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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李约瑟1964年访华之旅为中心，利用相关档案，梳理李约瑟在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和分裂中的态度，以及在英中了解协会组建过程中的工作，兼及参与帕格沃什会议与中国的联络事宜，展示他对中英友好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李约瑟 英中友好协会 帕格沃什会议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 06 01
作者简介：王勇忠，1981年生，山西阳泉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 Wangyongzhong@ucas ac cn。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对外科技援助工作的历史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9BDJ058）。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国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国际上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提出的“李约瑟难题”更是科技史界和文化界的热门议题，学界对此已有诸多研究，新的成果仍在不断涌现。除此之外，李约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分友好，于1952、1958、1964、1972、1978、1981、1984、1986年先后8次访华，赴各地参观，收集文献资料，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流与合作。近年来，李约瑟与中国学者的往来已成为李约瑟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有学者利用李约瑟的工作笔记等英文材料开展了对其学术思想史的研究[1]。然而，如果将视角从科技史的领域略为扩展，放到冷战时期科学家们积极参与国际政治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去观察，有利于描绘李约瑟在科学史家这一角色之外的更多面相。笔者拟以他1964年的中国之旅为中心，利用一些档案材料，对这一问题加以补充。
一 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与分裂
1949年12月4日，英中会议在伦敦召开。这次会议是英国国内的进步人士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召开的一次群众性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工会领袖、教授、医生、国会议员、主妇、合作社员、工厂工人和学生等，旨在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会上，曼彻斯特区混合机器工会委员会代表提议成立“英中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友协”），得到了众多代表的热烈支持。由此，会议决议提出“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巩固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成立新的英中友好协会，把一切谋求与中国友好地个人和团体，团结在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里面。向中国人民致敬，并保证努力建立牢不可破的、永恒不灭的友好关系”[3]之后，英国共产党（以下简称英共）在友协中的影响日渐加深，可以说是“一道由英共领导”[4]。友协成立之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对华友好交流活动，如致函英国外交部和美国驻英大使馆，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中国参加联合国，以及斥责美国继续干涉中国;在伦敦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会，邀请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宁一副主席为团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与会和访问英国;组织访问团赴华参加国庆观礼等，积极向英国民众展示中国的变化和成就，谴责美国的侵略远东政策，敦促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全力支持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取消对英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期间，李约瑟积极参加友协组织的各类活动，多次在各类集会上发言，如在参加“我们不与中国作战！”大会时强调称：“亚洲人民对美国飞机的滥炸朝鲜城市与村庄极为愤慨。这种野蛮行为乃是西方国家奉行的种族优越政策的结果，而远东当前的情势之所以发生，则是由于无理拒绝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它的合法地位所致，号召英国人民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5]1951年，李约瑟正式担任友协会长。1952年，他还参加了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1960年，他专门致函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主席，反对该协会接纳台湾成为其会员[6]。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论战和两国两党关系的破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友协也受到了影响。1963年8月，友协召开理事会，前英国外交官班以安（Derek Bryan）和廖鸿英夫妇提出的主张积极散发表达中国观点材料的提案未获通过。10月26日，友协举行全国委员会会议，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只通过了一项“政策声明”，强调友协是非党派的群众团体，不应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只应进行英中两国的文化交流运动，因此不宜宣传讨论中国有关“共运争论”的观点。李约瑟因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认为：“中苏争论使友协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上。会员同情中国，但许多担任负责工作的人都是英共党员，或接受英共政策的人。他们主张友协光搞文化活动，不宣传政治。他个人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采取了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里。随着中苏分歧的发展，这样做就愈来愈行不通了，……‘政策声明’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样就产生了更大的矛盾。政策声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后终于摊牌了。”[7]由此，他认为“也许需要另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宣传中国的观点”（[8]，页307）。
