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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把仇恨千秋万代传下去，而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要让后人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
在12月13日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前，12月9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在此之前，同为幸存者、长期在大屠杀纪念馆义务讲解的佘子清老先生于11月15日去世。目前，登记在册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12月7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和他的亲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悼念遇难亲人。当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陈桂香等通过上香、献花、跪拜、诵读祭文等多种形式，祭奠在80年前的那场浩劫中遇难的亲人。
作为幸存者，无论刚刚去世的管光镜，还是仍在世那不足百名同胞，他们是历史证人。时光流逝，幸存者逐渐老去，但是历史会永存！
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是中国的国难、国殇，难道不是日本的国耻吗？又难道不是人类共同的大不幸吗？
在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在纪念，在反思。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上午9点半，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市市政厅外二战纪念碑前，一场南京大屠杀及珍珠港事件死难者公祭日悼念活动正在举行。
“在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我们洛杉矶华人华侨支持和拥护这一决定，在当年的12月就在洛杉矶举办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公祭。之后两年的12月都举办了公祭典礼。今年是日本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80周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76周年，也是我们第四次举办公祭典礼。老侨、新侨、台湾同胞、民选官员、退伍军人及纪念碑捐赠人等都来到了现场。”作为本次公祭仪式的主持人，美国政治法律学者张军先生通过微信语音连线，如此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12月5日，位处加拿大多伦多的安大略省议会，华裔省议员黄素梅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学校、社区与省议会等不同场所举办多场纪念活动，让当地民众了解这一历史事件。今年10月26日，安大略省议会经过辩论和投票，通过了黄素梅議员提出的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之动议。这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由省议会通过的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区。
可以说，在西方民众视野里，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今并未能像纳粹德国之暴行那般广为人知。但只要有人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真相，必定会对受难者致以同情之心，对暴行制造者持以批判之意。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在大屠杀持续的日子里，一些在南京的西方人记录下了日军罪行。比较著名的有——《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最初将南京大屠杀报道出去的，则是《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rank Tillman Durdin）于1937年底在该报发表的连续报道，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arold Timperley）1938年初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而让大屠杀事件更广为人知的，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 G. Magee）。马吉用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这些影像资料，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George Ashmore Fitch）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费区还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然而，随着二战结束，国际格局的改变，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南京大屠杀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选择性遗忘。
直到1990年代，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使得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再一次广为人知。
“记得那还是1998年，妻子刚刚怀孕，跑去看产科医生。医生是位白人女性。一见面，知道妻子是个读日本文学博士的中国人，马上就开始讨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又谈起许多人类历史中的邪恶，乃至诊断过程拖得很长。回来妻子还感慨，说这么一位忙得四脚朝天的医生，貌似把书看完了，而且读得很细致。”旅美学者薛涌回忆道。
之后，随着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等事件接踵而至，包括在欧洲的恐怖袭击等等，使得发生在中国的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逐渐再次被遗忘——登不上主流媒体的版面了。
然而，这并不表明南京大屠杀不值得人类再去纪念了。
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2014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了首个公祭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南京全城默哀。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10月9日发布消息称，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现代文明的春风渐已吹拂之际，两次世界大战，杀得天昏地暗。具体到日本侵华来说，南京大屠杀完全不像是一个走入现代文明的国家所为。为何日本军队会这么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女士说：“日本第一次面向近代化的挑战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没能使得日本一步到位地演变为现代国家。二战之前，尽管有了类似今日联合国的国联，但国际秩序依旧讲丛林法则。”在陈云看来，人类历史长河中，和平的岁月短于战争的时光。而战争时期，不乏屠戮与暴行。包括中国古代，亦有外族入侵或者改朝换代时的大规模杀戮。但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的背景，则是人类社会已经抵近现代文明。“当时国际社会已经有了‘游戏规则’，有了法律底线，然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突破法律底线，使用化学武器，对平民施加暴行。”陈云说，“以当代的目光审视历史，对所有时代的暴行都要有旗帜鲜明的态度。但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我们必须看清其当时已经有了国际社会的概念——日军的行动无疑是突破底线的。”
