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电影《红高粱》是非常适宜在电影院观看的一部大片，《红高粱》无疑是非常富有魅力的，无论是小说所赋予的基调，还是影片所呈现出来的画面、色彩，乃至于光线，都给观众呈现出了一個生动而又非常浓烈的感官体验。《红高粱》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其在影视作品当中单单依靠拍摄条件还有影像设备能够呈现出来的视觉感受，同时也取决于原著小说作家的文笔和才华，才能够改编出一个有艺术价值的影视作品。张艺谋在拍摄电影《红高粱》时，应用了近乎完美的现代电影语言，在我国的电影史上可以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本文首先对电影《红高粱》进行了介绍，然后从叙事语言、叙述视角，还有层次结构三个方面和莫言的文学原著对比，希望所做分析能够为有关研究人士带来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红高粱;文学原著;电影
小说与影视剧属于两种不同形式、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从媒介载体的角度上看，小说叙事主要应用的还是语言文字，但是影视叙事主要则是需要应用各种不同的画面还有场景组合。小说在进行传播时主流媒介依然是纸质媒介，而影视则需要依靠电子媒介来完成传播，从一定角度上看，因为文化载体媒介存在差异，自然叙事艺术也会不同。不过两者之间之所以可以相互转换，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都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构成故事的各个要素之间自然也是存在相似性的。不可否认的是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在叙事转换上可以说是多方面且多元化的，不过从笔者的角度上看，在转换过程中还是应该把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叙事方法，还有叙事思维等当作重点。
一、电影《红高粱》概述
1987年电影《红高粱》首次上映，该片由导演张艺谋执导，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战争文艺片。这部影片是由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高密县，故事讲述了男主人公余占鳌，同女主人公九儿在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一同经营一家高粱酒坊，但是不幸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到来，九儿和高粱酒坊的一众伙计们由于参与了抗击日军的活动，在送饭的途中被日军车上的机枪残忍杀害的故事。在九儿长到19岁的时候，因为一匹骡子被迫需要嫁给一个当时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男人，这个男人大概五十多岁，患有麻风病，名叫李大头。按照当时李大头所在的地方的规矩，轿夫需要用颠轿折腾新娘子一番，但是无论轿夫如何折腾，九儿一直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九儿嫁到十八里坡以后，与轿夫余占鳌生出了情愫。过了一段时间，李大头去世了，九儿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因为爱慕还有钱财绑架了九儿，罗汉大叔还有作坊里的众伙计经商议后一同凑钱把九儿赎了回来。而九儿回来的时候头发比较凌乱，引得余占鳌特别生气直接去找了土匪秃三炮，并把菜刀架在了秃三炮的脖子上，一直到秃三炮再三用性命保证自己绝对没有对九儿做过什么，余占鳌才肯作罢。后来余占鳌撒了一泡尿在刚刚酿好的高粱酒里面，却没成想使得高粱酒的味道特别好，九儿便给这个酒取名叫做十八里红。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在九儿儿子九岁的那一年，日本人打到了青沙口，在青沙口进行了一系列烧杀抢掠的行为，九儿把十八里红搬出来给伙计们喝，激起了伙计们抗击日本人的斗志，纷纷加入到抗日活动当中，九儿则做后勤保障工作，一次九儿带着刚做好的饭菜去给伙计们吃，却不料死在了日本人的机枪之下。由于九儿的死，余占鳌和伙计们愤怒不已，纷纷抱着火罐和土雷抗击敌军。枪林弹雨过后，余占鳌带着儿子走到了九儿的尸体旁。
二、电影《红高粱》与文学原著的对比
（一）叙事语言不同
小说与影视剧在叙事语言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小说的叙事主要应用的是文字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的、间接的、模糊的，以及不确定的。但是影视叙事则不同，主要应用的是声像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观的、具体的、可感的，以及确定的，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元素共同组成的。其中画面表示的是一种能够活动的图像，而声音则是包括三个方面，即话语、声响、音乐。小说从某种角度上看，在叙事过程中应用的是文字描写的形式，但是影视叙事则主要应用了画面的运动，同蒙太奇剪辑还有声音符号连接在一起实现的。所以，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第一步就是要把文字语言转换成声像语言，使得其既可以看得见，也可以听得见。