面对这样的情况，1964年1月，李约瑟等主持出版了一份名为《简报》（The Broadsheet）的宣传品，该刊物由班以安和廖鸿英主办，以“中国政策研究小组”的名义出版，目的在于“简要地介绍中国对社会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而为了澄清问题，在介绍这些观点时将不做事先判断。……如有篇幅允许，我们也准备刊登一些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的简要报道，以及重要评论的摘要”（[8]，页308）。李约瑟在其上先后发表了《中国与和平》《中国的公社》《大跃进和大辩论——经济方面的事实》《中印边界争执》《自力更生或经济依赖？》和《中国与民族解放斗争》等文章。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5期，但是其关于中国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友协领导层的强烈不满。
1964年5月9日，友协举行第14次年会。会前，英共通过吸纳大批支持者参加年会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力量，如在会前的一周内就吸收了200位新会员，而按照李约瑟的说法：“那些人都是对中国毫无兴趣和不相干的。可以说这是‘西风’方面的做法，而我们‘东风’方面也这样做，例如过去我夫人不大参加协会的活动，这次也参加了。”[7]与会者们就如何对待“政策声明”等问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期间，李约瑟作了一次“和解性”的发言，提出 “英中友协的基础是对中国人民及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友谊，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8]，页310），并提出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印发客观、明确地介绍“共运争论”的材料，以及双方的不同观点。他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友协内部相互独立的两种倾向，使友协十四年来的出色工作得以发展。……如果一些会员（不管什么原因）竟然不能同意这样一种对中国朋友的观点的纯客观的介绍，认为这是‘邪门歪道’，不应去提。那么，这些会员倒是要想一想：他们能否坦然地继续留在中英‘友好’协会之中”（[8]，页310）。虽然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一致性通过，但结果仍旧是“西风”暂时压倒了“东风”，会议最终决定禁止讨论中苏分歧和宣传中国的观点，各地分会提出的不少反对“政策声明”的提案也全部遭到否决，其中甚至包括最起码的反驳“中国是种族主义”的提案。这次会议之后，李约瑟和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人士感觉到“协会的分裂是悲剧性的，因为协会本来就很小，但目前除了分裂之外，别无良策”[7]。经过协商，他們准备成立一个名为“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的新组织，设立秘书处，并在各地成立分会[9]。 二 访华与会谈
1964年，中国举行以“反帝团结”为主题的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外政要和友人受邀参加。其中，李约瑟作为英国访华小组成员之一，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协会”）楚图南副会长的邀请再次来华。他此行的目的除继续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收集资料和寻找合作者，如在出发前写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即附有希望参观访问的项目清单，包括化学工业和应用生物学、不同类型的农业、考古和历史博物馆，以及他之前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10]之外，另一方面则是要当面与中方商讨友协的具体问题。
7月3日，李约瑟携妻子李大斐（Dorothy Needham）、秘书鲁桂珍抵达北京，郭沫若、竺可桢、楚图南、侯外庐、张有渔、潘纯、钱宝琮和黄炜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当晚，郭沫若夫妇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宴请李约瑟一行。之后，李约瑟一行驻留北京，访老友，寻古迹，直至7月22日离京赴外地访问，足迹遍及约40多个城市。7月16日，楚图南在北京饭店宴请李约瑟夫妇和鲁桂珍，并进行了会谈。楚图南首先感谢了李约瑟为英中友协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李约瑟谈及了对友协现状的看法，认为友协成立14年来一直由英共领导，这种情况有好处，但也有不好之处，如大多数成员都是英共党员、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中国感兴趣，但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组成，这就使得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工党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都不愿或不能加入，所以它没有能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而在中苏分歧公开化后，由于没有能够真正消化中国的观点，并用英语表达的合适人选，加之友协里的大多数人只愿意听苏联方面的意见，偏袒苏方等原因导致友协处境困难。此外，他还介绍了对于成立新组织的设想，表示目前有六个分会愿意和总会分裂另组新友协，因此成立新的协会没有问题，几个月里就可建立起来，而尚未采取决定性措施的原因是如果成立“中国之友”这样一个新组织，需要声明与英共以及英中友协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教养和我所受的传统教育使我很不愿意采取和英共完全决裂的步骤，但是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又十分必要这样做……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也不会阻止我们搞友好工作和活动”[7]。因此，他十分希望能够明确地了解中方对“友协分裂”“何时辞去旧友协会长的职务和担任新友好组织会长的职务”“新组织聘请专职秘书的人选和困难”和“中方对《简报》的意见”等问题的看法。此外，他還请中方向他介绍了中法和中意等欧洲其他国家友协的情况和经验。李大斐则提到友协发表“政策声明”不许人们讨论中苏分歧之后，许多分会反对声明，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友协的正常工作总得来说遭到阻碍，但还并不是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分会工作还有很大发展，例如汉姆斯台德的工作就很活跃。
