEV M. The nature of trauma in American novels [M].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2.
[4]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4
[5]贾春霞.小说《中性》的创伤书写与创伤治愈——以创伤理论为视角[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69-71.
[6]郑亚捷.《远山淡影》中的战争创伤书写与代际差异[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5）：135-140.
[7]郭磊. 救赎之道：T.S.艾略特诗歌中的创伤主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3.
[8]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M]. New York： Basic， 1997.
[9]陈磊，于元元.韦瑟罗尔奶奶和孔塞普西翁的创伤治愈之路[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37（12）：116-120+143.
[10]苗琳.爱与拯救——《爱的历史》的创伤解读[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4（11）：89-92.
[11]步晓雯. 创伤·治愈·成长[D].山东师范大学，2019.
[12]朱桂成，彭莉莉.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创伤书写[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01）：85-88+92.
关键词：《余震》;创伤理论;创伤治愈
引言：
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张翎（1957— ）的代表作《余震》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并多次进入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发表，其影响力可见一斑。[1]小说《余震》记述了唐山大地震后主人公王小灯的心路成长历程。地震发生后，主人公因母亲选择救弟弟放弃自己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致使其成年后极度缺乏安全感，在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她而去后，自杀三次未遂，最后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心理咨询室，并在心理医生的协助下走出阴影，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与此同时主人公返回曾经的故乡，与家人重建联系，使得创伤得以治愈。作者通过王小灯这一角色揭示个体受创者在灾难发生后会产生难以弥补和愈合的身体及心灵创伤，进而探寻疗愈创伤的途径，响应了当下建设和谐社会中所倡导的人文关怀理念。
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创立的心理创伤理论，“创伤”不但是病理学术语，同时也是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术语。后者指“主体在灾难中遭受到一定的创伤，进而长期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严重时甚至可致主体精神失常。”[2]20世纪后半叶，以美国越战后的反战运动为背景，依托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现代创伤理论研究应运而生，覆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吸引来自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者和心里学家的重视。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才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分析文学作品中。[3]美国当代著名创伤理论学家凯西·克鲁斯（Cathy Caruth，1950-2010）将“创伤”定义为“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或是对当时无法理解但日后不断以闪回、梦魇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回顾的事件的反应”，[4]此定义现已成为关于创伤理论最权威的界定。心理创伤是指由创伤性事件导致的强烈的情感反应，面对不曾预料的冲击，个体感受到无助、恐惧、失控及威胁。自然或人为的灾难都会导致创伤的形成，进而对个人产生巨大影响。《余震》这一小说讲述了地震发生后主人公的母亲选择救弟弟、放弃她的心理创伤经历，以及艰难的创伤治愈过程;因此，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该小说有着丰富的研究价值。然而，纵观前人的研究，大部分文献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实验的形式研究地震对受灾群众的心理影响以及追踪受创者的心理变化过程;亦或是专注于小说中人物的创伤经历及其后遗症反应，而弱化创伤治愈过程。因此，基于上述对创伤理论的论述以及对前人研究的概述，笔者拟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展示《余震》中个体的创伤经历以及创伤治愈的过程，展示创伤治愈的途径应为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进而响应当下的国家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一、《余震》中的创伤表征