在12月13日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前，12月9日凌晨2点，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在此之前，同为幸存者、长期在大屠杀纪念馆义务讲解的佘子清老先生于11月15日去世。目前，登记在册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12月7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和他的亲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悼念遇难亲人。当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路洪才、陈桂香等通过上香、献花、跪拜、诵读祭文等多种形式，祭奠在80年前的那场浩劫中遇难的亲人。
作为幸存者，无论刚刚去世的管光镜，还是仍在世那不足百名同胞，他们是历史证人。时光流逝，幸存者逐渐老去，但是历史会永存！
重塑世界共识
南京大屠杀是什么？是中国的国难、国殇，难道不是日本的国耻吗？又难道不是人类共同的大不幸吗？
在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在纪念，在反思。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上午9点半，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市市政厅外二战纪念碑前，一场南京大屠杀及珍珠港事件死难者公祭日悼念活动正在举行。
“在201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我们洛杉矶华人华侨支持和拥护这一决定，在当年的12月就在洛杉矶举办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公祭。之后两年的12月都举办了公祭典礼。今年是日本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80周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76周年，也是我们第四次举办公祭典礼。老侨、新侨、台湾同胞、民选官员、退伍军人及纪念碑捐赠人等都来到了现场。”作为本次公祭仪式的主持人，美国政治法律学者张军先生通过微信语音连线，如此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12月5日，位处加拿大多伦多的安大略省议会，华裔省议员黄素梅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学校、社区与省议会等不同场所举办多场纪念活动，让当地民众了解这一历史事件。今年10月26日，安大略省议会经过辩论和投票，通过了黄素梅議员提出的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之动议。这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由省议会通过的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地区。
可以说，在西方民众视野里，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今并未能像纳粹德国之暴行那般广为人知。但只要有人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真相，必定会对受难者致以同情之心，对暴行制造者持以批判之意。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在大屠杀持续的日子里，一些在南京的西方人记录下了日军罪行。比较著名的有——《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最初将南京大屠杀报道出去的，则是《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rank Tillman Durdin）于1937年底在该报发表的连续报道，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arold Timperley）1938年初撰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而让大屠杀事件更广为人知的，则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 G. Magee）。马吉用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这些影像资料，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George Ashmore Fitch）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费区还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然而，随着二战结束，国际格局的改变，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南京大屠杀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选择性遗忘。
直到1990年代，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使得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再一次广为人知。
“记得那还是1998年，妻子刚刚怀孕，跑去看产科医生。医生是位白人女性。一见面，知道妻子是个读日本文学博士的中国人，马上就开始讨论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又谈起许多人类历史中的邪恶，乃至诊断过程拖得很长。回来妻子还感慨，说这么一位忙得四脚朝天的医生，貌似把书看完了，而且读得很细致。”旅美学者薛涌回忆道。
之后，随着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等事件接踵而至，包括在欧洲的恐怖袭击等等，使得发生在中国的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逐渐再次被遗忘——登不上主流媒体的版面了。
然而，这并不表明南京大屠杀不值得人类再去纪念了。
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2014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了首个公祭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南京全城默哀。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10月9日发布消息称，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现代文明的春风渐已吹拂之际，两次世界大战，杀得天昏地暗。具体到日本侵华来说，南京大屠杀完全不像是一个走入现代文明的国家所为。为何日本军队会这么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女士说：“日本第一次面向近代化的挑战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没能使得日本一步到位地演变为现代国家。二战之前，尽管有了类似今日联合国的国联，但国际秩序依旧讲丛林法则。”在陈云看来，人类历史长河中，和平的岁月短于战争的时光。而战争时期，不乏屠戮与暴行。包括中国古代，亦有外族入侵或者改朝换代时的大规模杀戮。但日军在南京进行屠杀的背景，则是人类社会已经抵近现代文明。“当时国际社会已经有了‘游戏规则’，有了法律底线，然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突破法律底线，使用化学武器，对平民施加暴行。”陈云说，“以当代的目光审视历史，对所有时代的暴行都要有旗帜鲜明的态度。但对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我们必须看清其当时已经有了国际社会的概念——日军的行动无疑是突破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