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五”开启之时，“中国向何处去”有了一张新蓝图，接下来更为重要的就是勾画行进的线路细节，让蓝图变成现实。
　　今年全国“两会”定调“控通胀、保民生”， 实现此两项多少有些对冲意味的目标需要诸多平衡，而由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可以想见未来道路难以一帆风顺，相应的决策平衡与灵活变通则至关重要。
　　首先要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各方对短期内通货膨胀的恐惧正在加剧，决策层甚至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至7％，以防止各项指数狂飙突进。尽管如此，2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高达4.9，预计3月的数据也将在4.7左右。而目前的活期储蓄利率仅为0.4，这意味着实际通胀压力比表面看起来的要大很多，相应的对策也需要准备得更充分。
　　长期的实际负利率恶化了穷人的处境，令基层民众承受的压力也更大。这令抑制通胀的短期目标十分有吸引力，因为这能让基层民众的情绪得到安抚。而因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通胀将会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是以各项临时性价格管制措施纷纷出台，从各地限购房产到不允许食品价格过快上涨，等等。
　　但这些管制政策在历史上表现不佳，并且会导致两种恶性累积效应。首先可能会加大下一轮通胀的幅度，由此导致需要更强的管制措施；其次短期政策的累积效应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由于担心通胀而实行的紧缩管制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通胀如虎，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因为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失业的担忧。中长期的预测显示中国的劳动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正出现减少的趋势，这又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形成可怕的叠加效应。如果计划生育这一人口管制政策一直持续，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将面临严重挑战，适时改弦更张应予以更充分的讨论，必要的调整策略也须早做准备。
　　经济增长放缓除了会增加失业外，也会因为经济资源的不足而加剧最底层的激烈竞争。两者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对中国来说，维持一个人均收入低水平的公平社会毫无意义，是以在关注社会公平的同时仍然需要维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不唯GDP，不弃GDP。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值得反复强调。这里需要避免新的矫枉过正，也就是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转到一味侧重社会公平。事实上，在人均收入不高的中国，没有经济增长很难保证社会公平。因此尽管今年的“两会”增强了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但“十二五”规划依旧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有所不同的仅是，对于效率内涵的强调更为多元。
　　中国的改革不仅要平衡长期和短期的利益，也要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这其中缩减贫富差距是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如果能全民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整个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就会降低。但如果经济增长的好处只是被少数人垄断，那么对不公平的愤怒将会极大增加社会和谐运行的成本。
　　过往的经济增长造成的问题很多，除了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和东西部不平衡，还有房价飙升、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危机，以及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座民生大山”带来的压力。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表明基层民众未能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作为对此前发展缺失的纠偏，决策层设想通过行政之手实现收入再分配，并加大民生投入以消弭贫富差距。这种“赐予式”再公平之道忽视了基层民众参与决策的意愿，也令合法创富者心生“被剥夺”之感，使得民众对于未来的改革路径难以形成共识。而这又使得维护社会稳定面临更大挑战，也表明依靠行政之手实行平衡发展恐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决策层已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创新社会管理”的说法近期被不断提及。但这一维稳新政尚缺少具体的落实措施。事实上，社会管理的说法在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但一直缺乏相应的政策，主要原因在于难以用计划经济思维来管理复杂社会——一来信息不完全；二来即便信息完全，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这种“社会管理”思维所体现的“理性的自负”往往无法落到实处。
　　平衡发展无法依靠一个统一的计划，只能求助分散的自主决策。而只有公民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法律才能从纸面走进现实，也才能对政府的不当管制进行约束，从而确保分散决策的自愿性和有效性。
　　事实上，中国以往改革的成功经验有一条值得继续发扬光大，那就是通过对包括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的承认与保护，来激发人们巨大的自我发展潜力，从而推进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构建。而社会不公平程度加剧，也恰是因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不够充分。
　　正如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正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所在——是我们在未来岁月中避免以改革之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坐标和基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