该部小说以插叙的方式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书中共有两条主线：一是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后主人公王小灯的生活;二是成年婚后的王小灯和丈夫及女儿在加拿大的生活。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创伤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主体童年期间经历事件的记忆、主体青春期即青少年时期经历事件的记忆和主体成年后期经历的事件触发其对之前事件的记忆。而在该小说中，主人公王小灯的创伤正是源自其童年时期经历的灾难。[5]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主人公王小灯和弟弟小达被压在同一块水泥板的两边，意味着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个可以活命。父亲已在地震中丧生，母亲李元妮万分悲痛，面对如此两难抉择，母亲最终决定救弟弟。于小灯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母亲的一个抉择便让她丧失生的希望，也让她对原生家庭充满失望甚至是怨恨。然而，她的生命并未在这场地震中终结，一阵昏迷过后小灯在尸体堆成的山上醒过来，相比精神上的创伤，肉体上的疼痛显得微不足道。而母亲放弃她选择救弟弟这一事件成为她一生都难以释怀的阴影。
创伤理论中的一个观点是，受创个体在受到创伤后可能会衍生出以下症状：麻痹、幻觉、人格分裂与解体、逃避等。[5]这一现象在王小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地震中生还后，她将心理上受到的创伤迁怒于任何和原生家庭有关的事物。她在尸体堆中醒过来，注意到自己还背着爸爸送给她的印有天安门图案的军绿色书包，之后她便站起来，扯下身上她曾经最喜爱的书包。但是由于书包带牢固地粘在她身上，女孩甚至弯下腰来想要把它咬断。仿佛是对待敌人的士兵，布带断了，女孩将书包揉在手里，像扔掉最讨厌的东西一样把书包甩了出去。”书包是勾起主人公回忆的物件，主人公触景生情，使她记起地震前后发生的事情，母亲的放弃导致她对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再有任何的爱意而是伤心失望以至于充满怨恨。在军队驻扎地中，被解救的王小灯拒绝谈论任何与原生家庭有关的话题，“别人无论问她叫什么，问她的父母叫什么，她都不说话。”[1]以及之后她被领养，问到关于亲生父母的事情，她都选择逃避，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连连否认。大学时期男友问及其家庭情况时，她的回答是“全家都在地震中喪生了，她成了孤儿”。[1]在心理学研究中，受创者偶尔会“情景再现”，仿佛自己再次处于危险之中，进而出现幻觉，意识模糊等症状，时常产生“触景生情”的痛苦，这种现象所导致的结果被称为受创后精神紧张性障碍，脑海中不停地重现之前的灾难经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逐渐加重。[6]地震救援队在营救弟弟时将压在两人身上的水泥板撬开，水泥板偏向小灯所在的一边，她感觉脑袋上受到重重的一击。这一创伤性事件成为王小灯难以逃脱的梦魇记忆，在今后的生活中，她不断产生头痛的幻觉，甚至使其夜不能寐，无法维系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根据创伤理论，有些极端灾难性的创伤事件会给人的一生带来严重的影响。如果创伤症状长时间无法缓解，受创者将会陷入沮丧和绝望，从而失去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婚后王小灯和丈夫以及女儿的相处方式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地震中所受的创伤一直在折磨着她，结婚后，她的头痛后遗症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她的头疼经常来的毫无预兆，她时常感觉到有人拿锤子砸她的脑袋，由于时常产生的这种幻觉，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丢失了一些听上去很不错的工作。”[1]童年时期母亲的抛弃摧毁了她的安全感，也使得她对周围的一切人和物都不再信任。在加拿大，丈夫与一位女画家合办了一所中文艺术学校，晚上经常留校工作，她便据此认定丈夫已出轨，并处处讥讽，最后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她打着爱的旗号偷偷查看女儿的日记，发现疑似早恋的痕迹便质问女儿最终导致女儿离家出走。最爱的人相继离她而去加重了其原有的创伤，王小灯在孤寂绝望中选择自杀。童年时期受到的严重心里创伤使她不再对任何人、任何事物抱有希望，唯有以死解脱。 二、《余震》中的创伤治愈
创伤绝不会因个体的规避而自动消失。“创伤必然地破坏了受害者过去对自己和世界的认知，让他努力寻找全新的、更为可靠的意识形态来恢复受到创伤后的生活，使其变得更有意义”。[7]遭遇创伤后，受害者往往会努力寻找各种方法去战胜创伤症状。茱蒂丝·赫曼认为，心理创伤使人们丧失力量以及与他人的联系，因而治疗创伤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记忆重塑、叙述创伤经历和与他人交流。为此他提出了治愈创伤必经的三个阶段：“确立安全感，讲述创伤经历，以及与他人重新建立联系”。[8]王小灯的创伤治愈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首先，受创者必须恢复力量、掌握主动权，他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思想，进而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身体，最后可以为自己构建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从而获取安全感。主人公三次试图自杀，但是最终又选择打电话呼救，并被送入心理咨询室;见到心理醫生沃尔佛后，王小灯立马对医生说出“救我”两个字。[1]三次呼救行为以及“救我”这虽微弱但有力的两个字折射出主人公对待其创伤的真实态度。纵使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面临难以忍受的痛苦，她也从未真正地想要放弃生活，而是在挣扎与徘徊的边缘寻找治愈创伤的途径。[9]丈夫和女儿是她仅有的亲人，他们的离去使她那仅有的安全感也荡然无存，此时的心理医生沃尔佛则成为她唯一的依靠，也是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沃尔佛医生的幽默风趣以及对她的关心和心理疏导让她渐渐卸下了防备;对生活的渴望有助于其配合医生的治疗，在客观帮助与主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小灯重新确立了安全感，这是其治愈创伤的第一步。