随后，中方经过商讨，对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回复，即：向他强调“新的友好协会最好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尽量吸收更多的对华持友好态度的社会名流参加，不要使它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团体”[11]，在具体方式上请他和英共左派重要人物，伯明翰大学教授汤姆逊（George Thomson）等找一些社会名流，如前皇家学会会长恒兴伍德（Cyril Norman Hinshelwood）、著名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著名数学家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联名发起成立新的中英友好组织，以促进两国人民间互相了解，而不必提与英共的关系，但是要注意与这些发起人讲清楚新的组织与英共及旧友协无关;考虑到李约瑟对与英共的破裂还存有顾虑，表示完全尊重他的决定，鼓励他担任新友好组织的会长，多集中精力把新友好组织搞好，同时也不主动劝他辞去旧友协的会长;对新组织何时成立的问题，建议李约瑟应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等待条件成熟时自行决定成立，不必操之过急;对于新友好组织专职秘书的人选和经费问题，中方未明确表示给予经费支持，而是更加关注人选的问题，考虑到班以安等人的背景不明，希望能够由一位有地位、有影响、有活动能力，确实对华友好的人士担任，因此准备另请汤姆逊教授提出一些适当的人选;虽然中方对《简报》的实际负责人班以安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考虑到李约瑟、汤姆逊和剑桥大学罗宾逊教授（Joan Robinson）都是该刊的发起人，而其内容和观点又比较正确，所以对该刊加以了一般的肯定，并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欣赏。此外，中方还认为新友好组织内部似宜有一个不公开的核心力量来掌握方针，推动工作，因此决定待征询另一位访华小组成员汤姆逊的意见后再提出具体方案。
9月30日，楚图南宴请英国访华小组全体成员（包括李约瑟夫妇、鲁桂珍、汤姆逊夫妇，罗宾逊和牛津大学戴伊），并举行会谈。中方基于“多线联系，不唱对台戏”的原则向李约瑟等人建议：“新组织不一定采用同样的名称与旧友协对立，两组织可同时存在，新组织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2]而访华小组成员则一致认为基础应广泛，但仍然准备从分裂的角度考虑成立新组织，除李约瑟仍有顾虑怕挫伤积极分子外，大多数成员认为应当等候适当时机，不能操之过急，目前还不宜公开决裂，而是加强分会工作，考虑最早明春看情况如何，再考虑成立新组织。李约瑟对此也表示了认可，但是表示没有汤姆逊那样乐观，认为从年会的选举情况来看，不能认为大多数会员对中国是友好的，“还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而且发展分会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全国秘书处不接受新成立的分会。但是，他也考虑到如果要推迟成立新的组织又会挫伤一些急于想成立新友协的真正友好人士，所以目前只能是“缓慢而稳步地去做。我想再过6—9个月可能看出点眉目来。目前我们的情况还是混乱的”[12]。而对于在新组织内建立不公开的领导核心的建议，汤姆逊表示了同意，并称可以通过贸易界友人解决经费的问题。之后，对外协会专门致函驻英代办处告知会谈的情况，并请他们进一步去做工作，说明新组织不应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反修团体，应成为有广泛联系，特别是与文化界和社会知名人士进行对话的友好组织。
返回英国之后，李约瑟与罗宾逊等开始着手成立新组织的准备工作，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筹备委员会”，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发出邀请信。在协会成立前，李约瑟还分别致函周恩来、郭沫若和楚图南，请求们为协会成立大会准备简短的录音贺词。经过一番准备，1965年5月15日，“英中了解协会”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举办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担任会长的李约瑟发表了名为《友谊的芬芳》的演讲，阐明了协会的宗旨：“这个协会，依我看来，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因为它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们一切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朋友。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友好的精神。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可以对世界和平和国际了解事业做出巨大贡献。”[16]成立之后，该协会通过公众会议、电影放映、讨论会、中文课、演讲小组和信息服务等方式继续向英国民众宣传中国，并出版了《中国眼》（China Now）杂志，旨在为西方读者提供更深入的发展讨论。此后，还组织了英中了解协会旅行团，成为英国人亲眼看中国的唯一途径。直至今日，该协会仍然在为英中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三 李约瑟与帕格沃什会议
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是以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 Einstein Manifesto，1955）为基础，世界多国著名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发起的反对核武器和战争的国际和平运动，期望能够超越集团利益与意识形态，维护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通过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密切合作为军备控制、核裁军与国际安全献计献策，用专业的科学知识影响媒体、公众和科学国际共同体，以证明“科学家们能够为解决因科学发展引起的复杂问题做出重大贡献”[13]。1957年7月，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参加了被称为“第一次召开以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组织的真正的国际会议”的首次会议，之后也曾多次出席年会。直至1961年9月，第7次帕格沃什选择在美国召开，中国科学家才中断了与它的联系。