《红高粱》是莫言写的一篇中篇小说，它的整体叙事语言是非常具有魅力的，整本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应用的都是第一人称，这就表示在叙事过程中，故事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主观性，并且应用主观性叙事语言也有着较为突出的情感色彩。在小说当中，一句“我爷爷”“我奶奶”，就能够缩小作者、叙事者，还有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感，也可以消减隔离感，使得文章更加有亲近感。不仅如此，在莫言一贯的叙事语言当中，他的作品在色彩质感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可以说莫言把高粱还有高粱酒的形态，也就是红色诠释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用火焰在燃烧时的状态来形容。这种语言体现出来的色彩同主人公的实际情感也是非常一致的，能够把人性的感性，还有人性原始的野性联系起来，这些都是《红高粱》这本长篇小说最为感动人的部分，因为语言的动人给人带来了非常大的感染力还有内在张力。
除此之外，在小说《红高粱》当中，作者还运用了很多不同的写作手法，比如说把叙述同描写结合起来，把动态和静态结合起来，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把人物的内在心理同外在行动结合起来等，尤其是在描写一些场景的时候，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描写手法，才使得电影的改编工作更加顺利。在改编电影《红高粱》时，导演张艺谋为能够充分把画面语言突出出来，对人物的具体形象，以及人物的可视性进行强化，尤其是电影中各个场景的色彩，及其给人带来的观赏性及震撼力，张艺谋选择了把主观感受式的语言转换成客观叙述式的语言。即使在电影当中叙说“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时，应用了画外音的形式，不过电影还是很好地把动作、场面，还有人们的内心独白这一系列语言从静态转换成了动态，并且更加具象化、叙述化。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画面，使得画面在运动过程中把“我爷爷”还有“我奶奶”的故事讲述出来，在叙事语言上，张艺谋更是应用了能够使语言的色彩及质感更好地突出和强化出来的方法，在画面还有色彩语言当中把小说的主观情感性语言带动出来，同时也赋予其更加强烈、更加有内涵的情感，使得小说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能够在电影当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叙述视角不同
叙述视角是叙事者还有人物两者之间认知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指的是在呈现故事的过程中，应用的方式，以及在观察故事的过程中，使用到的角度。在叙事学当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以往通常都出现在分析文学叙事方面，但是随着电影还有电视的出现，一种新的叙事载体形成了，并且这一新的叙事载体是与文字叙事技巧有着明显差异的，叙述视角对于影视作品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影片当中的故事情节完全需要依靠叙述视角来呈现出来。举个例子，在叙事时空当中，如果想要丰富叙事的层次，并且能够使观众跳脱出来，应用画外音是比较常见的，而当有独白代表着叙述人称的转换时，则可以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实现多时空的并列交错运行。所以，即便是相同的一个故事，小说和电影的表达和表现方式也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不管是谁在讲故事，还是以谁的眼光在看待故事，又或者是由谁讲出来的故事，由于叙事载体的不同，表达方式自然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一般情况下，从所知视角来对叙述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划分成三种不同的情况，分别是全知叙述视角、限知叙述视角，还有纯客观叙述视角。热奈特称之为零度聚焦、内部聚焦，以及外部聚焦。其中，第一种全知叙述视角又被称之为上帝视角，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时叙述者往往都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的，不仅能够了解到事情的外部冲突，同时也能够了解到人物的内心活动;第二种限知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者把自己所知道的内容同故事当中的人物等同起来，一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是人物在剧情当中的发展，而引出人物的命运，以及各种事情的前因后果，叙述者并不能提前知晓故事的发展走向;第三种纯客观叙述指的是叙述者基本上是所有人里对故事了解最少的那一个，叙述者仅仅是在对一些特定的人所听到的或是看到的进行描述。
在小说《红高粱》当中，作者莫言把三种叙述视角都进行了应用，把“我爷爷”还有“我奶奶”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讲述了出来，每一种叙述视角都是根据不同的场景而采用的。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描写了“我父亲这个土匪种”，以这样充满诙谐色彩的语句开头把“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及在那一时期的抗日故事串联了起来。
