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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术的生命？在不同的学人那里，答案亦有差别。有学人说，“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有学人说，“学风是学术的生命”；有学人说，“诚信是学术的生命”；等等。在中国大陆特定语境中，因为不同时段及不同时段中的特定问题，决定着学人对于“何谓学术的生命”之回答内容的区别。
何谓学术的生命？是否有一种可能的回答，它适于任何情境以及任何情境中的任何人？就此话题，笔者访谈了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李金铨教授早年求学于台湾，1971年赴美留学，在施拉姆创立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至2004年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和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大陆）的50多所高等院校讲学。这些学术经历使得李金铨教授成就了别样的学术眼光和视野，也成就了他特殊的学术生命，带给他对于学术生命的不凡感受。
赵智敏（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以下简称赵）：您早年在台湾读书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有什么影响？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以下简称李）：我从小学开始对政治新闻就感兴趣，长大以后也没有变过。我念大学时，跑到政治系去上很多课，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到比较宪法和条约论都入迷，因为想毕业以后当好的政治记者。后来在美国读书和教书，我对美国的政治也很留心，每天读很多报纸，看很多电视新闻，每天早上一定看完《纽约时报》再去上班。我对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新闻都一路跟得很紧。这些兴趣跟我的学术应该是不能分离的，都是我关心的东西。如果说兴趣是一回事情，学术是另一回事情，学术不就是一个吃饭的工具吗？我的路子始终是结合生命跟学术的。
赵：李老师，记得您在一次演讲中谈道，有一次招聘员工，有一个员工在一家媒体工作了5年，您问他5年对他的研究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最后您没要他，您还记得这个案例吗？
李：是这样的，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了20多年书，有一次某名校毕业的博士来申请教职，他原来被美联社派到拉丁美洲做了5年记者。我问他这5年记者生涯对他的学术有什么启示，他说没有，接着讲了一堆拉美国家独裁者的笑话。我心中很纳闷，为什么他不会把这些笑话转化成学术问题呢，于是我在开会的时候反对请这种没有反思习惯的人。他到别的学校去了，学术发展好像不是特别令人瞩目。我以为，如果学术和生命可以分离的话，那是假学术。
赵：李老师，您能谈谈您早年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学术的影响吗？
李：问题太笼统了吧？我想念新闻的人总是对文学感兴趣，喜欢写文章的。我念初中的时候，从乡下到镇里面念书，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东看西看，看到最后留级了。靠自己摸索，乏人适时指导，我一辈子都有看各种杂书的习惯。
赵：留级了？说说您成长的过程，比如说高中。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大学毕业以后去一家报社。其实您是喜欢做记者的，后来发现也喜欢做研究，终于又有一个契机去美国读书，是这样的吧？
李：我在高中参加中文作文比赛、英文演讲比赛，反正是在乡下，竞争不激烈，我都得过第一名。我想做新闻记者想疯了。每一份职业都有神话的成分，空中服务员叫作“空中小姐”，护士叫作“白衣天使”，做新闻记者的人都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使命感，想为民喉舌。我念了新闻系，反而诧异新闻系课程怎么这样空洞，于是大部分时间都挪到政治系、外交系去了。我想做政治记者，做政治记者要有政治学常识，我花很多时间在政治系里面。
当时有个陈博生奖学金，台湾各新闻系的学生都可以报考，金额最高，也是很高的荣誉。我侥幸考取了。考我的是“中央社”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他们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想先做记者，但最终想做专栏作家。正好总编辑天天为台北5家报纸写社论，他眼睛一亮，对我特别青睐。大学毕业，服完义务兵役，我去报考“中央社”，总编辑把我当子弟兵看，因为是他给我陈博生奖学金的。
那时我在国外新闻部上大夜班，半夜12点到清晨4点，通宵独守新闻室，密切注意外电的动向，如有重大新闻，立刻翻译传发给台湾各报。记得有一个农历除夕，黎明时分，外边鞭炮已经阵阵声响了，我突然觉得孤影自怜，这时瞥见报纸有个一栏小标题，说夏威夷的东西中心在招生。我去考了，考上了，总编辑劝我放弃，说再做一年派我去伦敦。我说，我去读读书，两年后回来。