由于种种原因，李约瑟未被邀请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甚至包括专门讨论细菌战的那次会议），但是他依然认为“十年来这个会议在相当高的一级进行国际接触方面（例如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接触）是一个有益的和有价值的因素”[14]。因此，此次访华期间，李约瑟主动承担了一项任务，即将帕格沃什会议组织者之一韦兰德·杨（Wayland Young）的口信带给中方。为此，李约瑟专门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信中，李约瑟详细转述了韦兰德·杨的建议：“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华沙的接触如此薄弱，大师们可以转达意见的自由如此渺小，……建议按下述的方法举行一次会议：具有国际问题专门知识的西欧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同中国方面相应的有关人士举行一次为期四五天的私下会晤。美国人只作为观察员列席”[14]，以及邀请中国专家为其担任主编的《裁军与军备监督》（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杂志撰写有关裁军和军备监督的文章。此外，韦兰德·杨还请李约瑟转达了曾任肯尼迪总统科学技术特别顾问，时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洛姆·魏斯奈（Jerome Wiesner）给周培源或其他高級自然科学家的口信，即“向美国自然科学家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目前是很受欢迎的。现在，美国政府可能不会阻止他们接受此类邀请。”[14]希望以此来发挥以往自然科学家的访问在恢复国与国之间中断关系方面的作用，并告知中方可以与华盛顿国家科学院外事秘书哈里逊布朗（Harrison Brown）或者同魏斯奈直接联系。收到此信后，楚南图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对信件的内容进行了商讨，认为韦兰德·杨建议中国和西方人士举行的私下会晤仍旧是1963年以来伊顿（Stephen Eton）数次来信建议召开专门讨论中美关系的新的帕格沃什会议的变种，这一建议很可能是由美国授意，韦兰德·杨利用李约瑟与中方的友好关系再次进行的试探[15]。由此，中方商议决定：对所谓中国和西方人士的私下会晤和邀请美国科学家访华问题，根据处理对美关系的既定方针，不予考虑;为杂志撰稿的问题，由于它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反动刊物，不予置理[15]。
期间，虽然李约瑟一再强调“我这样做完全是一个带信人的作用，……我所做的只是随时准备非官方地传达你们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14]。但是，正如他在信中所言：“你们也许能从中看到某些可能的好处，……由于我密切同情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现有观点，我将十分欢迎有可能出席这样一次会议，并且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14]此外，他还主动提出希望能够与廖承志面谈，并建议廖承志与来华访问的曾多次参加过帕格沃什会议的皇家学会代表团团长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此可以看出李约瑟本人十分希望能够促成这次会议。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的这番努力必然一无所获。而中方也意识到了这点，认为他完全了解口信的情况，之所以仍然愿意担任送信人的角色，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剑桥大学凯斯学院院长莫特（Nevill Mott）和其他一些参加这一会议的英美科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他本人也希望能够推动中美之间的“和平共处”，才“煞费苦心，委婉陈辞，用第三者的身份出面，……有意为美国奔走的可能性不大”[15] 。因此，外交部建议廖承志约见李约瑟，向其说明中方不能考虑上述各项建议的理由，多和他谈谈中方对中美关系、战争与和平、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等问题的立场，揭露美国利用帕格沃什会议搞核垄断，推行“和平演变”和进行反华活动的情况，希望他回国后向他所熟悉的人士解释中国的观点，并对他为中英友好所作的努力给以适当的鼓励;建议周培源在与李约瑟的接触中，以个人名义向李介绍最近几届帕格沃什会议的反华情况，表明中方对“裁军与军备监督”的看法[15]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左翼科学家倡导新型的科学国际主义，纷纷走出实验室，登上政治舞台，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科学合作组织。冷战期间，他们又组织召开了帕格沃什会议，试图以科学伦理为武器，努力防止科技知识的滥用，消除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阻止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维护全人类的幸福和安全。然而，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的努力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和困难，理想也远未能实现。约里奥 居里（Joliot Curie）、贝尔纳（J. D. Bernal）和罗素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李约瑟则是他们当中较为特殊的一位。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李约瑟倡议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参与细菌战调查的事迹较为熟知，但是对于他在遭受冷遇之后，担任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的主席，藉此为英中人民加深互相了解所做出的贡献关注较少。诚然，李约瑟将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写作，但是在友协处于分裂的不利局面下，他在访华期间与中方积极交流，甚至不惜为此遭受误解和指责。从李约瑟的此次访华之行可以看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其思想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铭记。
参考文献
[1] 李海静， 吴蕙仪， 韩曾萃. 李约瑟1964中国行对钱塘江的考察[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0，（1）： 81—87. [2] 英中会议胜利闭幕 一致决议成立英中友好协会 团结一切与中国友好的力量[N]. 人民日报， 1949 12 8.
[3] 英中会议决议[N]. 人民日报， 1949 12 8.
[4] 王钱国忠. 李约瑟传[M].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7. 234.
[5] “我们不与中国作战！”英中友协在伦敦集会[N]. 人民日报， 1950 12 22.
[6] 李约瑟. 致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主席函（译文）抄送周恩来， 郭沫若[A]. 英国 中国友好协会会长李约瑟的一些情况[R]. 1960年5月20日. 北京： 外交部档案馆， 110 00888 01.
[7] 楚會长和英中友好协会李约瑟谈话记录[A]. 1964年6月17日.英国英中友好协会李约瑟拟成立新友协事[R].北京： 外交部档案馆， 110 0169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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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斌. 李约瑟1972年访华始末[J]. 传记文学， 2020，（1）： 92—102.
[11] 对外文委.对李约瑟所提问题的建议[A]. 1964年9月16日.英国英中友好协会李约瑟拟成立新友协事[R]. 北京： 外交部档案馆， 110 01695 03.
[12] 对外文委. 与李约瑟等谈友协工作情况[A]. 1964年11月3日.英国英中友好协会李约瑟拟成立新友协事[R].北京： 外交部档案馆， 110 01695 03.
