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营造世界水平的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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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是中国高等教育特色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李志民主任,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本刊的专访。“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李志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原则,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我们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办学经验,先后建设了一批学科特色鲜明的大学,比如我们的地质、矿业、石油、电力、钢铁等独立建制的大学,这些大学在国家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这些学科群特色鲜明的大学外,我们中国大学群体最鲜明的特色是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学的三大功能是“知识的产生、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应用”,我们也认为大学的功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还有“文化传承和国际合作”。尽管东方和西方文化差异巨大,但对大学的功能认识基本一致。知识的产生就是我们说的科研,知识的传播等同于我们的人才培养,知识的应用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合作属于广义的知识传播和社会服务。
  东西方文化对大学三大功能的认识虽然一致,但所排顺序不同。我们的大学把人才培养排在第一位,西方的大学把知识的产生(科学研究)排在第一位。例如,哈佛大学就是以培养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在其13个主要学院中,只有4个学院招收本科生,其他学院只招收研究生。再比如,美国大学联合会(AAU)中的60所美国大学培养了美国45%的博士研究生。2015年,这些大学获得联邦政府科研经费的比例占全国的59%,而我们全部大学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经费比例还不到10%。
  一些人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界水平”的参照体系就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的1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基本上是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为主,而我们的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基础的大学,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人才培养上,这就构成了我们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特色的起点。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继续保持我们人才培养在先的特色,大学教授不能只注重科研指标,还要注重考核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大学教授不能把教学和科研截然分开,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大讨论的结论。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包括提高培养人才质量、提升科研水平和增强为社会服务的能力等。大学人才培养离不开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果通常是一般的或普遍的科学知识,成果常表现为一般的原则、理论或规律,这些新成果可以及时转化到课堂,写进讲义,有利于提高培养人才质量。
  “双一流”建设不能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领域的科研名次和学术论文的多少,还要关注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并逐步影响和发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学标准。所谓高影响因子期刊、高水平论文、高被引作者、自然指数等,主要集中在部分学科领域,仅仅反映基础研究领域的少数几个学科进展情况,与我们国家的学科设置差别较大,用别人现有的评价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所大学的整体科研水平,更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
  二、“双一流”建设要求大学教师要一岗双责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您認为“双一流”建设的大潮中,高校中的教师要扮演何种角色?
  李志民:大学的本质功能可以归纳为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产生靠科研,知识的传播主要是人才培养。其中,人才培养是中心工作;科学研究除了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需求外,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支撑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功能的延伸。大学应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促进教学水平提升的办学理念。
  一方面,大学不同于独立的科研机构,教学始终是大学起源至今的基本职能,也是现代大学工作的中心。人力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要求大学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发展输送高水平专业人才,高等院校所承担的教育任务更加艰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大学教师必须坚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水平,提升知识传播的效率,着力于培养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也是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科学研究是各学科领域获取最新知识的直接途径,是教师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的主要来源,是教师完善教学方式的核心方法。科学研究的过程是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教学过程与科学研究过程密不可分,互相融合。教师与学生不是各自独立的主体,教师的任务不止是教,学生的任务也不止是学,教师与学生组成团队共同完成科学研究,在知识生产的同时也使知识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之路。大学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大学教师也兼具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岗双责的重任。因此,大学教师不能把教学和科研截然分开,既要以良好的科研成就提高教学质量,又要用高质量的教学推升科研水平。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仅仅是科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的大学,更是重视人才培养的优秀教学型大学,是以科学研究为高水平教学提供支撑的大学。唯有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并将最新生产的知识与教育传播相结合,培养出高水平人才,才能始终保持在世界前列,实现“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目标。
  三、科学精神应是教育和科研的灵魂
  《世界教育信息》:您刚才提到了大学的功能之一是科学研究。您认为科学人员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怎样提升科学素养?