总编辑想训练我写社论嘛，给我创造机会。1970年北美和欧洲经济不景气，风声鹤唳，很多中国学人和工程师都失业了。“中央社”叫资深特派员从各地发回通讯报道，总编辑交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助理编译总汇，改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在各报纸连载5天。总编辑很器重我，我答应出去看看世界两年后回来。（后来转进学术界，就没有履行口头约定了。）
到了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是一个新的天地，开始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新东西，尤其是认识传播学的创始者施拉姆，还有许多著名的学者，眼界大开。我发现自己还可以读书，不如试试看，看能不能攻读个博士。在另外一位名学者罗杰斯的引荐之下，很幸运地进入密西根大学，那里的社会科学是一流的，我念的博士班是由新闻系、政治系、心理系和社会系四个系合组的。我是第二届，那一年收四个人。我的博士班跟别的不太一样，是跨学科的，因此我有六成到七成的课程都在社会系和政治系学。我原来在大学花很多时间在政治系，念博士班时花很多时间在社会系和政治系，这就合力塑造了我的学术方向和旨趣，始终结合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看问题。
赵：您说您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考虑背后的脉络，这种求学的经历可以说是脉络形成的基础吗？
李：我习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看传播，也从传播的窗口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
赵：您在2008年时回到了政治大学，在您做的演讲中您一直觉得自己是只“孤雁”，您还记得吗？这个视频我在网上看了两遍，我一直在想其实那个时候您在华人圈里已经非常有名了，您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一只孤雁呢？ 李：因为我没在台湾教过书嘛，一直在外面飘荡。
赵：您觉得只有回到台湾才能找到归属感吗？
李：不是归属感的问题，因为我是在那边出生、长大、受教育，却从来没有在台湾教过书，多少有点遗憾。我从美国毕业以后就来香港，又到美国去教书二十几年，来来回回几次香港，台湾的朋友老问我为什么不回去。2008年回去客座，犹如雁子归巢。
赵：那为什么说是孤雁？没有同路人吗？
李：雁子群飞，我自己挂单在外面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赵：我觉得您的这个提法挺有意思，难道内心里您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吗？找不到对话的人吗？
李：也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老不在家乡，当然会自问为何一辈子都在外面。
赵：1988年蒋经国主持台湾解除报禁，那时候您在哪里做了些什么？
李：我1986年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客座，本来有很多学术计划要完成的。正好台湾社会在蜕变的关键时刻，我躬逢其盛，身不由己，花了所有时间在写政论。老同学已经做到采访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了，约稿不断。何况我1971年就离开台湾，1986年再回去，满肚子有话要讲，所以趁机一吐为快。
我写的政论合集为《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主要论点有两个：其一，政府应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其二，解除报禁后，要严格立法，防止媒介垄断。前面的话政府不爱听，后面的话老板不爱听，我无所求，照说不误。我很珍惜有这个机会参与台湾的民主转型。
回想起来，台湾是1987年先解除戒严，1988年再开放报禁。这个顺序有点颠倒，其实应该先开放报禁，再解除戒严。开放报禁，让大家先习惯不同的奇言怪论，再解除戒严，社会转型也许更加水到渠成。但蒋经国病重，时不我予，很急，所以先解除戒严，再开放报禁。
那一年，我等于重新归队，庆幸能和台湾新闻界再度结缘。20世纪90年代，我在台北报纸写了很多政论，分析批评台湾政治发展以及报禁解除后的许多问题。等到1994年到1998年我又到香港来，在香港回归前前后后，我又在香港写了很多政论。1998年回到美国，2002年又回香港，政论写得少，回来做学术人了。
赵：是不是李老师骨子里还是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声音以及笔端干预什么、改变什么？
李：中国士大夫情结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强调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我有话就说，尽量说道理，摆证据。改变什么就难说了。但的确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告诉我，对他们有启发，大概是他们客气吧。
赵：您通过记者的经历得出结论：反思对学术研究很重要。为什么反思对学术研究那么重要？
