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9日，世界银行更新了全球192个经济体201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排名结果。在此基础上，中欧2018年经济发展全球排名榜出炉，囊括全世界所有160个人口上百万的经济体和全世界99.8%的人口（附表列出前100名）。
　　2018年，中国的Atlas（三年平均名义汇率）人均GNI为9470美元，在160个经济体中第55位的排名不变。中国的PPP（购买力平价）人均GNI为18140国际美元，排名从第66位变为第63位。中国2018年的Atlas人均GNI排名指数从2017年的75.1%微升为75.2%，PPP人均GNI排名指数从2017年的69.1%升为70.0%，表明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人口中，至少有70%排在了中国人后面。
　　中国的Atlas排名和排名指数明显领先于PPP排名和排名指数，表明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货币明显高估。
　　2018年，世界银行根据Atlas人均GNI把各经济体分为高收入（12 376美元及以上）、上中等收入（3996～12 375美元）、下中等收入（1026～3995美元）和低收入（1 025美元及以下）。中国2018年的Atlas人均GNI已经达到高收入标准的76.5%，比2017年提高了4.4個百分点。在高收入标准和人民币汇率大体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此后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中国就将在2026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这意味着中国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在全世界13个人口上亿的经济体中第三个达到高收入标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达到高收入标准的人口上十亿人的经济体。

表1 产业革命

四产革命和四个世界

　　在提出以法治、市场、虚无可逞、幼有所长（zhǎng）为四大原则的大同社会主义（简称“大同主义”）的同时，笔者两年前的排名榜文章指出，2026年前后将是知识经济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四产革命）的起点（见表1）。
　　第三次产业革命（三产革命）高潮期在政治上是三个世界，在经济上是一个半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国家的经济总规模只是以美国为首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几分之一，其余国家的经济总规模又只是经互会国家的几分之一，无足轻重。
　　四产革命高潮期在政治上是多极世界，在经济上是四个世界。以苏联为首的旧的第二世界已不复存在，以欧盟为主体的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美国的依附，成为新的第二世界。中国从第三世界脱颖而出，成为第四世界。四个世界在经济总规模上相差不大。
　　四产革命和四个世界就是未来30年的战略大背景。

知识市场定律、效率边界原理和产业生态模型

　　知识经济需要知识经济学的理论指引。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知识经济学年代，参与开创这个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aul Romer）因其在1990年发表的内生增长模型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传统经济学在产业范围上把经济活动分为两大部门（资本品、消费品）或三大部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或根据最终品的分类进一步分为下一级的产业（行业）。通过在价值链上把经济活动分为研发、中间品（研发密集品/知识密集品）和最终品（非研发密集品/非知识密集品）三个部门，罗默模型把经济学分析的重点引向了价值链，引向了中间品。
　　产业革命在2001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后进入低潮期，知识经济学在此期间沉寂了20年。在提出大同主义和四产革命后，中美贸易战爆发，笔者重启了自己在20年前中止的知识经济学理论研究。知识市场定律、效率边界原理和产业生态模型就是第一批成套的成果，意味着21世纪20年代将是新的知识经济学年代。
　　知识市场定律：知识密集品市场是高效率市场；没有对应的知识密集品市场的知识市场是低效率市场。
　　效率边界原理：企业在效率边界内的成长是效率递增的成长，在效率边界外的成长是效率递减的成长。
　　知识市场定律通俗地说就是，有应用好技术的好产品、好技术就有好市场；没有应用好技术的好产品、好技术就没有好市场。以蒸汽机为例，发明家瓦特卖蒸汽机专利的收入绝大部分是在他和企业家博尔顿成立生产蒸汽机的企业之后，而且远远少于其卖蒸汽机的收入。