[13] 游战洪， 刘钝. 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J]. 科学文化评论， 2005，（4）： 345—363.
[14] 英中友协会长李约瑟致廖承志同志的信（译文）[A]. 对英国英中友好协会会长李约瑟来信所提建议的初步意见[R]. 1964年7月24日. 北京： 外交部档案馆， 110 01197 02.
[15] 外交部. 对英国英中友好协会会长李约瑟来信所提建议的初步意见[R]. 1964年8月20日. 北京： 外交部档案馆， 110 01197 02.
[16] 李约瑟. 四海之内： 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 劳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132.
Needham’s Visit to China in 1964
Focusing on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WANG Yongzhong
Abstract： Focusing on Needham’s visit to China in 1964 and using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is paper explores Needham’s attitude and role in the splitting of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CF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nglo Chinese Understanding （SACU）. The paper also involves hi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act between Pugwash Conference with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Keywords： Needham，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CFA）， Pugwash Conferences
关键词 李约瑟 英中友好协会 帕格沃什会议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 06 01
作者简介：王勇忠，1981年生，山西阳泉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 Wangyongzhong@ucas ac cn。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对外科技援助工作的历史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9BDJ058）。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国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国际上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提出的“李约瑟难题”更是科技史界和文化界的热门议题，学界对此已有诸多研究，新的成果仍在不断涌现。除此之外，李约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分友好，于1952、1958、1964、1972、1978、1981、1984、1986年先后8次访华，赴各地参观，收集文献资料，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流与合作。近年来，李约瑟与中国学者的往来已成为李约瑟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有学者利用李约瑟的工作笔记等英文材料开展了对其学术思想史的研究[1]。然而，如果将视角从科技史的领域略为扩展，放到冷战时期科学家们积极参与国际政治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去观察，有利于描绘李约瑟在科学史家这一角色之外的更多面相。笔者拟以他1964年的中国之旅为中心，利用一些档案材料，对这一问题加以补充。
一 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与分裂
1949年12月4日，英中会议在伦敦召开。这次会议是英国国内的进步人士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召开的一次群众性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工会领袖、教授、医生、国会议员、主妇、合作社员、工厂工人和学生等，旨在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会上，曼彻斯特区混合机器工会委员会代表提议成立“英中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友协”），得到了众多代表的热烈支持。由此，会议决议提出“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巩固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成立新的英中友好协会，把一切谋求与中国友好地个人和团体，团结在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里面。向中国人民致敬，并保证努力建立牢不可破的、永恒不灭的友好关系”[3]之后，英国共产党（以下简称英共）在友协中的影响日渐加深，可以说是“一道由英共领导”[4]。友协成立之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对华友好交流活动，如致函英国外交部和美国驻英大使馆，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中国参加联合国，以及斥责美国继续干涉中国;在伦敦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会，邀请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宁一副主席为团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与会和访问英国;组织访问团赴华参加国庆观礼等，积极向英国民众展示中国的变化和成就，谴责美国的侵略远东政策，敦促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全力支持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取消对英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期间，李约瑟积极参加友协组织的各类活动，多次在各类集会上发言，如在参加“我们不与中国作战！”大会时强调称：“亚洲人民对美国飞机的滥炸朝鲜城市与村庄极为愤慨。这种野蛮行为乃是西方国家奉行的种族优越政策的结果，而远东当前的情势之所以发生，则是由于无理拒绝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它的合法地位所致，号召英国人民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5]1951年，李约瑟正式担任友协会长。1952年，他还参加了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1960年，他专门致函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主席，反对该协会接纳台湾成为其会员[6]。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论战和两国两党关系的破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友协也受到了影响。1963年8月，友协召开理事会，前英国外交官班以安（Derek Bryan）和廖鸿英夫妇提出的主张积极散发表达中国观点材料的提案未获通过。