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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来，高等教育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议题备受瞩目[1]。随着大陆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崛起，加上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在各种国际学生评估（如PISA）中成绩优异，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与大陆日渐兴起的关联[2]。根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的说法，传统文化中儒家教育的结构性基础包括：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其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包容性（inclusiveness）、无性性（asexuality）与权威性（authoritarianism）等特征；通过考试制度与官僚制度相结合，形成超稳定社会。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华人心理学的黄光国教授，在《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一书中提出近年来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政治及法律、经济及地理、社会及文化，其中以社会及文化因素最为基本。而东亚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乃是良好的政策与社会文化因素互动后，克服不利的经济及地理因素所达到的。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社会特质，间接促进当地高度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发展[3]。第一，高成就动机的群体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际关系，尤其对其所属社会群体需有强烈认同感与行为成就动机，且认为群体的目标和需求应放在个人之上。第二，强调实用导向的教育功能。“儒家文化圈”的各国皆十分重视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强调积极求取问学的态度，虽然个人资质不同，但通过努力可充实自我，即可克服先天之不足。此外，儒家求学的目的在于身体力行，在于应用所学改善社会。因此，上述各国普遍教育水平高、文盲率低。第三，重视维持社会秩序的人伦关系。儒家强调“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重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凡事避免“过”与“不及”，以稳定社会秩序。
总之，儒家内涵温和的伦理规范所维系的大环境秩序，对稳定社会结构颇有贡献，也影响后世教育思想。不过，孔子并未涉及新知识等课题。
为此，笔者及学者锡东岳等人希望通过多位国际学者的协力编纂合作，以各自视角观览当地教育文化，经由各地华人世界与社群对于教育理念与学校实务等的探究，分析华人圈中是否有共同或差异之处，是否可以归纳出相关的理论模式，用来解释华人教育如何能在全球化竞争激烈化中独树一帜， 并藉由身处不同的地理环境，透过各自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找出世界各地区华人教育的异同及优缺点。由上述作者所著并于近期出版的《全球化时代中华人的教育模式》一书发现，全球各地华人的教育模式并不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包含三项特征：华人教育模式随着时代变化而持续变动；在近代教育模式的建置与转变过程中，融合了中国儒家与德国、法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教育经验，可谓具有融合东西教育的特色；随着华人的全球迁徙与移民，各种不同社会情境衍生出符合不同社会需求的样态[4]。在这样多层次的发展下，华人吸收了东西文化的精髓，在世界各地生存和立足。
二、华人高教中学术自我殖民的危机
全球华人基础教育阶段成绩出色，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因素：传统文化与家庭重视教育、以考试制度选拔人才、教师地位较高，以及重视教育及升学考试的社会氛围等[5]。然而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许多研究显示中国的高教模式仿佛是一个融合西方典范与儒家传统价值的混合体，但其实更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6]。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举措不同。作者进而通过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发展历程中的哲学多样性、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的分析，区别中国与西方世界高等教育模式的不同。例如，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全体大规模的动员之下，希望快速超英赶美，建立强大中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高等教育结构的建置方面，通常无法置外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巨变的情况。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与西方长期有学者聚集探讨哲学理论、大学研究等逐渐生成的高等教育模式有所不同。[7]
在高等教育如何摆脱西方殖民与全盘移植误区的讨论方面，学者黄光国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两岸当前学术界中充斥着自我殖民的现象[8]。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追随“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现象，全盘反对传统思想。在这种科学至上的形态下，中国的学术传统致力于借用和仿效西方的研究、理论与模式，忽略了西方国家在建立科学理论过程中所寄存的科学哲学知识论等基础，造成后来的华人学术研究缺少真正对于学术理论建构的创新。即使到了今日，国内外很多华人学者的研究仍倾向于效仿西方模式，缺乏实质的学术贡献。[9]
如同上述观点[10]，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其高等教育如何通过调整和改革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此，黄光国教授提出，通过本土社会科学的建构，再造与复兴中华文化，进一步呼吁通过参照西方学术伦理等精髓，建立具有华人文化传统与符合社会真实情境脉络（social contextualization）需求的本土人文与社会科学模式，以避免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现象。[11]
三、SSCI症候群：两岸学术研究异化问题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如何维持高教的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以论文引用率、获得诺贝尔奖与菲尔兹奖的教授与毕业校友数目、《自然》期刊与《科学》期刊论文数目、SCI和SSCI论文数目等学术数据为排名依据；2004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与QS合作推出世界大学排名（THE-QS）之后，各国的大学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排行竞赛。在追求世界一流的全球化标准下，各国大学学术的评量指标逐渐被量化成诸如学科领域被引用的次数、《科学》及《自然》中发表的文章比例，以及在SSCI、SCI、 A