在小说《红高粱》当中，叙述者就是“我”，“我”是在当代有着身份，并且与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有着某种关系的人，这时应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同时也是全知视角。之后描写了“我”回到自己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县之后，自己查阅了一些过去的文献资料，并且还听了一些其他人的叙说，了解到了关于“我爷爷”还有“我奶奶”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我父亲”还只是一个14岁左右的孩童，“我”自然也是不可能参与到“我爷爷”颠轿，或者是“我奶奶”在临死之前的心理活动的，所以很明显在整个故事构建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也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而只是一个讲述故事的转述人，所以很容易理解在“我”的叙事当中应用的是全知视角，并且在叙述整个故事的过程中，“我”也是作者的代表。这在文学界也是一次突破，读者不再需要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一味地去猜测和想象作者的意图。
在小说当中，不仅有“我”的视角，同时还有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也就是“我父亲”，比如说在讲述最后的抗战画面，还有罗汉大爷被日本军剥皮示众的场景时，都是从“我父亲”的角度展开论述的。这样随时变换讲述故事方式的视角，非但没有令观众产生误解，反而使文章表达的丰富性得以加强，变换不同的视角对文章进行叙述其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故事在发生时的真实情景，比如说当“我父亲”看到罗汉大叔被日军剥皮示众的时候，其实体现的并不仅仅是日军侵华时的残暴行为，而是要把中华民族的气节展现给世人，从感官上认识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凭借一个全知视角，对当时的画面进行合理的想象，表达了自己对罗汉大爷宁死不屈精神的崇高敬意。“我父亲”在故事当中既是目击者，同时也是见证者，由他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更加具有说服力，而“我”作为后辈子孙，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大多会掺杂自己的想象，也会带上一些社会语境，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来讲述同样一件事情，不仅可以使时空的阻碍被打破，同时也能够把历史同现代结合起来，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更加富有文化底蕴，可以把作者的观念通过“我”这个隐含的作者口中真实地表达出来。
在电影《红高粱》当中，虽然还是使用了“我”的叙述观点，但是在影片的开端却使用了画外音的形式，开头黑场的过程中叙述人“我”开始解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然后镜头就转到了“我奶奶”的身上，当时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一出场就是一个大大的特写镜头，故事开始讲述“我奶奶”被迫出嫁，在出嫁的途中碰到土匪，在回门的路上和“我爷爷”在一大片高粱地里野合这样一个故事，在叙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是第三人称外视角，属于外聚焦叙事。尽管“我”在整部影片当中没有充当直接讲述者的角色，但是却能够贯穿整部影片，成为影片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影片《红高粱》当中，对于小说当中“我”这一视角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同电影叙事的方法相吻合的，不仅使原著小说的精髓得以保留了下来，同时也把电影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出来。
（三）层次结构不同
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当中，大致能够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也就是“我奶奶”出嫁的時候，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高粱酒酒坊主李大头，同时远近闻名的土匪秃三炮也在追求“我奶奶”，后来“我奶奶”成为了酿酒坊的掌柜，并酿出了十八里香，而这时李大头和秃三炮都想把九儿还有余占鳌束缚在这个酒坊当中，这间阴暗的酒坊就成为了一种符号的象征。另外一个部分是日本军队侵略到了村子里，开始奴役老百姓，强迫老百姓做一些苦力活，比如说修筑公路。为了震慑老百姓，使其能够服从日本军的统治，日本军使用了一种异常残忍的方式，也就是把反抗者罗汉大叔剥皮示众。在这个时候“我爷爷”余占鳌，还有“我奶奶”九儿面对的就是一个由日本侵略者打造的牢笼，这些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第一部分所表达的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蕴含了很多民族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这本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双重的压抑之感。 