李：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学术和生命应该是要结合到一起的，要不然，对学术没有热情，那也不过是做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还不如去找份赚钱更多的职业。对学术有承诺、有热情，那是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赵：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当您对生命充满热情，完全投入进去，就容易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价值的非中立。您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中谈到，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是这样的吗？
李：社会科学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价值。在人的世界，没有价值中立。我有我的价值，这些价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的命题和解释，但是我推论的过程和证据是可以公开检验的。检验以后，你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互相切磋、争鸣，或求同存异。价值不同，不等于无法互相了解。所谓客观主观，不应该是简单的两分法，而是互相渗透的。推理过程是客观的，至于选题则是和主观价值有很大的联系。
然而纵使有主观价值，学者还必须受更大的学术范式引导，也就是和整个学术社群互动的，是其是，非其非，因此我们说学术是公器。所谓主观，不是说你要干吗就干吗，如果这样，那为什么要学术？我们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师承，不同的流派，不同看世界的方法，而且有不同的时代感。在一个共同的时代里，这批人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以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有不同的解释社群，彼此可以建立互为主观的理解。
赵：李老师，您认为新闻学的研究是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
李：美国的传播研究主要是受社会科学影响，英国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受人文的影响。不管怎样，我觉得都需要有一些人文价值的关怀，例如自由与平等。社会上为什么要有新闻存在？如果新闻不是公器，不是报道真相的，不是接受公众信托，我们做新闻干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因为相信言论、新闻、出版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连这个基本信念都没有，新闻就是八卦，你何必浪费生命？我们当年念新闻，都是抱着这种理想主义。
赵：这种理想主义是不是您经常说的终极关怀？您的终极关怀是什么？
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终极关怀。对我来讲，自由是终极关怀。我相信是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中国也签署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否定这些普世价值，尽管在实践中常常把它扭曲。
赵：您的终极关怀就是这种普世的平等、自由、博爱，是吧？还回到刚才的问题，当您把新闻学放到人文学科的时候，它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对象和您把它放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对象可能会有所不同的。
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一定把界限划得那么极端，不一定是两极化，可以尝试融合在一起。
赵：应该如何融合？
李：那就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所有的学科都是这样的。现在历史和社会学交叉渗透，一方面产生“历史社会学”，强调社会研究必须照顾具体的历史语境，一方面产生“社会历史学”，强调以问题意识研究历史问题。最好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韦伯和马克思就是最好的例子。学一点社会科学的方法，学一点人文的解释方法，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每个人的素养和兴趣各有所偏，有人完全相信社会科学必须向自然科学靠拢，有些人偏向从人文学科吸取养料，但不妨碍有些人希望在社会科学和人文之间做不同程度的融合。学术本身没有边界，学术要创新，创新是不拘一格，不要画地自限。 赵：您的演讲中多次谈到学术研究应该有问题意识。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如何来发现问题？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李：以新闻史来说，纯粹流水账，只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探讨背后的深层原因或意义，这种新闻史是乏味的。我以前念的新闻史，对知人阅世缺乏洞见，读完就忘了。你问我怎么找问题意识，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我也不敢说得太玄，我倒是常常要学生找最好的著作反复读，体会人家问些什么问题，揣摩人家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等到哪一天，他看世界的方法变成你看世界的方法，你就会了。当然要有老师最好，但说到底还要靠自己不断去悟。
