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初接触海洋研究，迄今整整9年。
　　这9年，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什么使然，各式各样的海洋史著作，不管同胞写的还是国际友人写的，对海盗与人类开发、利用海洋之间的关系大多视而不见，仿佛海盗不过是世界海洋发展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国际友人这么做，多少有不想自揭家丑的心理作祟，尚有情可原。可是，同胞们为什么对海盗的话题避之而唯恐不及，以至于除了纸张粗糙、笔法仓促，剪刀加糨糊的地摊小书外，国内鲜有像样的思考与探讨，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们的弱点通常是，把现在当作历史，而很少会想到，眼前的事实，不是史实。民主、宪政、法治、海洋强国，今天被认为是某些国家的标签。可是，几个人会仔细想，从东京到巴黎，不是分分钟就能到的，为了得到这些标签，这些国家做了什么、经历过什么？
　　很少人知道，在15到19世纪的欧洲扩张期，海盗们首先身体力行地站在各国争霸前台，抢钱、抢地、抢名次，在新航线的发现、新大陆的开辟以及真枪实弹的较量中，出力卖命。
　　这期间，各国海军、科考队伍，不同程度闪现着海盗的身影。伊丽莎白时代第一个进入西班牙的海军将领约翰·霍金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并被伊丽莎白女王亲封为骑士的弗雷西斯·德雷克，都是海盗中响当当的“红顶商人”。巴巴罗萨兄弟则更胜一筹，先后担任了土耳其帝国的海军统帅。至于大名鼎鼎的哥伦布、麦哲伦，与其说是航海家，亦不如说是官方认可的海盗更合适。
　　更少人知道的是，海盗们所属金主国和祖国的政策走向，也深受其影响。海盗们把背后的政府引诱成了大号的自己（也许政府本意如此），不以烧杀抢掠为耻，不以手段阴狠为辱，形象演绎了国家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亚当·斯密曾经对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治理之间的差异进行过描述，美其名曰制度创新特别重要。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熊彼特等人也曾论证过技术创新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何等重要。但没有增长个人财富、扩大国家权力作为引子，没有个人前赴后继希望通过做海盗飞黄腾达，没有海盗武装升级换代装备和本国发动“海盗”式战争的需要，鬼才相信，和平需要对技术创新的力度会这么大。
　　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如果考虑到许多现代民族国家最初酝酿时担当的角色，海盗的作用还要更大一些。没有维京人8世纪末开始的西进、南下、东攻，会有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吗？历史不能假设。不争的证据是，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还是俄罗斯民族，大多数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来自北方的入侵者”—维京人的血液。考虑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第一代美国人，溯其先人，十有八九也能和海盗扯上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海盗不但参与“打造”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而且还提早为“现代文明”做了铺垫，可谓是现代海洋文明以至现代文明形成的一个枢纽。
　　问题在于，这远不是海盗图景的全部。除了上述宏大的轮廓，海盗们可能还是西方现代制度和海洋文明一些具体细节的先祖。
　　如民主和法治。海盗船的船长及一系列管事的，都是推选产生。大家认定谁是船長，谁就是，哪天觉得他不合格了，可能就会被流放至荒岛，自生自灭。这算不算民主？每艘海盗船都会有大家一致认可的“宪章”，对于分工安排、赃物分配原则进行详细规定，并且要求不折不扣地遵守。这是不是法治精神的精髓？
　　麦哲伦完成全球第一次环球航行时，船不过5只，船员不过300，面临凶险、艰难无数。马汉说过一句真诚的话，大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认同感和紧迫感，才能真正最后成就一个海洋国家;海洋国家，无海，则无以为生。而海盗，可能是马汉所说的海洋国家最好的缩影。因为，海盗们身份各异、性格不同，却都是为了求生存、奔前程才到海上寻找立足之地的。
　　海盗为西方现代文明和现代海洋文明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表明，梳理清楚海盗和人类海洋事业之间的关系，明白如今的国际海洋格局是怎么来的，不仅有助于较好判断中国向海发展的方向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更有助于中国树立良好的心态，从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出发，明智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