而在电影《红高粱》当中，从一些外在形式，比如说电影的造型表现等，就能够挖掘出张艺谋给人物创造出了一个非常理想，同时又富有个性的世界。在影片当中，导演用太阳当作后景，并且正对着摄像机，从而营造出了一个把人物的热情同红高粱的张扬相互照应的艺术画面。《红高粱》这部影片在当时可以说是对传统剧情的挑战，张艺谋首次应用了“我们的故事”这一主题，并且使用了一种全新的镜头影像，可以说是我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性的作品。这部电影如果放在今天，自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人们基本上完全能夠理解红高粱的热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刚刚复苏，人们的生活也刚刚稳定，这部电影的上映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原著小说的作家莫言，在1987年11月撰写了一个备忘录，名叫“红高粱家庭”，在这里面莫言是这样评价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的，他说：“富有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做到了野蛮与柔媚的统一、崇高与滑稽的统一、美丽与丑陋的统一、诙谐与庄严的统一。”《红高粱》当中有一句经典的独白，诠释了九儿一生的质问和宣言：“天，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什么都不怕！”这句话同时也是导演张艺谋拍摄《红高粱》时的宣言，代表了劳苦大众对沉默还有忍耐的反抗，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伊始。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原著小说《红高粱》，还是电影《红高粱》，两者都是非常具有艺术魅力的，整体的行文结构也是比较流畅、灵动的，每一处都给人非常动人的感官体验。《红高粱》在叙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应用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叙述视角，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时也是非常直观，能够带动起观众和读者的思绪。不仅如此，《红高粱》也深刻地揭示了在黑暗的旧社会，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不同人物的不同精神面貌及不同行为方式，寓意非常深刻，并且耐人寻味，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牛晓东.电影《红高粱》与文学原著的对比分析[J].电影文学，2009（05）：47-48.
〔2〕魏韶华，王雪媛，宋祖华.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 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J].东方论坛，2005（05）.
〔3〕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关键词：红高粱;文学原著;电影
小说与影视剧属于两种不同形式、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从媒介载体的角度上看，小说叙事主要应用的还是语言文字，但是影视叙事主要则是需要应用各种不同的画面还有场景组合。小说在进行传播时主流媒介依然是纸质媒介，而影视则需要依靠电子媒介来完成传播，从一定角度上看，因为文化载体媒介存在差异，自然叙事艺术也会不同。不过两者之间之所以可以相互转换，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都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构成故事的各个要素之间自然也是存在相似性的。不可否认的是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在叙事转换上可以说是多方面且多元化的，不过从笔者的角度上看，在转换过程中还是应该把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叙事方法，还有叙事思维等当作重点。
一、电影《红高粱》概述
1987年电影《红高粱》首次上映，该片由导演张艺谋执导，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战争文艺片。这部影片是由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高密县，故事讲述了男主人公余占鳌，同女主人公九儿在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一同经营一家高粱酒坊，但是不幸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到来，九儿和高粱酒坊的一众伙计们由于参与了抗击日军的活动，在送饭的途中被日军车上的机枪残忍杀害的故事。在九儿长到19岁的时候，因为一匹骡子被迫需要嫁给一个当时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男人，这个男人大概五十多岁，患有麻风病，名叫李大头。按照当时李大头所在的地方的规矩，轿夫需要用颠轿折腾新娘子一番，但是无论轿夫如何折腾，九儿一直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九儿嫁到十八里坡以后，与轿夫余占鳌生出了情愫。