  李志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源于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精神的培养则需要贯穿于教育的始终。素质教育中极为关键的一项就是科学精神的教育,科学精神是现代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也应该是教育最为关注的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承担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的功能,一定要将科学精神作为教育理念的灵魂,要将科学精神的培养体现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要理解,科学不等于正确,有非议和不足是论文的常态,科学的不断进步不仅要求科研人员尊重他人的发现的优先权,还要尊重他人理性怀疑的权利。因为科学上新的命题往往是挑战已知概念,有可能不符合传统逻辑,引起非议是必然的。同时,科研人员不仅要严谨,而且要诚实守信,准确无误地报告研究过程,诚实地向科学界开放自己的实验数据和研究结果。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人的科研成果,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维护自己和同行的社会声誉。
  科学精神要求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在学术活动中有追求卓越的精神,体现在科研的全过程。从事科研工作的人要做好四个交代:一是对前人的交代,你的工作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主要进展是什么;二是对后人的交代,你的研究发现或结果是什么,今后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三是对自己内心的交代,你的研究对人类是否有价值;四是对同行的交代,数据真实、结论可靠,同行可放心参考引用。
  科研工作者的言行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应起到模范和表率作用。取得新的科学发现或创新进展成果,先找真正的同行交流、讨论和修正,在未经同行认真评议的情况下,不主动找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不包装,不忽悠。学术道德建设在学术共同体内更多地体现在学风上,学术风气不仅关系到学术自身的传承、发展与创新,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不良的学风不仅损害学者和学术的形象,而且影响公众对价值导向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从而影响社会风气。
  科研工作者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以不断创新,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己任;要自觉把自己从事的科技工作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要以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自身义务,积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工作者要坚持真理,自觉维护科学尊严,并以科学技术知识为武器,勇于同一切愚昧、迷信活动和各种伪科学活动作斗争。科研工作者要正确对待各种自然现象,不得参与、支持任何形式的伪科学和愚昧、迷信活动。
  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盏明灯,光芒无处不在,照亮了自然的发展规律,提升了民众的科学素养。通过教育滋养的科学精神则是这盏明灯永不枯竭的“燃料”。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重要且迫切的任务。
  四、 建立科学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
  推行科研诚信管理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您认为在制度设计层面如何保证科研质量和水平呢?
  李志民:科研管理制度的设计不科学、不健全是产生科研诚信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研究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专研、积累和思考,因此,有效的科研管理制度必须有利于研究者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潜力,为生产原创性研究成果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现行的科研管理方式是从机关管理、工业管理方式模仿出来的,目标、经费、进度计划定得非常死板,好像只有这样科研人员才能如期出成果。科研活动与行政管理、工业生产是截然不同的社会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的规律其实就是没有规律,要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空间与自由度,还要能宽容失败。试图按照计划方式管理科研活动、获得科研结果,搞不好就导致学术不端。
  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是推动科学健康发展的有效工具。科技评价主要应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评价和对科学家重大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的确认,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学术交流、确认共识、探讨发展方向。如果科技评价超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评价机制,成为政府制定科技政策、配置科技资源和实施管理的工具,就容易使科研偏离了本来的目的,异化成追逐利益的工具。因此,学术评价绝不能由行政主导。学术评价也不能让出版商来主导,一本期刊年发表上百篇(甚至几百篇)论文,用一个“期刊影响因子”来表征几百篇论文的学术水平实在不科学。以期刊载体来评价作者水平,在中国学术界居然长期盛行,说明多数学者对自己研究成果不够自信。
  学术评价要以学术共同体为主。要建立学术共同体的自治机制和相关部门官员的自律机制。学术共同体内要建立完善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同行评议(peer review)是科技评价中应用最广泛的评价方法,尤其是对用定量方法难以测度的科研活动的价值评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行专家评议主要是依靠科学家群体对同一学科领域,采用同一种评价标准,共同对本学科领域的某一事项进行各自独立的价值评议过程。虽然我国在学术评价中也普遍采用了同行专家评议的机制,但评价过程仍然受到非学术因素较大干扰。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机制,能够保证学术共同体抵制来自行政和社会的不正之风对学术评价过程的干扰,防止同行专家违背学术道德和诚信的评议。
  大学作为本单位科研诚信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当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中的诚信规范,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履行法人职责,自觉抵制、杜绝科研不端行为。在组织申请科研项目和推荐申报科学技术成果奖励时,应当责成申报人奉守科研诚信,可安排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并公示有关信息。要制订相应的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对本单位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对有关部门调查本单位科研不端行为应当予积极配合、协助。
  政府要设立专门机构或授权相关部门,建立受理举报科研不端行为的专门渠道,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举报内容列入密件管理;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对查实的科研不端行为的责任人进行不良信用记录,并作为职务晋升、职稱评定、成果奖励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当将科研诚信教育纳入科研人员职业培训体系和研究生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内容及手段,树立崇尚科研诚信的良好风气与文化。
  《世界教育信息》:现在高校评价教师科研成果的时候,基本上是以论文发表作为主要依据。您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李志民:目前我国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与我们庞大的科技研发队伍、世界第二的科研经费投入和世界第二的论文产出量还不相称,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也不相适应。论文不等于人才,论文不等于国家治理;论文不等于技术,技术也不等于产业。科研成果只有转化后才能体现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文数量和引用数量都不是生产力。   论文的发表和引用仅仅发生在学术团体内,也就是说,只有写论文的人才会引用别人的论文。科研的目的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改造世界,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展现,很多论文可能启发或指导了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他们不一定去写论文,就不会产生引用。以发表载体来评价论文水平,以论文引用次数评价研究人员水平,这肯定不是搞科研的目的。科研评价导向要尽快脱离论文指标的“绑架”。
  用论文数量和引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是不够的。要看科学研究中对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原创性有多少,独立开创的研究方向有多少。要避免只是依靠跟踪模仿、购买仪器海量测试数据、试验方法或技术的改善、独有地域资源数据等的“创新”。否则,就算论文发得再多、引用率再高,也仅仅是更新。
  重大的科技创新往往不是通过发表学术论文体现出来的。比如,互联网早期的研究就无法发表论文、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不是学术论文能够实现的、移动互联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取得的——这些研究论文很难上得了“高被引排名”,用论文的引用率只适合评价基础理论研究。
  五、院士等学术权威
  应带头营造良好学术风气
  《世界教育信息》:当今高校,最“吃香”的就是院士、长江、千人、青千、杰青等“帽子”人才了。尤其是院士作为绝对的学术权威受到各高校的追捧。您认为院士在科研领域应该起到什么特殊作用?