赵：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常提到的“搔知识之痒”？
李：你要有问题问嘛。要有学术热情，想知道什么，想解决什么，这是第一步。有了学术热情，还要有训练。当作家要有天分，当学者一定要有训练，然后一生努力不懈。要花很多时间去悟，学问到了一定地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在某个阶段，我告诉你该用什么技术或方法，谈到境界就要靠自己去悟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最好的著作反复读，熟能生巧，中国有句老话：“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要看出味道来，不断地想：他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切入点是什么？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学他？这些只能说是“道可道，非常道”了。当然，经过功力高的老师指点，可以少走弯路。苏东坡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高明的人一指点就看得更清楚了。跟学看画一样，刚开始看不懂，有人慢慢教，多看，就慢慢懂了。
赵：李老师，您觉得一个好的研究文本最高的水准应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研究文本拿过来，您怎样评价好还是不好？有哪些层面？
李：我自己喜欢的研究就是以小见大。主题分明，但意义丰富，一层一层地去剥解，呈现出丰富的意义。我在《超越西方霸权》中说得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里不必再重复了。
谈到文本，首先我要看得懂，不能曲解意思，不是凭空乱想。学术是个公共的知识，同行可以公开讨论，互相交流，质疑辩难，也可以互相对话。当然，对文本的解释，有人是高明的，有人比较不高明。所谓高明，就是言人所不能言，见人所不能见，或心有同感，但你发挥得特别透彻而有条理。但初学者如果一开始好高骛远，还不会走路就想飞，一味求言人所不能言，那一定是乱言。高明必须是在平平实实、努力不懈中自然显现出来的，不是装腔作势。
好的分析必须从文本一点一滴去推究，根据平时的知识积累，梳理提炼，构建的解释有扎实的证据支持，而且是可以跟整个学术同行互相对话的。这个分析既要有内证，也要有外证。内证就是文本的内在逻辑，外证就是这个文本如何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条件、语境联系在一起。
赵：您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谈到大陆学者对公共领域的一种误读，像这种情况您怎样看待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概念跟中国现实脱节的现象？
李：不能生吞活剥啊。许多成天把“公共领域”挂在嘴边的人，没有仔细读过哈贝马斯，只是抓几个名词，望文生义而已。我去内地开会，常常碰到这种啼笑皆非的事。其他诸如“风险社会”，也是标签化，表示洋东西我也懂。反正不用功，又爱赶时髦。海外当然也有这种人，但毕竟懂的人多，比较不敢明目张胆。研究西学是要有系统的，不能东抓西抓。现在大家浮躁得很，动不动就抄袭，我也是受害者。在海外，抓到的话这辈子就别玩了。在大陆，抄袭的成本太低了，学术规范没有建立。
赵：现在据说很多海归也很浮躁，像您这样的很难找到了。
李：我所学的只是一点点，所以我得深刻反省。第一，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要有系统，深入到人家的神髓，不是停留在绣拳粉腿的表面功夫。第二，对西学要有深刻的反省，哪些东西是好用、有用的，哪些东西不一定有用。换言之，第一阶段要从西方学起（learn），社会科学是外来的，我们只能虚心学习；第二阶段是“unlearn”，知道西学的长短，取精用宏，批判性地接受某些有用的精华；还有第三阶段，是和西方再度共同学习（relearn），也就是从我们的文化土壤里面提炼出精彩的视野和范式，希望能和西方学者对话，彼此增进。这应该是三部曲，而且是不断地辩证性重复。这是个宏大的目标，必须培养一个学术社群，也许要几代人才能达成。
赵：您觉得这种现状和哪些因素有关系？
李：第一，社会科学是外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整个思考习惯我们都要从头学起。第二，中国的学问里面缺少知识论和方法论。第三，新闻传播学这个新兴学科在中国是无根的，根底浅而秩序乱，鸡兔同笼，现在还摸着石头过河。第四，这跟整个学术发展的畸形有关，管得太多太细，很多东西不能探讨，制度不鼓励独立思考。什么无聊的国家项目，评职称，把有学术志趣的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应付眼前的事情都来不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改善，很难。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新闻学60年（1949—2009）”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微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CXW005和2012GGJS-025]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编校：郑 艳
