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著名文化评论人。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北京青年周刊》《新闻晨报》《香港电影》等三十多家报刊开有电影、音乐、娱乐、文化评论专栏。
　　
　　十六岁，上高一，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草原》。大意是，写作就是我的草原，无边无际，供我驰骋，让我获得现实世界里得不到的自由，云云。少年在毫无根据的狂想驱使下会使用的词句，我一个都没少用，“风”、“云”、“心”、“广阔无垠”，等等。
　　要用多久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谬误之处？还好，不是很久。但即便这样，也用去了我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后我才知道，对我来说，写作给予我的并非一种毫无边际的自由，而恰恰是给了我的生活以种种限定，为我的世界勾勒出了一个边界。
　　写作为我提供了方向，给予我一种心理暗示，是的，我告诉自己得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得不停地写，可以尝试的事情很多，但我能够做好的，恐怕只有写作；写作也为我提供了一种迷信，每当我稍一分神去做别的事情，每当我经不住诱惑，涉足别的领域，稍遇挫败，我就用这种迷信为自己找到了借口——看，这就是你背叛了写作所招致的下场！于是，我只好老老实实地重新回到书桌前，凝神静气，开始重抱佛脚。哼，我没有做成别的事，都是它害的！我因此保留了我个人能力上的神秘感。
　　写作占用了我的时间，逼迫我必须不停地去经历、去读、去写、去看、去想，让我的所有精力团结在以它为核心的人和事周围，一切行动听它指挥。于是，我才不会打牌打麻将打游戏跳舞，也渐渐不屑于去唱歌应酬或者施展本来还算精到的酒吧搭讪术，于是，就像杨德昌所说的那样：“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写作也收集了所有本来有可能被无端浪费的时间，使我的人生平白无故地延长了三倍，衡量人生质量的长度宽度高度，都比不过我因它而获得的密度。
　　写作也矫正了我生活的形态，使我定时作息、规律饮食、控制欲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我的生活形成了监控。每有卑琐的念头发生，另一个念头同时降临：这样的事，是不好写出来的呀，写出来也招人笑话。我于是唯有悻然作罢，文字时时在场，时时定下戒律清规，在我周围用金箍棒划出圆圈，让我不致逾越。
　　我尝试过没有边界的生活，比如逢年过节，我大胆到足足有十天不写任何东西，但恐慌随即降临，像骤然失去了佑护，我也观察过生活里没有边界的那些人，他们像是失去了主心骨，快乐都很模糊。
　　那些看似限制了我们事物，对我们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们是边界，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荫庇，以及人生明确的去向，在这个边界里，我们获得了某种力量、安全感，而且温暖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