图1 产业生态模型（实线框表示部门，虚线框表示龛位，箭头表示价值链）

　　图1就是基于知识市场定律和效率边界原理的产业生态模型的图示，静态地看，是一个包括16个企业类别的代表性产业，也是一个包括16个龛位（niche）的代表性生态。横向虚线是价值链上的效率边界，纵向虚线是产业范围上的效率边界，效率边界围起来的虚线框就是龛位。
　　16个龛位分别是1个最终品龛位，8个一级中间品龛位，4个二级中间品龛位，2个三级中间品龛位，1个四级中间品龛位。16个龛位的每一个都包括若干产品线和企业。根据效率边界原理，只占据一个龛位（单龛位）是高效率企业的根本经济学特征和必要条件。

四产革命还意味着整个经济将隐形冠军化。因此，教育战略应该从为大公司培养“标准件”转到为隐形冠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思验家型的企业家和发明家。

　　根据知识市场定律，中间品（知识密集品）的研发和生产必须在价值链上纵向一体化。因此，价值链上的效率边界就是中间品市场（在图1中以穿过两个虚线框的箭头表示）。在价值链上超出效率边界后，企业的成长是低效率纵向一体化。
　　不同级的龛位的效率边界在产业范围上大小不同，最终品龛位的效率边界最大，四、三、二、一级中间品龛位依次递减。产业范围上的效率边界也是中间品市场，只不过在此为了简化而省略。在产业范围上超出效率边界后，企业的成长是低效率横向一体化。
　　效率边界原理和产业生态模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效率边界就是龛位边界，因而高效率市场就是龛位市场（又称利基市场）。因此，效率边界原理就是龛位市场（利基市场）的理论。
　　产业生态模型就是产业革命的理论。动态地看，图1包含5个代表性产业及其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一产革命前的代表性产业只包括最终品龛位；一产革命的代表性产业包括（1）、（2）2个龛位；二产革命的代表性产业包括（1）、（2）、（3）、（4）4个龛位；三产革命的代表性产业包括8个龛位；四产革命的代表性产业包括16个龛位。在产业生态模型中，每一次产业革命的质变都表现为新的空白龛位的出现，填满空白龛位的过程（众多企业在新市场上的快速扩张）就是产业革命的高速量变和高潮期，填满空白龛位后产业革命就进入低速量变和低潮期。因此，产业生态模型解释了产业革命的高潮期和低潮期、質变和量变的交替出现和相互关系。
　　四产革命的代表性生态包含三产革命的代表性生态，三产革命的代表性生态包含二产革命的代表性生态……类似的高级发展阶段的结构包含低级发展阶段的结构情况同样存在于生命现象的微观和宏观层次，反映出有机系统演进的共同规律——包含演进规律。
　　产业生态模型还解答了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经济学未能解答的生产率之谜（生产率悖论）。生产率之谜就是以人力、物力、财力计量的研发投入强度不变或上升的长期趋势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长期趋势并存。这种情况不但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发生在过去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国。生产率之谜的原因多样，但主要是大公司病，就是多龛位大公司的低效率一体化吞掉（内部化）了高效率市场。超出效率边界的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大公司必然创新效率低下，因而产业生态模型就是大公司病的理论。大公司病始于二产革命的美国，而苏联的国家大公司体制则把大公司病放大到了极限。在三产革命的美国，大公司病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初创企业的并购，这使得初创企业无法成长为隐形冠军，降低了微观和宏观的创新效率。
　　德国管理学家西蒙（Hermann Simon）在第一个知识经济学年代的1996年出版了《隐形冠军》一书。在图1中，一、二级龛位的小型中间品企业大体相当于西蒙所称的隐形冠军，三、四级龛位的中型中间品企业大体相当于西蒙所称的大隐形冠军。各类隐形冠军共有的根本经济学特征就是单龛位和中间品（研发密集品/知识密集品）。因此，产业生态模型中的单龛位中间品企业就是广义的隐形冠军，产业生态模型就是隐形冠军的理论。
　　前苏联的国家大公司（国家辛迪加）体制源于对马克思的自由人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片面理解。超大型和大型组织必然高度等级化，而高度等级化的组织内只有顶级才可能是自由人。隐形冠军是高度有机化的中小型组织，因而是企业层面的自由人共同体。企业层面的自由人共同体通过高效率市场组成产业层面的自由人共同体、经济体层面的自由人共同体、全球层面的自由人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隐形冠军是大同主义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细胞，产业生态模型就是大同主义经济、自由人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隐形冠军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把市场和计划、私有和公有对立起来的两极思维是错误的；最好的市场同时就是最好的计划，最好的私有同时就是最好的公有。在产业范围和价值链上做专、在市场规模上做大的隐形冠军是真正的自由人共同体，因而既是最好的私有企业又是最好的公有企业。只有做专，才能做强。中国企业的通病就是既不专又不强。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不是高度等级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隐形冠军化；隐形冠军化就是大公司病的治本之道。因此，产业生态模型就是企业改革的理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前提之一就是把被大公司内部化了的高效率市场解放出来（重新外部化）。