  李志民:良好的学术风气需要院士等学术权威带头营造,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院士制度是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的制度设计。能够当选院士,是科研工作者的莫大荣誉,同时也应担负起巨大责任。总的来说,院士们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舆论对于院士制度的质疑和争议,也从未停歇过。主要包括院士是否应该退休、院士的评选方法是否公正等。院士的学术诚信是我国科技界、学术界学风建设的引路标,直接影响着中国整体的科研环境。近年来,个别院士科学道德失范的现象不同程度发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院士除了科研和教学,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有些院士在各自领域内的一些学会兼职,参与政府组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咨询等,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社会作贡献。但是,院士和普通人一样,精力和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社会组织兼职和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必然会影响科研和教学等工作,因此要坚决反对院士兼职过多,特别是与所研究专业无关的社会组织兼职。
  当前存在院士到好几个学校兼职的现象,这本身就是学风不正。全国如果按照各大高校声称的院士人数进行统计,要远远大于实际的两院院士数量。其实,院士兼职是可以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利用其影响,对他所兼职学校的学科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但如果身兼数职,一个院士在多所学校兼职就是问题。院士兼职必须要与本人研究专业相关,并要与自身精力相适应,避免过多兼职。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影响学术风气:很多城市打着创新发展的旗号,设立院士工作站、建立创新中心,为了吸引院士等学术权威出台了很多“诱人”的政策,给房、给地、给资金,于是就出现院士在全国许多城市占房子、占地的现象。当然,如果某位院士能立足一处,集中精力,倾入所能,对当地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还是能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但如果到处“圈地”,只为利益,则对学风建设不利。
  对于院士个人来讲,有荣誉则应有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包括学术上的带头和引领,更重要的是要在学风建设和科研诚信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早在多年前,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都制定了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要求院士们“坚持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反对学术上的浮躁浮夸之风。坚决抵制科技界的腐败和违规行为”,等等。
  院士不仅要在弘扬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等方面作出努力和贡献,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面也应该为全社会树立典范。院士不要在无实质性贡献的论文上挂名,要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答辩、评议、鉴定、评审、咨询和评奖等活动,确属自己专长又有余力参与的才参加,在对有关社会热点问题公开做出评论时需谨慎和客观。
  六、中国科研人员要仰头挺胸走向世界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离不开高校的国际化,而高校国际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的国际化。对于这一点,您有何考虑?
  李志民:前几天,清华大学教授颜宁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讲席教授,引起了广泛关注。颜寧本人说是“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清华大学认为“这有助于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清华的学术风格传播到国际学术舞台上”。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快速发展的中国高校科技正在走向世界。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当时,我们的科研经费有限、仪器设备不够先进、外语水平差、国际交流少、研究水平低等造成了我们处处不如人的自卑心态。经过三十多年的重点建设和发展,时至今日,我们的科研经费充裕、仪器设备先进、外语水平提高、国际交往增多、人才向优势学科聚拢。一批高校的科研能力显著提升,完全具备与国际学术同行平等交流的条件。我们当然要建立起与外界平等交流的自信心。广大教授、学者们要适应国际舞台,克服自卑心理,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往,勇于参与国际学术组织机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力戒盲目自大。特别是高校科技的领军人物,切不可以为自己的团队大、经费多、实验条件优越就沾沾自喜。我们必须牢记与科技强国的差距,我们的科研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还不高,我们现阶段在世界上的科技成就与我国庞大的人口不成比例,与我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也不相适应。提倡学术自尊,就是要平等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平等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弘扬科学精神,严格学术规范,营造实事求是,尊重真理,不迷信权威的科学、民主氛围,给年轻人以话语权,为新人成长拓展空间。
  高校科技事业的发展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也离不开国家、社会的支持。面对高校科研实力的稳步发展,我们还应继续深化国家科技体制的改革,改进资源配置机制,允许高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参与竞争,获得应有的资源和机会;同时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既出成果又出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编辑 王昕 校对 许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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