何谓学术的生命？是否有一种可能的回答，它适于任何情境以及任何情境中的任何人？就此话题，笔者访谈了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李金铨教授早年求学于台湾，1971年赴美留学，在施拉姆创立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至2004年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和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台湾、大陆）的50多所高等院校讲学。这些学术经历使得李金铨教授成就了别样的学术眼光和视野，也成就了他特殊的学术生命，带给他对于学术生命的不凡感受。
赵智敏（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以下简称赵）：您早年在台湾读书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有什么影响？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教授。以下简称李）：我从小学开始对政治新闻就感兴趣，长大以后也没有变过。我念大学时，跑到政治系去上很多课，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到比较宪法和条约论都入迷，因为想毕业以后当好的政治记者。后来在美国读书和教书，我对美国的政治也很留心，每天读很多报纸，看很多电视新闻，每天早上一定看完《纽约时报》再去上班。我对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新闻都一路跟得很紧。这些兴趣跟我的学术应该是不能分离的，都是我关心的东西。如果说兴趣是一回事情，学术是另一回事情，学术不就是一个吃饭的工具吗？我的路子始终是结合生命跟学术的。
赵：李老师，记得您在一次演讲中谈道，有一次招聘员工，有一个员工在一家媒体工作了5年，您问他5年对他的研究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最后您没要他，您还记得这个案例吗？
李：是这样的，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了20多年书，有一次某名校毕业的博士来申请教职，他原来被美联社派到拉丁美洲做了5年记者。我问他这5年记者生涯对他的学术有什么启示，他说没有，接着讲了一堆拉美国家独裁者的笑话。我心中很纳闷，为什么他不会把这些笑话转化成学术问题呢，于是我在开会的时候反对请这种没有反思习惯的人。他到别的学校去了，学术发展好像不是特别令人瞩目。我以为，如果学术和生命可以分离的话，那是假学术。
赵：李老师，您能谈谈您早年的生活经历对您的学术的影响吗？
李：问题太笼统了吧？我想念新闻的人总是对文学感兴趣，喜欢写文章的。我念初中的时候，从乡下到镇里面念书，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东看西看，看到最后留级了。靠自己摸索，乏人适时指导，我一辈子都有看各种杂书的习惯。
赵：留级了？说说您成长的过程，比如说高中。您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大学毕业以后去一家报社。其实您是喜欢做记者的，后来发现也喜欢做研究，终于又有一个契机去美国读书，是这样的吧？
李：我在高中参加中文作文比赛、英文演讲比赛，反正是在乡下，竞争不激烈，我都得过第一名。我想做新闻记者想疯了。每一份职业都有神话的成分，空中服务员叫作“空中小姐”，护士叫作“白衣天使”，做新闻记者的人都有一种英雄气概，有使命感，想为民喉舌。我念了新闻系，反而诧异新闻系课程怎么这样空洞，于是大部分时间都挪到政治系、外交系去了。我想做政治记者，做政治记者要有政治学常识，我花很多时间在政治系里面。
当时有个陈博生奖学金，台湾各新闻系的学生都可以报考，金额最高，也是很高的荣誉。我侥幸考取了。考我的是“中央社”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他们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说想先做记者，但最终想做专栏作家。正好总编辑天天为台北5家报纸写社论，他眼睛一亮，对我特别青睐。大学毕业，服完义务兵役，我去报考“中央社”，总编辑把我当子弟兵看，因为是他给我陈博生奖学金的。
那时我在国外新闻部上大夜班，半夜12点到清晨4点，通宵独守新闻室，密切注意外电的动向，如有重大新闻，立刻翻译传发给台湾各报。记得有一个农历除夕，黎明时分，外边鞭炮已经阵阵声响了，我突然觉得孤影自怜，这时瞥见报纸有个一栏小标题，说夏威夷的东西中心在招生。我去考了，考上了，总编辑劝我放弃，说再做一年派我去伦敦。我说，我去读读书，两年后回来。