10月26日，友协举行全国委员会会议，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只通过了一项“政策声明”，强调友协是非党派的群众团体，不应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只应进行英中两国的文化交流运动，因此不宜宣传讨论中国有关“共运争论”的观点。李约瑟因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认为：“中苏争论使友协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上。会员同情中国，但许多担任负责工作的人都是英共党员，或接受英共政策的人。他们主张友协光搞文化活动，不宣传政治。他个人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采取了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里。随着中苏分歧的发展，这样做就愈来愈行不通了，……‘政策声明’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样就产生了更大的矛盾。政策声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后终于摊牌了。”[7]由此，他认为“也许需要另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宣传中国的观点”（[8]，页307）。
面对这样的情况，1964年1月，李约瑟等主持出版了一份名为《简报》（The Broadsheet）的宣传品，该刊物由班以安和廖鸿英主办，以“中国政策研究小组”的名义出版，目的在于“简要地介绍中国对社会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而为了澄清问题，在介绍这些观点时将不做事先判断。……如有篇幅允许，我们也准备刊登一些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的简要报道，以及重要评论的摘要”（[8]，页308）。李约瑟在其上先后发表了《中国与和平》《中国的公社》《大跃进和大辩论——经济方面的事实》《中印边界争执》《自力更生或经济依赖？》和《中国与民族解放斗争》等文章。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5期，但是其关于中国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友协领导层的强烈不满。
1964年5月9日，友协举行第14次年会。会前，英共通过吸纳大批支持者参加年会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力量，如在会前的一周内就吸收了200位新会员，而按照李约瑟的说法：“那些人都是对中国毫无兴趣和不相干的。可以说这是‘西风’方面的做法，而我们‘东风’方面也这样做，例如过去我夫人不大参加协会的活动，这次也参加了。”[7]与会者们就如何对待“政策声明”等问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期间，李约瑟作了一次“和解性”的发言，提出 “英中友协的基础是对中国人民及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友谊，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8]，页310），并提出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印发客观、明确地介绍“共运争论”的材料，以及双方的不同观点。他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友协内部相互独立的两种倾向，使友协十四年来的出色工作得以发展。……如果一些会员（不管什么原因）竟然不能同意这样一种对中国朋友的观点的纯客观的介绍，认为这是‘邪门歪道’，不应去提。那么，这些会员倒是要想一想：他们能否坦然地继续留在中英‘友好’协会之中”（[8]，页310）。虽然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一致性通过，但结果仍旧是“西风”暂时压倒了“东风”，会议最终决定禁止讨论中苏分歧和宣传中国的观点，各地分会提出的不少反对“政策声明”的提案也全部遭到否决，其中甚至包括最起码的反驳“中国是种族主义”的提案。这次会议之后，李约瑟和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人士感觉到“协会的分裂是悲剧性的，因为协会本来就很小，但目前除了分裂之外，别无良策”[7]。经过协商，他們准备成立一个名为“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的新组织，设立秘书处，并在各地成立分会[9]。 二 访华与会谈
1964年，中国举行以“反帝团结”为主题的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外政要和友人受邀参加。其中，李约瑟作为英国访华小组成员之一，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协会”）楚图南副会长的邀请再次来华。他此行的目的除继续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收集资料和寻找合作者，如在出发前写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即附有希望参观访问的项目清单，包括化学工业和应用生物学、不同类型的农业、考古和历史博物馆，以及他之前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10]之外，另一方面则是要当面与中方商讨友协的具体问题。
7月3日，李约瑟携妻子李大斐（Dorothy Needham）、秘书鲁桂珍抵达北京，郭沫若、竺可桢、楚图南、侯外庐、张有渔、潘纯、钱宝琮和黄炜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当晚，郭沫若夫妇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宴请李约瑟一行。之后，李约瑟一行驻留北京，访老友，寻古迹，直至7月22日离京赴外地访问，足迹遍及约40多个城市。7月16日，楚图南在北京饭店宴请李约瑟夫妇和鲁桂珍，并进行了会谈。楚图南首先感谢了李约瑟为英中友协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李约瑟谈及了对友协现状的看法，认为友协成立14年来一直由英共领导，这种情况有好处，但也有不好之处，如大多数成员都是英共党员、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中国感兴趣，但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组成，这就使得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工党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都不愿或不能加入，所以它没有能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而在中苏分歧公开化后，由于没有能够真正消化中国的观点，并用英语表达的合适人选，加之友协里的大多数人只愿意听苏联方面的意见，偏袒苏方等原因导致友协处境困难。此外，他还介绍了对于成立新组织的设想，表示目前有六个分会愿意和总会分裂另组新友协，因此成立新的协会没有问题，几个月里就可建立起来，而尚未采取决定性措施的原因是如果成立“中国之友”这样一个新组织，需要声明与英共以及英中友协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教养和我所受的传统教育使我很不愿意采取和英共完全决裂的步骤，但是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又十分必要这样做……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也不会阻止我们搞友好工作和活动”[7]。因此，他十分希望能够明确地了解中方对“友协分裂”“何时辞去旧友协会长的职务和担任新友好组织会长的职务”“新组织聘请专职秘书的人选和困难”和“中方对《简报》的意见”等问题的看法。此外，他還请中方向他介绍了中法和中意等欧洲其他国家友协的情况和经验。李大斐则提到友协发表“政策声明”不许人们讨论中苏分歧之后，许多分会反对声明，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友协的正常工作总得来说遭到阻碍，但还并不是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分会工作还有很大发展，例如汉姆斯台德的工作就很活跃。