　　此外，隐形冠军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佳模式，因而产业生态模型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论。没有高效率企业就没有高质量增长，因而产业生态模型就是高质量增长的理论。
　　笔者在20多年前参与过创立中国教育界的隐形冠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还在10多年前作为中欧的案例中心主任实地考察过中国的隐形冠军三一重工和福耀玻璃。这一经历就是对隐形冠军的感性认识基础，产业生态模型就是对隐形冠军的理性认识。
　　19、20世纪是物理科学的世纪，通过大量借用物理科学的方法，古典经济学演进为近代经济学。在近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增长模型中，宏观经济系统都是由无差别的大量微观经济单元（企业、消费者等）直接构成，就像无差别的大量微观物理单元（分子等）直接构成某些宏观物理系统一样。这样的宏观经济系统没有（或只有过度简化的）中观（产业）层次，只有机械动态而没有有机演进。产业生态模型改变了这一切，不但将开创新的知识经济学年代，使内生增长模型演进为有机增长模型，而且将使近代经济学演进为当代经济学。
　　产业生态模型及其相关研究揭示了有机系统和非有机系统（物理系统/机械系统）之间质的区别，这就在共同的规律性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把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组成了有机科学。因为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分别是基因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理论基础，21世纪是有机科技的世纪。正是根据包含演进规律，有机系统尤其是社会系统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因而理论探索必须走在实践探索的前面。这就需要像重视实验方法那样重视思验（thought experiment/ gedankenexperiment）方法，因而21世纪也是思验科学的世纪。 　　如果理论中的代表性产业有3级中间品，实际中的产业就可能多于或少于3级。三产革命的电信产业就是有4级中间品的产业实例：中兴的移动通信设备是四级中间品，美国的芯片是三级中间品，荷兰的光刻机是二级中间品，德国的光刻镜头是一级中间品。
　　正确的产业政策应该侧重价值链的上端而不是价值链的下端，应该在国家层面而不是地方层面。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地大力打造为三、四级中间品企业配套的一、二级中间品隐形冠军，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对友好国家以产业互补为主、对非友好国家以产业替代为主。
　　企业战略定位的基础是市场定位，市场定位的基础是龛位定位。一般而言，像华为和三星这样的三、四级中间品企业应该把价值链上游的中间品业务分出去打造成新的隐形冠军，与此同时也把自己打造成隐形冠军。当然在这样做之前，必须做好相关的契约安排。
　　除了把龛位以外的价值链上游的中间品业务分出去，三、四级中间品企业要想成为隐形冠军，还必须把龛位以内的业务单元打造成隐形冠军单元，即内部隐形冠军或管理学意义上的隐形冠军（不具有隐形冠军的经济学特征，但具有隐形冠军的管理学特征的非独立法人组织）。在2009年第二版的《隐形冠军》中，西蒙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根据产业生态模型，要想成为隐形冠军，中间品企业应该外包最终品生产和上级中间品生产，不能外包本级研发。即使不想成为隐形冠军，三产革命的大公司为了提高效率几乎无一例外地外包了最终品生产。因此，产业生态模型是外包和微笑曲线的理论。
　　即使外包了最终品生产，三产革命的大公司仍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低效率、垄断性、寄生性，仍然必须依靠价值链上下游的垄断租金和政府的显性、隐性补贴生存。各国对本国大公司的补贴是国际经贸摩擦的主要根源。在21世纪，所有的国家和经济体都面临双重历史任务：在内部全面打造隐形冠军，在外部参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大同主义全球化。因此，产业生态模型就是新全球化的理论。
　　在古希腊神话中，推翻父亲而成为众神之首的宙斯，因为怕生儿子推翻自己，把妻子吞入腹中，顿觉头痛欲裂，只得命火神劈开脑袋，专司各种技艺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从中跃出。动经济学手术把隐形冠军的雅典娜解放出来是四产革命的必要条件。