总编辑想训练我写社论嘛，给我创造机会。1970年北美和欧洲经济不景气，风声鹤唳，很多中国学人和工程师都失业了。“中央社”叫资深特派员从各地发回通讯报道，总编辑交给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助理编译总汇，改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在各报纸连载5天。总编辑很器重我，我答应出去看看世界两年后回来。（后来转进学术界，就没有履行口头约定了。）
到了夏威夷的东西中心，是一个新的天地，开始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新东西，尤其是认识传播学的创始者施拉姆，还有许多著名的学者，眼界大开。我发现自己还可以读书，不如试试看，看能不能攻读个博士。在另外一位名学者罗杰斯的引荐之下，很幸运地进入密西根大学，那里的社会科学是一流的，我念的博士班是由新闻系、政治系、心理系和社会系四个系合组的。我是第二届，那一年收四个人。我的博士班跟别的不太一样，是跨学科的，因此我有六成到七成的课程都在社会系和政治系学。我原来在大学花很多时间在政治系，念博士班时花很多时间在社会系和政治系，这就合力塑造了我的学术方向和旨趣，始终结合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看问题。
赵：您说您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考虑背后的脉络，这种求学的经历可以说是脉络形成的基础吗？
李：我习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看传播，也从传播的窗口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
赵：您在2008年时回到了政治大学，在您做的演讲中您一直觉得自己是只“孤雁”，您还记得吗？这个视频我在网上看了两遍，我一直在想其实那个时候您在华人圈里已经非常有名了，您怎么会觉得自己是一只孤雁呢？ 李：因为我没在台湾教过书嘛，一直在外面飘荡。
赵：您觉得只有回到台湾才能找到归属感吗？
李：不是归属感的问题，因为我是在那边出生、长大、受教育，却从来没有在台湾教过书，多少有点遗憾。我从美国毕业以后就来香港，又到美国去教书二十几年，来来回回几次香港，台湾的朋友老问我为什么不回去。2008年回去客座，犹如雁子归巢。
赵：那为什么说是孤雁？没有同路人吗？
李：雁子群飞，我自己挂单在外面嘛，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赵：我觉得您的这个提法挺有意思，难道内心里您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吗？找不到对话的人吗？
李：也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老不在家乡，当然会自问为何一辈子都在外面。
赵：1988年蒋经国主持台湾解除报禁，那时候您在哪里做了些什么？
李：我1986年回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客座，本来有很多学术计划要完成的。正好台湾社会在蜕变的关键时刻，我躬逢其盛，身不由己，花了所有时间在写政论。老同学已经做到采访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了，约稿不断。何况我1971年就离开台湾，1986年再回去，满肚子有话要讲，所以趁机一吐为快。
我写的政论合集为《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主要论点有两个：其一，政府应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其二，解除报禁后，要严格立法，防止媒介垄断。前面的话政府不爱听，后面的话老板不爱听，我无所求，照说不误。我很珍惜有这个机会参与台湾的民主转型。
回想起来，台湾是1987年先解除戒严，1988年再开放报禁。这个顺序有点颠倒，其实应该先开放报禁，再解除戒严。开放报禁，让大家先习惯不同的奇言怪论，再解除戒严，社会转型也许更加水到渠成。但蒋经国病重，时不我予，很急，所以先解除戒严，再开放报禁。
那一年，我等于重新归队，庆幸能和台湾新闻界再度结缘。20世纪90年代，我在台北报纸写了很多政论，分析批评台湾政治发展以及报禁解除后的许多问题。等到1994年到1998年我又到香港来，在香港回归前前后后，我又在香港写了很多政论。1998年回到美国，2002年又回香港，政论写得少，回来做学术人了。
赵：是不是李老师骨子里还是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声音以及笔端干预什么、改变什么？
李：中国士大夫情结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强调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我有话就说，尽量说道理，摆证据。改变什么就难说了。但的确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告诉我，对他们有启发，大概是他们客气吧。
赵：您通过记者的经历得出结论：反思对学术研究很重要。为什么反思对学术研究那么重要？