其次，创伤使人们变得沉默和呆滞，因而受创者必须通过将创伤事件重述给他人听，借此打破这一困境，重新获得生活的力量。[10]在沃尔佛对小灯进行心理疏导的过程中，他曾旁敲侧击地问起小灯创作的作品中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试图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分析其受创缘由，由此，小灯重新确立起的安全感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弗洛伊德发明的“谈话疗法”，“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协助受创者敞开心扉，在讲述受创过程中重新思考和审视自己的创伤经历，进而达到治愈创伤的目的。[11]出于对医生的信任，小灯在和沃尔佛医生交谈的过程中渐渐地打开心扉，愿意主动提及童年时期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她创伤治愈的最关键环节。尽管仍然拒绝将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和盘托出，但是相较之前的沉默和逃避，已然是很大的突破。此外，沃尔佛医生还在小灯生日当天为她准备了生日礼物，医生的这一行为进一步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使主人公放下戒备，坦白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即情愿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医生则劝告其正视过去才能够解决问题。医生的劝导帮助王小灯重新回忆并审视自己的创伤，她不再惧怕提到过去。
最后，创伤使人们感到无助和隔绝，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联系被创伤毁灭了;现在必须找到新的自我，建立新的联系，以恢复信任、安全、亲密感、身份等心理需求。通过自身努力和医生的帮助，小灯的精神状态大有改观，由原来的失眠多梦到现在的安稳入睡。因此，最后一次见到沃尔佛医生的时候，本来只想回国取离婚材料的小灯也忽然打算回到唐山看一看。到了唐山后，她看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母亲在教弟弟的孩子们打扫卫生，而两个孩子的名字使得小灯心头一颤，他们被叫做“纪登”、“念登”，合在一起就是“纪念登”，而她之前的名字就是小登。一瞬间，她忽然明白原来自己的家人从没有放弃她，也没有忘记她，在母亲叫两个孩子的名字的瞬间，她内心的创伤逐渐愈合，并且重新建立起了与家庭的联系，找到了自我的身份。至此，王小灯的创伤得以治愈。
对于灾难中受到创伤的主人公王小灯而言，自我的救赎、社会的关怀以及家庭的温暖是创伤得以治愈的三个重要因素。自我的努力和救赎是治愈创伤最关键的环节;家是温馨的港湾，家人的依靠和帮扶为受创者提供一个可以肆意宣泄情愫的地方;社会的关怀是治愈创伤的重要因素，社会的鼓励帮助受创者重拾美好的回忆，进而使心灵得到治疗。[12]在“大家”和“小家”的共同关怀下，通过宣泄以及重新建立与他人的联系等方式，受创者得以解构迷失的自我，以乐观的心态去发现生活和世界的美。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给在灾难中饱受心理创伤的人提供的疗伤之道。
三、结语
华人女作家张翎的代表作《余震》关注灾难后个体受创者的心理创伤历程，聚焦人物的创伤经历与疗愈困境。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王小灯未能及时治愈的创伤严重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濒临崩溃的边缘不得不寻求外界帮助。而其心理创伤得以治愈则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主人公自身的挣扎与努力是治愈创伤的关键;心理医生的帮助和关心使其打开心扉，重审过去;重新与家人建立的联系使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最终得以治愈创伤。作者借王小灯这一人物揭示了灾难后个体受创者的心理创伤与疗愈困境，同时响应当下社会提出的人文关怀理念，呼吁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对灾难中的受创者给予关怀和照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张翎.余震[M].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10）.
[2]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04）：23-31.
[3] BALAEV M. The nature of trauma in American novels [M].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2.
[4]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4
[5]贾春霞.小说《中性》的创伤书写与创伤治愈——以创伤理论为视角[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3）：69-71.
[6]郑亚捷.《远山淡影》中的战争创伤书写与代际差异[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5）：135-140.
[7]郭磊. 救赎之道：T.S.艾略特诗歌中的创伤主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3.
[8]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M]. New York： Basic， 1997.
[9]陈磊，于元元.韦瑟罗尔奶奶和孔塞普西翁的创伤治愈之路[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37（12）：116-120+143.
[10]苗琳.爱与拯救——《爱的历史》的创伤解读[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4（11）：89-92.
[11]步晓雯. 创伤·治愈·成长[D].山东师范大学，2019.
[12]朱桂成，彭莉莉.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创伤书写[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01）：85-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