具备创新效率优势就是具备后发超越优势，因而下一次产业革命高潮就是后进大国超越先进大国的历史机遇。

从后发追赶优势到后发超越优势

　　产业生态模型、电信产业实例和统计数据都表明，在当代的生产和交换中，中间品的附加值比重早已过半，而且必将越来越大。因为中间品是研发密集品，中间品贸易必然导致一国的研发除了有驱动本国增长的作用外还有驱动他国增长的作用，这就是“国际研发外溢”。
　　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经济学在国际研发外溢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科伊和赫尔普曼（Coe和Helpman）发表了《国际研发外溢》一文，对经合组织内的研发外溢进行了初步估算。1999年，笔者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斌发表了《经合组织内的资本品贸易与研发外溢》一文，修正了科伊和赫尔普曼的估算结果，证明一个发达国家的研发驱动本国增长的作用和驱动其他发达国家增长的总作用大体相当，而国际研发外溢的首要渠道是资本品贸易（因为数据缺失而不得不用资本品代替中间品）。
　　除了驱动本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增长外，发达国家的研发还通过中间品贸易驱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具备利用国际研发外溢的内外条件就是具备后发追赶优势，因而每一次产业革命高潮后期和低潮期都是后进大国追赶先进大国的历史机遇。具备创新效率优势就是具备后发超越优势，因而下一次产业革命高潮就是后进大国超越先进大国的历史机遇。一、二产革命的美国就是从后发追赶优势到后发超越优势的成功案例。
　　必须承认，除了少数例外，中国企业的创新效率普遍低于美欧企业，中国的百万人口隐形冠军数明显低于美欧、中国的创新明星企业主要集中在不对外资开放的领域等便是明证。
　　效率边界原理和产业生态模型是创新效率优势的理论，指明引领21世纪四产革命的经济体必须是全面打造隐形冠军知识经济的大型经济体。欧盟已经局部打造了隐形冠军知识经济，然而有一体化劣势的问题。美国已经全面打造了大公司知识经济，然而大公司对初创企业的并购和财政、货币等政策失误导致严重的外债泡沫和股市泡沫，有先发劣势的问题。中国已经局部打造了大公司知识经济，然而有后发劣势的问题。
　　1829年的英国举行过一场一产革命标志性技术的大赛，斯蒂芬孙的“火箭号”机车获得冠军。两个世纪后，四产革命的大赛正在拉开帷幕：领先的“美国号”列车面临脱轨问题；居中的“欧盟号”列车面临散架问题；落后的“中国号”列车面临从后发追赶优势到后发超越劣势再到后发超越优势的转轨问题。转轨问题比脱轨问题和散架问题容易解决，中国完全可以后来居上。