李：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学术和生命应该是要结合到一起的，要不然，对学术没有热情，那也不过是做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还不如去找份赚钱更多的职业。对学术有承诺、有热情，那是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赵：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当您对生命充满热情，完全投入进去，就容易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价值的非中立。您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中谈到，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是这样的吗？
李：社会科学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价值。在人的世界，没有价值中立。我有我的价值，这些价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的命题和解释，但是我推论的过程和证据是可以公开检验的。检验以后，你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互相切磋、争鸣，或求同存异。价值不同，不等于无法互相了解。所谓客观主观，不应该是简单的两分法，而是互相渗透的。推理过程是客观的，至于选题则是和主观价值有很大的联系。
然而纵使有主观价值，学者还必须受更大的学术范式引导，也就是和整个学术社群互动的，是其是，非其非，因此我们说学术是公器。所谓主观，不是说你要干吗就干吗，如果这样，那为什么要学术？我们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师承，不同的流派，不同看世界的方法，而且有不同的时代感。在一个共同的时代里，这批人的看法是比较接近的。以现象学的话来说，就是有不同的解释社群，彼此可以建立互为主观的理解。
赵：李老师，您认为新闻学的研究是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
李：美国的传播研究主要是受社会科学影响，英国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受人文的影响。不管怎样，我觉得都需要有一些人文价值的关怀，例如自由与平等。社会上为什么要有新闻存在？如果新闻不是公器，不是报道真相的，不是接受公众信托，我们做新闻干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因为相信言论、新闻、出版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连这个基本信念都没有，新闻就是八卦，你何必浪费生命？我们当年念新闻，都是抱着这种理想主义。
赵：这种理想主义是不是您经常说的终极关怀？您的终极关怀是什么？
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终极关怀。对我来讲，自由是终极关怀。我相信是有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中国也签署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否定这些普世价值，尽管在实践中常常把它扭曲。
赵：您的终极关怀就是这种普世的平等、自由、博爱，是吧？还回到刚才的问题，当您把新闻学放到人文学科的时候，它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对象和您把它放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对象可能会有所不同的。
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一定把界限划得那么极端，不一定是两极化，可以尝试融合在一起。
赵：应该如何融合？
李：那就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所有的学科都是这样的。现在历史和社会学交叉渗透，一方面产生“历史社会学”，强调社会研究必须照顾具体的历史语境，一方面产生“社会历史学”，强调以问题意识研究历史问题。最好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韦伯和马克思就是最好的例子。学一点社会科学的方法，学一点人文的解释方法，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每个人的素养和兴趣各有所偏，有人完全相信社会科学必须向自然科学靠拢，有些人偏向从人文学科吸取养料，但不妨碍有些人希望在社会科学和人文之间做不同程度的融合。学术本身没有边界，学术要创新，创新是不拘一格，不要画地自限。 赵：您的演讲中多次谈到学术研究应该有问题意识。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如何来发现问题？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李：以新闻史来说，纯粹流水账，只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探讨背后的深层原因或意义，这种新闻史是乏味的。我以前念的新闻史，对知人阅世缺乏洞见，读完就忘了。你问我怎么找问题意识，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我也不敢说得太玄，我倒是常常要学生找最好的著作反复读，体会人家问些什么问题，揣摩人家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等到哪一天，他看世界的方法变成你看世界的方法，你就会了。当然要有老师最好，但说到底还要靠自己不断去悟。
