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安徽蚌埠鲍家沟村一群百姓跪求在国家环保总局官员的面前，不为别的，只请求治污！媒体报道称，他们为了污染问题已经上告了10年，“市里来查过、省里来查过，可就是不断地查不断地排污”。
　　跪求，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子孙后代。但跪求这种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举动，竟然出现在了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的今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试问，公众对于环保的参与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择吗？
　　毫无疑问，像环境保护这种事关公众利益的事情，公众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们的积极参与显然也是最有利于环保事业发展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宪法赋予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许多时候、许多场合仅仅停留在纸上，很难落到实处。于是，在现实生存环境的逼迫下，民众只有无奈地采取“跪求”、暴力对抗等方式来获取“自救”。
　　尽管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各级环保部门也纷纷出台各种制度，为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创造条件，但由于社会监督缺失以及现行环保法律难以操作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环保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首先是信息不通。地方政府要上污染项目，一般是不会对当地百姓全盘公开的，而更多地采取“瞒”和“骗”的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有几个“好事者”想了解实际情况，多数也是吃闭门羹。即便把项目公布于众，有关部门也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模糊处理，一笔带过，亦或是玩起高深莫测的专业性数据游戏，让民众看得是云里雾里，污染项目由此蒙混过关。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对相关信息之所以讳莫如深，是担心招来民众的不满，妨碍工程的顺利推进，从而影响到“出政绩”的时效。
　　其次是投诉无门。作为环境事件的受害者，公众遇到环保问题时，本来可以行使自己的表达权，找到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投诉。但现实是，很多环境问题恰恰是政府行为，一些地方的大污染企业不是被当地政府“挂牌督办”，而是被“挂牌保护”！让政府拿起砖头砸自己的脚，公众显然不具备那么大的能量。
　　面对公众参与环保的现实窘境，理性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关键是要赋予公众在环保问题上的权利主体地位，而不再是将权利的维护寄希望于地方官员的自我觉醒。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言：“只有公众才有问责的恒久动力。”因此，如何切实保障公民对环保问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引导公民参与环保向纵深方向发展，无疑是摆在法治社会面前的一个紧迫课题。
　　前不久，厦门一项投资108亿元，可能给这座城市带来每年800亿元以上GDP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化工项目，在科学家、政协委员和广大民众的监督下，最终“暂缓建设”。浙江一些地区开展的奖励公众举报企业污染等做法，保障了公民对环境的监督权。浙江、上海等地开展的政府项目由公民或人大代表决定等工作，从源头上赋予了公民对污染项目说“不”的权力。还有如民意与干部政绩考评以及干部选拔任用对接等等，都是公众参与环保的成功例子。而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在环境保护上严重懈怠的官员，显然是不能令公众满意的。这时，作为民意的代言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回应民众的声音，通过启动问责、质询、罢免等程序，让官员们感受到来自民意的压力，让民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既是人大制度设计的本意，也是让公众实现宪法权利的根本所在。
　　一言以蔽之，通过建立和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和监督机制，激活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保障他们的参与权，才能避免“跪求”和群体性环境事件这些与法治社会不相协调的事件的发生，使公众参与真正成为环保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