过了一段时间，李大头去世了，九儿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因为爱慕还有钱财绑架了九儿，罗汉大叔还有作坊里的众伙计经商议后一同凑钱把九儿赎了回来。而九儿回来的时候头发比较凌乱，引得余占鳌特别生气直接去找了土匪秃三炮，并把菜刀架在了秃三炮的脖子上，一直到秃三炮再三用性命保证自己绝对没有对九儿做过什么，余占鳌才肯作罢。后来余占鳌撒了一泡尿在刚刚酿好的高粱酒里面，却没成想使得高粱酒的味道特别好，九儿便给这个酒取名叫做十八里红。时间一点一点流逝，在九儿儿子九岁的那一年，日本人打到了青沙口，在青沙口进行了一系列烧杀抢掠的行为，九儿把十八里红搬出来给伙计们喝，激起了伙计们抗击日本人的斗志，纷纷加入到抗日活动当中，九儿则做后勤保障工作，一次九儿带着刚做好的饭菜去给伙计们吃，却不料死在了日本人的机枪之下。由于九儿的死，余占鳌和伙计们愤怒不已，纷纷抱着火罐和土雷抗击敌军。枪林弹雨过后，余占鳌带着儿子走到了九儿的尸体旁。
二、电影《红高粱》与文学原著的对比
（一）叙事语言不同
小说与影视剧在叙事语言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小说的叙事主要应用的是文字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抽象的、间接的、模糊的，以及不确定的。但是影视叙事则不同，主要应用的是声像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观的、具体的、可感的，以及确定的，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元素共同组成的。其中画面表示的是一种能够活动的图像，而声音则是包括三个方面，即话语、声响、音乐。小说从某种角度上看，在叙事过程中应用的是文字描写的形式，但是影视叙事则主要应用了画面的运动，同蒙太奇剪辑还有声音符号连接在一起实现的。所以，把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第一步就是要把文字语言转换成声像语言，使得其既可以看得见，也可以听得见。《红高粱》是莫言写的一篇中篇小说，它的整体叙事语言是非常具有魅力的，整本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应用的都是第一人称，这就表示在叙事过程中，故事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主观性，并且应用主观性叙事语言也有着较为突出的情感色彩。在小说当中，一句“我爷爷”“我奶奶”，就能够缩小作者、叙事者，还有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感，也可以消减隔离感，使得文章更加有亲近感。不仅如此，在莫言一贯的叙事语言当中，他的作品在色彩质感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可以说莫言把高粱还有高粱酒的形态，也就是红色诠释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用火焰在燃烧时的状态来形容。这种语言体现出来的色彩同主人公的实际情感也是非常一致的，能够把人性的感性，还有人性原始的野性联系起来，这些都是《红高粱》这本长篇小说最为感动人的部分，因为语言的动人给人带来了非常大的感染力还有内在张力。
除此之外，在小说《红高粱》当中，作者还运用了很多不同的写作手法，比如说把叙述同描写结合起来，把动态和静态结合起来，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把人物的内在心理同外在行动结合起来等，尤其是在描写一些场景的时候，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描写手法，才使得电影的改编工作更加顺利。在改编电影《红高粱》时，导演张艺谋为能够充分把画面语言突出出来，对人物的具体形象，以及人物的可视性进行强化，尤其是电影中各个场景的色彩，及其给人带来的观赏性及震撼力，张艺谋选择了把主观感受式的语言转换成客观叙述式的语言。即使在电影当中叙说“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时，应用了画外音的形式，不过电影还是很好地把动作、场面，还有人们的内心独白这一系列语言从静态转换成了动态，并且更加具象化、叙述化。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画面，使得画面在运动过程中把“我爷爷”还有“我奶奶”的故事讲述出来，在叙事语言上，张艺谋更是应用了能够使语言的色彩及质感更好地突出和强化出来的方法，在画面还有色彩语言当中把小说的主观情感性语言带动出来，同时也赋予其更加强烈、更加有内涵的情感，使得小说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能够在电影当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叙述视角不同