赵：这些是不是就是您常提到的“搔知识之痒”？
李：你要有问题问嘛。要有学术热情，想知道什么，想解决什么，这是第一步。有了学术热情，还要有训练。当作家要有天分，当学者一定要有训练，然后一生努力不懈。要花很多时间去悟，学问到了一定地步，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在某个阶段，我告诉你该用什么技术或方法，谈到境界就要靠自己去悟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最好的著作反复读，熟能生巧，中国有句老话：“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要看出味道来，不断地想：他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切入点是什么？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学他？这些只能说是“道可道，非常道”了。当然，经过功力高的老师指点，可以少走弯路。苏东坡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高明的人一指点就看得更清楚了。跟学看画一样，刚开始看不懂，有人慢慢教，多看，就慢慢懂了。
赵：李老师，您觉得一个好的研究文本最高的水准应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研究文本拿过来，您怎样评价好还是不好？有哪些层面？
李：我自己喜欢的研究就是以小见大。主题分明，但意义丰富，一层一层地去剥解，呈现出丰富的意义。我在《超越西方霸权》中说得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里不必再重复了。
谈到文本，首先我要看得懂，不能曲解意思，不是凭空乱想。学术是个公共的知识，同行可以公开讨论，互相交流，质疑辩难，也可以互相对话。当然，对文本的解释，有人是高明的，有人比较不高明。所谓高明，就是言人所不能言，见人所不能见，或心有同感，但你发挥得特别透彻而有条理。但初学者如果一开始好高骛远，还不会走路就想飞，一味求言人所不能言，那一定是乱言。高明必须是在平平实实、努力不懈中自然显现出来的，不是装腔作势。
好的分析必须从文本一点一滴去推究，根据平时的知识积累，梳理提炼，构建的解释有扎实的证据支持，而且是可以跟整个学术同行互相对话的。这个分析既要有内证，也要有外证。内证就是文本的内在逻辑，外证就是这个文本如何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条件、语境联系在一起。
赵：您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谈到大陆学者对公共领域的一种误读，像这种情况您怎样看待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些概念跟中国现实脱节的现象？
李：不能生吞活剥啊。许多成天把“公共领域”挂在嘴边的人，没有仔细读过哈贝马斯，只是抓几个名词，望文生义而已。我去内地开会，常常碰到这种啼笑皆非的事。其他诸如“风险社会”，也是标签化，表示洋东西我也懂。反正不用功，又爱赶时髦。海外当然也有这种人，但毕竟懂的人多，比较不敢明目张胆。研究西学是要有系统的，不能东抓西抓。现在大家浮躁得很，动不动就抄袭，我也是受害者。在海外，抓到的话这辈子就别玩了。在大陆，抄袭的成本太低了，学术规范没有建立。
赵：现在据说很多海归也很浮躁，像您这样的很难找到了。
李：我所学的只是一点点，所以我得深刻反省。第一，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要有系统，深入到人家的神髓，不是停留在绣拳粉腿的表面功夫。第二，对西学要有深刻的反省，哪些东西是好用、有用的，哪些东西不一定有用。换言之，第一阶段要从西方学起（learn），社会科学是外来的，我们只能虚心学习；第二阶段是“unlearn”，知道西学的长短，取精用宏，批判性地接受某些有用的精华；还有第三阶段，是和西方再度共同学习（relearn），也就是从我们的文化土壤里面提炼出精彩的视野和范式，希望能和西方学者对话，彼此增进。这应该是三部曲，而且是不断地辩证性重复。这是个宏大的目标，必须培养一个学术社群，也许要几代人才能达成。
赵：您觉得这种现状和哪些因素有关系？
李：第一，社会科学是外来的，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整个思考习惯我们都要从头学起。第二，中国的学问里面缺少知识论和方法论。第三，新闻传播学这个新兴学科在中国是无根的，根底浅而秩序乱，鸡兔同笼，现在还摸着石头过河。第四，这跟整个学术发展的畸形有关，管得太多太细，很多东西不能探讨，制度不鼓励独立思考。什么无聊的国家项目，评职称，把有学术志趣的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应付眼前的事情都来不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改善，很难。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新闻学60年（1949—2009）”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微时代新闻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CXW005和2012GGJS-025]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