近年来，高等教育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议题备受瞩目[1]。随着大陆经济与政治实力的崛起，加上具有华人背景的学生在各种国际学生评估（如PISA）中成绩优异，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与大陆日渐兴起的关联[2]。根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的说法，传统文化中儒家教育的结构性基础包括：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其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包容性（inclusiveness）、无性性（asexuality）与权威性（authoritarianism）等特征；通过考试制度与官僚制度相结合，形成超稳定社会。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华人心理学的黄光国教授，在《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一书中提出近年来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政治及法律、经济及地理、社会及文化，其中以社会及文化因素最为基本。而东亚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乃是良好的政策与社会文化因素互动后，克服不利的经济及地理因素所达到的。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社会特质，间接促进当地高度的经济成长与社会发展[3]。第一，高成就动机的群体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际关系，尤其对其所属社会群体需有强烈认同感与行为成就动机，且认为群体的目标和需求应放在个人之上。第二，强调实用导向的教育功能。“儒家文化圈”的各国皆十分重视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强调积极求取问学的态度，虽然个人资质不同，但通过努力可充实自我，即可克服先天之不足。此外，儒家求学的目的在于身体力行，在于应用所学改善社会。因此，上述各国普遍教育水平高、文盲率低。第三，重视维持社会秩序的人伦关系。儒家强调“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重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凡事避免“过”与“不及”，以稳定社会秩序。
总之，儒家内涵温和的伦理规范所维系的大环境秩序，对稳定社会结构颇有贡献，也影响后世教育思想。不过，孔子并未涉及新知识等课题。
为此，笔者及学者锡东岳等人希望通过多位国际学者的协力编纂合作，以各自视角观览当地教育文化，经由各地华人世界与社群对于教育理念与学校实务等的探究，分析华人圈中是否有共同或差异之处，是否可以归纳出相关的理论模式，用来解释华人教育如何能在全球化竞争激烈化中独树一帜， 并藉由身处不同的地理环境，透过各自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找出世界各地区华人教育的异同及优缺点。由上述作者所著并于近期出版的《全球化时代中华人的教育模式》一书发现，全球各地华人的教育模式并不局限于单一模式，而是包含三项特征：华人教育模式随着时代变化而持续变动；在近代教育模式的建置与转变过程中，融合了中国儒家与德国、法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教育经验，可谓具有融合东西教育的特色；随着华人的全球迁徙与移民，各种不同社会情境衍生出符合不同社会需求的样态[4]。在这样多层次的发展下，华人吸收了东西文化的精髓，在世界各地生存和立足。
二、华人高教中学术自我殖民的危机
全球华人基础教育阶段成绩出色，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因素：传统文化与家庭重视教育、以考试制度选拔人才、教师地位较高，以及重视教育及升学考试的社会氛围等[5]。然而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面，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许多研究显示中国的高教模式仿佛是一个融合西方典范与儒家传统价值的混合体，但其实更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6]。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举措不同。作者进而通过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发展历程中的哲学多样性、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的分析，区别中国与西方世界高等教育模式的不同。例如，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全体大规模的动员之下，希望快速超英赶美，建立强大中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高等教育结构的建置方面，通常无法置外于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巨变的情况。这样的高等教育模式与西方长期有学者聚集探讨哲学理论、大学研究等逐渐生成的高等教育模式有所不同。[7]
在高等教育如何摆脱西方殖民与全盘移植误区的讨论方面，学者黄光国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两岸当前学术界中充斥着自我殖民的现象[8]。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追随“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现象，全盘反对传统思想。在这种科学至上的形态下，中国的学术传统致力于借用和仿效西方的研究、理论与模式，忽略了西方国家在建立科学理论过程中所寄存的科学哲学知识论等基础，造成后来的华人学术研究缺少真正对于学术理论建构的创新。即使到了今日，国内外很多华人学者的研究仍倾向于效仿西方模式，缺乏实质的学术贡献。[9]
如同上述观点[10]，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其高等教育如何通过调整和改革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为此，黄光国教授提出，通过本土社会科学的建构，再造与复兴中华文化，进一步呼吁通过参照西方学术伦理等精髓，建立具有华人文化传统与符合社会真实情境脉络（social contextualization）需求的本土人文与社会科学模式，以避免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现象。[11]
三、SSCI症候群：两岸学术研究异化问题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如何维持高教的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以论文引用率、获得诺贝尔奖与菲尔兹奖的教授与毕业校友数目、《自然》期刊与《科学》期刊论文数目、SCI和SSCI论文数目等学术数据为排名依据；2004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与QS合作推出世界大学排名（THE-QS）之后，各国的大学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排行竞赛。在追求世界一流的全球化标准下，各国大学学术的评量指标逐渐被量化成诸如学科领域被引用的次数、《科学》及《自然》中发表的文章比例，以及在SSCI、SCI、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