随后，中方经过商讨，对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回复，即：向他强调“新的友好协会最好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尽量吸收更多的对华持友好态度的社会名流参加，不要使它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团体”[11]，在具体方式上请他和英共左派重要人物，伯明翰大学教授汤姆逊（George Thomson）等找一些社会名流，如前皇家学会会长恒兴伍德（Cyril Norman Hinshelwood）、著名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著名数学家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联名发起成立新的中英友好组织，以促进两国人民间互相了解，而不必提与英共的关系，但是要注意与这些发起人讲清楚新的组织与英共及旧友协无关;考虑到李约瑟对与英共的破裂还存有顾虑，表示完全尊重他的决定，鼓励他担任新友好组织的会长，多集中精力把新友好组织搞好，同时也不主动劝他辞去旧友协的会长;对新组织何时成立的问题，建议李约瑟应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等待条件成熟时自行决定成立，不必操之过急;对于新友好组织专职秘书的人选和经费问题，中方未明确表示给予经费支持，而是更加关注人选的问题，考虑到班以安等人的背景不明，希望能够由一位有地位、有影响、有活动能力，确实对华友好的人士担任，因此准备另请汤姆逊教授提出一些适当的人选;虽然中方对《简报》的实际负责人班以安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考虑到李约瑟、汤姆逊和剑桥大学罗宾逊教授（Joan Robinson）都是该刊的发起人，而其内容和观点又比较正确，所以对该刊加以了一般的肯定，并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欣赏。此外，中方还认为新友好组织内部似宜有一个不公开的核心力量来掌握方针，推动工作，因此决定待征询另一位访华小组成员汤姆逊的意见后再提出具体方案。
9月30日，楚图南宴请英国访华小组全体成员（包括李约瑟夫妇、鲁桂珍、汤姆逊夫妇，罗宾逊和牛津大学戴伊），并举行会谈。中方基于“多线联系，不唱对台戏”的原则向李约瑟等人建议：“新组织不一定采用同样的名称与旧友协对立，两组织可同时存在，新组织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2]而访华小组成员则一致认为基础应广泛，但仍然准备从分裂的角度考虑成立新组织，除李约瑟仍有顾虑怕挫伤积极分子外，大多数成员认为应当等候适当时机，不能操之过急，目前还不宜公开决裂，而是加强分会工作，考虑最早明春看情况如何，再考虑成立新组织。李约瑟对此也表示了认可，但是表示没有汤姆逊那样乐观，认为从年会的选举情况来看，不能认为大多数会员对中国是友好的，“还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而且发展分会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全国秘书处不接受新成立的分会。但是，他也考虑到如果要推迟成立新的组织又会挫伤一些急于想成立新友协的真正友好人士，所以目前只能是“缓慢而稳步地去做。我想再过6—9个月可能看出点眉目来。目前我们的情况还是混乱的”[12]。而对于在新组织内建立不公开的领导核心的建议，汤姆逊表示了同意，并称可以通过贸易界友人解决经费的问题。之后，对外协会专门致函驻英代办处告知会谈的情况，并请他们进一步去做工作，说明新组织不应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反修团体，应成为有广泛联系，特别是与文化界和社会知名人士进行对话的友好组织。
返回英国之后，李约瑟与罗宾逊等开始着手成立新组织的准备工作，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筹备委员会”，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发出邀请信。在协会成立前，李约瑟还分别致函周恩来、郭沫若和楚图南，请求们为协会成立大会准备简短的录音贺词。经过一番准备，1965年5月15日，“英中了解协会”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举办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担任会长的李约瑟发表了名为《友谊的芬芳》的演讲，阐明了协会的宗旨：“这个协会，依我看来，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因为它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们一切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朋友。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友好的精神。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可以对世界和平和国际了解事业做出巨大贡献。”[16]成立之后，该协会通过公众会议、电影放映、讨论会、中文课、演讲小组和信息服务等方式继续向英国民众宣传中国，并出版了《中国眼》（China Now）杂志，旨在为西方读者提供更深入的发展讨论。此后，还组织了英中了解协会旅行团，成为英国人亲眼看中国的唯一途径。直至今日，该协会仍然在为英中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三 李约瑟与帕格沃什会议
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是以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 Einstein Manifesto，1955）为基础，世界多国著名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发起的反对核武器和战争的国际和平运动，期望能够超越集团利益与意识形态，维护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通过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密切合作为军备控制、核裁军与国际安全献计献策，用专业的科学知识影响媒体、公众和科学国际共同体，以证明“科学家们能够为解决因科学发展引起的复杂问题做出重大贡献”[13]。1957年7月，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参加了被称为“第一次召开以来自东西方的科学家组织的真正的国际会议”的首次会议，之后也曾多次出席年会。直至1961年9月，第7次帕格沃什选择在美国召开，中国科学家才中断了与它的联系。