叙述视角是叙事者还有人物两者之间认知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指的是在呈现故事的过程中，应用的方式，以及在观察故事的过程中，使用到的角度。在叙事学当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以往通常都出现在分析文学叙事方面，但是随着电影还有电视的出现，一种新的叙事载体形成了，并且这一新的叙事载体是与文字叙事技巧有着明显差异的，叙述视角对于影视作品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影片当中的故事情节完全需要依靠叙述视角来呈现出来。举个例子，在叙事时空当中，如果想要丰富叙事的层次，并且能够使观众跳脱出来，应用画外音是比较常见的，而当有独白代表着叙述人称的转换时，则可以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实现多时空的并列交错运行。所以，即便是相同的一个故事，小说和电影的表达和表现方式也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不管是谁在讲故事，还是以谁的眼光在看待故事，又或者是由谁讲出来的故事，由于叙事载体的不同，表达方式自然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一般情况下，从所知视角来对叙述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划分成三种不同的情况，分别是全知叙述视角、限知叙述视角，还有纯客观叙述视角。热奈特称之为零度聚焦、内部聚焦，以及外部聚焦。其中，第一种全知叙述视角又被称之为上帝视角，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时叙述者往往都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做的，不仅能够了解到事情的外部冲突，同时也能够了解到人物的内心活动;第二种限知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者把自己所知道的内容同故事当中的人物等同起来，一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是人物在剧情当中的发展，而引出人物的命运，以及各种事情的前因后果，叙述者并不能提前知晓故事的发展走向;第三种纯客观叙述指的是叙述者基本上是所有人里对故事了解最少的那一个，叙述者仅仅是在对一些特定的人所听到的或是看到的进行描述。
在小说《红高粱》当中，作者莫言把三种叙述视角都进行了应用，把“我爷爷”还有“我奶奶”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讲述了出来，每一种叙述视角都是根据不同的场景而采用的。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就描写了“我父亲这个土匪种”，以这样充满诙谐色彩的语句开头把“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及在那一时期的抗日故事串联了起来。
在小说《红高粱》当中，叙述者就是“我”，“我”是在当代有着身份，并且与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有着某种关系的人，这时应用的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同时也是全知视角。之后描写了“我”回到自己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县之后，自己查阅了一些过去的文献资料，并且还听了一些其他人的叙说，了解到了关于“我爷爷”还有“我奶奶”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我父亲”还只是一个14岁左右的孩童，“我”自然也是不可能参与到“我爷爷”颠轿，或者是“我奶奶”在临死之前的心理活动的，所以很明显在整个故事构建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也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而只是一个讲述故事的转述人，所以很容易理解在“我”的叙事当中应用的是全知视角，并且在叙述整个故事的过程中，“我”也是作者的代表。这在文学界也是一次突破，读者不再需要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一味地去猜测和想象作者的意图。
在小说当中，不仅有“我”的视角，同时还有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也就是“我父亲”，比如说在讲述最后的抗战画面，还有罗汉大爷被日本军剥皮示众的场景时，都是从“我父亲”的角度展开论述的。这样随时变换讲述故事方式的视角，非但没有令观众产生误解，反而使文章表达的丰富性得以加强，变换不同的视角对文章进行叙述其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故事在发生时的真实情景，比如说当“我父亲”看到罗汉大叔被日军剥皮示众的时候，其实体现的并不仅仅是日军侵华时的残暴行为，而是要把中华民族的气节展现给世人，从感官上认识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凭借一个全知视角，对当时的画面进行合理的想象，表达了自己对罗汉大爷宁死不屈精神的崇高敬意。“我父亲”在故事当中既是目击者，同时也是见证者，由他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更加具有说服力，而“我”作为后辈子孙，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大多会掺杂自己的想象，也会带上一些社会语境，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来讲述同样一件事情，不仅可以使时空的阻碍被打破，同时也能够把历史同现代结合起来，使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更加富有文化底蕴，可以把作者的观念通过“我”这个隐含的作者口中真实地表达出来。