大同主义、新思想解放运动和规划之年

　　中国第二、三代领导层明智地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和全面改革开放抓住了三产革命的历史机遇，为中国打造了后发追赶优势。
　　1978年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两个凡是”，推动了中美建交、经济特区和家庭承包。1992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把市场和计划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推动了市场建设、浦东开发开放和外资涌入。1998年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把私有和公有对立起来的傳统观念，推动了国企改革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第三代领导层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中国第四代领导层提出“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国第五代领导层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显然，理论创新是中国最近三代领导层的共识。 　　大同主义的研究就是理论创新的超级工程。大同主义的中国根就是《礼记？礼运》中的这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共十九大报告的结束语就是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点睛之笔的。

　　大同主义的四大原则是法治、市场、虚无可逞、幼有所长。虚无可逞就是从制度上防止腐败、寻租、欺诈、垄断、投机等一切掠夺财富的活动。幼有所长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健全的家庭加健全的教育，使得人人都有能力（主要通过隐形冠军）参与创造财富的活动。
　　大同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同主义的研究可以解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百年之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单独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
　　2020年是中国的规划之年，中国必须克服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干扰，不失时机地做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十五年中期规划，打造后发超越优势。
　　产业革命必然导致就业转移。19、20世纪的产业革命，就业转移主要是在最终品龛位内的横向转移。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21世纪的产业革命，就业转移将主要是从最终品龛位向各中间品龛位的纵向转移。四产革命还意味着单龛位中间品企业将越来越多，即整个经济将隐形冠军化。隐形冠军化还将扩散到经济以外的领域。因此，教育战略应该从为大公司培养“标准件”转到为隐形冠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即思验家型的企业家和发明家。根据这一战略，商学院应该把研究和教学的重点从大公司转到隐形冠军。
　　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经济学在创新的激励机制和专利的替代制度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值得高度重视。要想在四产革命中领先，中国必须在此基础上领先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根据知识市场定律和有机科技与非有机科技的质的区别，专利制度应该进行该强则强、该弱则弱的改革，具体地说，就是强化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和缩短未实施专利的保护期，在直接关系基本民生（吃饭、就医）的有机科技领域引入专利替代制度。这将使得相关产业（制药等）成为经济和出口增长的新支柱。
　　外交战略的近期重点应该是稳定中美关系，妥善处理香港、台湾、周边问题；远期重点应该是打造中欧命运共同体和东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都有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有限的人均资源，都进行过大同主义的长期探索，中国的发达地区和西欧国家还有相似的发展水平。中国大陆和日本、东亚四小龙也有类似的关系，而且还有深厚的文化历史联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所应当从中欧命运共同体和东亚命运共同体开始。
　　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果崛起大国的软实力发展超前于硬实力发展，就不会被守成大国视为威胁；如果崛起大国的软实力发展滞后于硬实力发展，就必定被守成大国视为威胁。软实力中最重要的是话语权，话语权中最重要的是理论话语权。中国应该在理论话语权和其他一切话语权占有一席之地，在先进理论、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其他一切先进事物占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自信是能力自信，最重要的能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创新是理论创新。
　　日本的PPP人均GNI在1966年就达到了美国的一半。目前中国和美国在PPP人均GNI上的相对差距远远小于1946年日本和美国的相对差距。未来20年，只要中国走大同主义道路，中国就一定能够创立各个领域各种类型的数以万计的隐形冠军，中国的PPP人均GNI就一定能够达到美国的一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完成大同主义改革的双重任务（全面打造隐形冠军和参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年后就将处于创新效率低下和小市场对大市场的双重劣势。
　　在21世纪，大同主义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的超级工程，也是世界的超级工程，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本文就是引玉之砖。

附表 中欧2018年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前100强）

　　注：2018年數据来自世行网站2019年9月19日上传的网页（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bank/download/GNIPC.pdf）。
　　2017年数据来自世行网站2018年7月22日上传的同一网页。
　　“N/A”表示世行没有发布数据。完整榜单请扫描二维码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