由于种种原因，李约瑟未被邀请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甚至包括专门讨论细菌战的那次会议），但是他依然认为“十年来这个会议在相当高的一级进行国际接触方面（例如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接触）是一个有益的和有价值的因素”[14]。因此，此次访华期间，李约瑟主动承担了一项任务，即将帕格沃什会议组织者之一韦兰德·杨（Wayland Young）的口信带给中方。为此，李约瑟专门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信中，李约瑟详细转述了韦兰德·杨的建议：“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华沙的接触如此薄弱，大师们可以转达意见的自由如此渺小，……建议按下述的方法举行一次会议：具有国际问题专门知识的西欧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同中国方面相应的有关人士举行一次为期四五天的私下会晤。美国人只作为观察员列席”[14]，以及邀请中国专家为其担任主编的《裁军与军备监督》（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杂志撰写有关裁军和军备监督的文章。此外，韦兰德·杨还请李约瑟转达了曾任肯尼迪总统科学技术特别顾问，时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洛姆·魏斯奈（Jerome Wiesner）给周培源或其他高級自然科学家的口信，即“向美国自然科学家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目前是很受欢迎的。现在，美国政府可能不会阻止他们接受此类邀请。”[14]希望以此来发挥以往自然科学家的访问在恢复国与国之间中断关系方面的作用，并告知中方可以与华盛顿国家科学院外事秘书哈里逊布朗（Harrison Brown）或者同魏斯奈直接联系。收到此信后，楚南图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对信件的内容进行了商讨，认为韦兰德·杨建议中国和西方人士举行的私下会晤仍旧是1963年以来伊顿（Stephen Eton）数次来信建议召开专门讨论中美关系的新的帕格沃什会议的变种，这一建议很可能是由美国授意，韦兰德·杨利用李约瑟与中方的友好关系再次进行的试探[15]。由此，中方商议决定：对所谓中国和西方人士的私下会晤和邀请美国科学家访华问题，根据处理对美关系的既定方针，不予考虑;为杂志撰稿的问题，由于它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反动刊物，不予置理[15]。
期间，虽然李约瑟一再强调“我这样做完全是一个带信人的作用，……我所做的只是随时准备非官方地传达你们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14]。但是，正如他在信中所言：“你们也许能从中看到某些可能的好处，……由于我密切同情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现有观点，我将十分欢迎有可能出席这样一次会议，并且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14]此外，他还主动提出希望能够与廖承志面谈，并建议廖承志与来华访问的曾多次参加过帕格沃什会议的皇家学会代表团团长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此可以看出李约瑟本人十分希望能够促成这次会议。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的这番努力必然一无所获。而中方也意识到了这点，认为他完全了解口信的情况，之所以仍然愿意担任送信人的角色，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剑桥大学凯斯学院院长莫特（Nevill Mott）和其他一些参加这一会议的英美科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他本人也希望能够推动中美之间的“和平共处”，才“煞费苦心，委婉陈辞，用第三者的身份出面，……有意为美国奔走的可能性不大”[15] 。因此，外交部建议廖承志约见李约瑟，向其说明中方不能考虑上述各项建议的理由，多和他谈谈中方对中美关系、战争与和平、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等问题的立场，揭露美国利用帕格沃什会议搞核垄断，推行“和平演变”和进行反华活动的情况，希望他回国后向他所熟悉的人士解释中国的观点，并对他为中英友好所作的努力给以适当的鼓励;建议周培源在与李约瑟的接触中，以个人名义向李介绍最近几届帕格沃什会议的反华情况，表明中方对“裁军与军备监督”的看法[15]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左翼科学家倡导新型的科学国际主义，纷纷走出实验室，登上政治舞台，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科学合作组织。冷战期间，他们又组织召开了帕格沃什会议，试图以科学伦理为武器，努力防止科技知识的滥用，消除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阻止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维护全人类的幸福和安全。然而，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他们的努力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和困难，理想也远未能实现。约里奥 居里（Joliot Curie）、贝尔纳（J. D. Bernal）和罗素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李约瑟则是他们当中较为特殊的一位。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李约瑟倡议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参与细菌战调查的事迹较为熟知，但是对于他在遭受冷遇之后，担任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的主席，藉此为英中人民加深互相了解所做出的贡献关注较少。诚然，李约瑟将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写作，但是在友协处于分裂的不利局面下，他在访华期间与中方积极交流，甚至不惜为此遭受误解和指责。从李约瑟的此次访华之行可以看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是其思想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铭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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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外文委. 与李约瑟等谈友协工作情况[A]. 1964年11月3日.英国英中友好协会李约瑟拟成立新友协事[R].北京： 外交部档案馆， 110 0169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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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ham’s Visit to China in 1964
Focusing on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WANG Yongzhong
Abstract： Focusing on Needham’s visit to China in 1964 and using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is paper explores Needham’s attitude and role in the splitting of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CF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nglo Chinese Understanding （SACU）. The paper also involves hi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act between Pugwash Conference with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Keywords： Needham， the Britain 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BCFA）， Pugwash Con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