在电影《红高粱》当中，虽然还是使用了“我”的叙述观点，但是在影片的开端却使用了画外音的形式，开头黑场的过程中叙述人“我”开始解说：“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然后镜头就转到了“我奶奶”的身上，当时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一出场就是一个大大的特写镜头，故事开始讲述“我奶奶”被迫出嫁，在出嫁的途中碰到土匪，在回门的路上和“我爷爷”在一大片高粱地里野合这样一个故事，在叙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是第三人称外视角，属于外聚焦叙事。尽管“我”在整部影片当中没有充当直接讲述者的角色，但是却能够贯穿整部影片，成为影片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影片《红高粱》当中，对于小说当中“我”这一视角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同电影叙事的方法相吻合的，不仅使原著小说的精髓得以保留了下来，同时也把电影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了出来。
（三）层次结构不同
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当中，大致能够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也就是“我奶奶”出嫁的時候，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高粱酒酒坊主李大头，同时远近闻名的土匪秃三炮也在追求“我奶奶”，后来“我奶奶”成为了酿酒坊的掌柜，并酿出了十八里香，而这时李大头和秃三炮都想把九儿还有余占鳌束缚在这个酒坊当中，这间阴暗的酒坊就成为了一种符号的象征。另外一个部分是日本军队侵略到了村子里，开始奴役老百姓，强迫老百姓做一些苦力活，比如说修筑公路。为了震慑老百姓，使其能够服从日本军的统治，日本军使用了一种异常残忍的方式，也就是把反抗者罗汉大叔剥皮示众。在这个时候“我爷爷”余占鳌，还有“我奶奶”九儿面对的就是一个由日本侵略者打造的牢笼，这些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第一部分所表达的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而是蕴含了很多民族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这本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双重的压抑之感。 而在电影《红高粱》当中，从一些外在形式，比如说电影的造型表现等，就能够挖掘出张艺谋给人物创造出了一个非常理想，同时又富有个性的世界。在影片当中，导演用太阳当作后景，并且正对着摄像机，从而营造出了一个把人物的热情同红高粱的张扬相互照应的艺术画面。《红高粱》这部影片在当时可以说是对传统剧情的挑战，张艺谋首次应用了“我们的故事”这一主题，并且使用了一种全新的镜头影像，可以说是我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性的作品。这部电影如果放在今天，自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人们基本上完全能夠理解红高粱的热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刚刚复苏，人们的生活也刚刚稳定，这部电影的上映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原著小说的作家莫言，在1987年11月撰写了一个备忘录，名叫“红高粱家庭”，在这里面莫言是这样评价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的，他说：“富有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做到了野蛮与柔媚的统一、崇高与滑稽的统一、美丽与丑陋的统一、诙谐与庄严的统一。”《红高粱》当中有一句经典的独白，诠释了九儿一生的质问和宣言：“天，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什么都不怕！”这句话同时也是导演张艺谋拍摄《红高粱》时的宣言，代表了劳苦大众对沉默还有忍耐的反抗，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伊始。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原著小说《红高粱》，还是电影《红高粱》，两者都是非常具有艺术魅力的，整体的行文结构也是比较流畅、灵动的，每一处都给人非常动人的感官体验。《红高粱》在叙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应用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叙述视角，在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时也是非常直观，能够带动起观众和读者的思绪。不仅如此，《红高粱》也深刻地揭示了在黑暗的旧社会，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不同人物的不同精神面貌及不同行为方式，寓意非常深刻，并且耐人寻味，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牛晓东.电影《红高粱》与文学原著的对比分析[J].电影文学，2009（05）：47-48.
〔2〕魏韶华，王雪媛，宋祖华.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 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J].东方论坛，2005（05）.
〔3〕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