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家湘菜馆里，桌子上的烤鱼腾起热气。
　　王晋康指指窗外：“如果10年后，这些车都由人工智能驾驶，失业的劳动力怎么办？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怎么分配？”
　　他的话混杂在服务员上菜的声音里：“人类被自己创造的智能超越，是可能性为99.9%的大概率事件。很多人说人工智能只有运算能力，不会有人的情感、信仰和创造力。他们仍是站在地球看历史。如果站在宇宙深处纵览俯视，不妨问一句：人类的智慧从哪里来？”
　　他拿筷子夹起一块鱼肉：“追溯到根本，不过是在原始的大气和海洋中，偶然地产生了某个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原子团，就这么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下来，直到产生人类智慧。物质的缔合充分复杂化后，必定产生高层面的东西。何况现在，全世界数亿个功能强大的智能单元，通过互联网紧密连在一起，难道它不会产生一次跃迁、一个范式转移、从量变到质变？”
　　烤鱼蒸腾的热气里，他想起了围棋棋王柯洁输给Master时的眼泪：“那是人类之泪。从这一天起，人类对自己智慧的信念，已经开始坍塌。”他的眼神放空了几秒，不知想起了什么。
　　在科幻迷中，这位“40后”作家被昵称为“老王”。他原是石油系统的高级工程师，1993年发表处女作，和刘慈欣、韩松、何夕并称科幻圈“四大天王”。
　　半个月前，第三十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揭晓，王晋康与《科幻世界》老社长杨潇荣获终身成就奖。这个单项奖，20年才颁发一次。颁奖词中，他被称为“中国科幻的擎天巨擘”，“用如椽巨笔构建中国科幻的雄浑大地”。

“亚当”出场，科幻回归

　　“老王”正从盘子的辣椒里夹出一片牛肉。
　　他是河南南阳人，吃不惯粤菜湘菜，平时在家做饭。最近几年，每到秋天，他就到深圳儿子家，住上七八个月，一来照看孙子，二来躲北方的花粉。

　　退休之前，他一直住在南阳。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大多生活在相对偏僻的城市。韩松有一次路过刘慈欣常居的山西娘子关，看着天空灰翳、黑烟滚滚，货车如史前巨兽奔过，顿时明白了什么是中国式科幻。他同时想到了王晋康，二人“皆生长于中原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之核心地带，却远离繁华大都市。一在火力发电厂，一在石油机械厂;一在煤都，一在油都”。“幻想生发于贫瘠、创痛和追赶。”韩松在博客中写道，“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里的作者们，恐怕难有真切铭心的体会。”
　　199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时，王晋康在南阳石油二机厂，是单位大吨位特种车辆的开创者。那时候搞新产品实验，出问题了，要在几百个原因里排除故障，车间把他叫去，常常几分钟就能摆平。
　　那一年，儿子10岁，每晚睡前逼着他讲故事。现成的讲完了，老爸就现编现讲。有一个故事得到了儿子的夸奖，他想干脆写下来，就趁着一个假期，把故事润色成了一个科幻短篇。
　　写完后，他还不知道投给哪里，在地摊上偶然发现了一本《科幻世界》。那时候穷，一般不把钱花在买杂志上，他就蹲在地上抄了个地址，把文稿寄了过去。
　　这就是王晋康的处女作《亚当回归》，获1993年银河奖首奖。那一年他45岁。
　　小说很短，不到1万字。历经202年星际旅行归来的宇航员王亚当，发现地球已今非昔比，“新智人”（大脑中植入了电脑芯片）成为人类的绝对主体。年迈的科学家钱人杰暗示亚当，只有接受改造，植入芯片，获得更高智能，才能找到推翻“新智人”统治的方法。亚当悲壮地接受了大脑的改造，但最终放棄了反抗。在获得高级智能后，他了解到：“自然人消灭猿人，新智人消灭自然人，这是不可违抗的。”他和钱博士的徒劳反抗，“就像世界上最后两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
　　在100天“返祖”回“自然人”的日子里，亚当读《汉书》，读《苏武传》。接受芯片改造、背叛人类的他，隔着历史的烟霭，与归属匈奴、不得归汉的李陵直面相对。一番感伤后，他还是毅然走入了“新智人时代”，一个人的生趣让位于机器特性的新世界。
　　这种苍凉、沉重的基调，此后在他的作品中一以贯之。多年后，韩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晋康的“出场”看作一个象征——亚当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幻的回归。此后，“新生代”集体登场，“彻底扭转了1983年后科幻的失落”。

至暗时刻，浴火重生

　　1983年，曾在“向科学进军”口号下经历了几年短暂辉煌的科幻文学，随着一场“科学是伪科幻”的批判再次断流。《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叶永烈停笔，《飞向人马座》的作者郑文光中风瘫痪，《珊瑚岛上的死光》作者、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出国讲学。几员大将先后“折损”，杂志纷纷停刊，中国科幻进入至暗时刻。

　　一年后，四川的《科学文艺》举办笔会，编辑在瑟瑟寒风中接了一晚上的站，只迎来三五个作者。此后，这里成为科幻文学硕果仅存的发表阵地。编辑们去一所所学校恳求征订，主编杨潇脱掉高跟鞋，蹬着三轮运送刊物。他们编过幼儿看图识字的卡片，出过“浴室里的死尸”这类噱头式的吸睛小报，用挣来的钱养活科幻。
　　艰难如此，杂志社仍坚持每年举办银河奖，召开作者笔会。1990年，世界科幻大会在荷兰召开。杨潇从北京出发，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横穿亚欧大陆，面色苍白、两腿肿胀地走进会场。
　　那届大会上，杨潇艰难地夺来了下一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为《科幻世界》。同年5月，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召开。会议最后一天设在成都郊野，入夜，人们围拢篝火旁，快领不到工资的《科幻世界》编辑们，大声谈论着超级文明到来的日期。
　　“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国科幻正处于最艰难的境地。”王晋康说。在厂里，因为技术资历老，又带出了一批徒弟，他在上班时写小说，也没人怎么议论。1995年，他领着4个工人到克拉玛依油田进行新产品试验，传动轴坏了，从许昌运来要等十几天。他们在那里看沙海、捡蓝宝石、挖肉苁蓉，可玩的都玩过了，其他人就结伙儿打麻将。王晋康没参加，开始写构思中的小说——这就是《生命之歌》，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写在沙漠深处、麻将声中、小学生的数学练习本上。
　　在中国科幻“野生野长”的上世纪90年代，王晋康成为《科幻世界》最重要的作者，连续6年夺魁，获得银河奖特等奖、一等奖。在写于1997年的《七重外壳》中，大学生甘又明来到姐夫工作的美国B基地，在真实与虚拟间穿梭进出，渐渐迷失了自我。13年后，诺兰的《盗梦空间》上映，刘慈欣给他打电话：“王老师，你快去看看这部电影，和你的《七重外壳》非常像。”
　　一位科幻迷曾这样形容王晋康对他们的意义：“在最初的那些年月里，是‘老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仿佛白光一闪，我们就随之跌入宇宙深处了。”
　　1999年，为了鼓励新人，王晋康主动提出不再参加评奖。这一年，韩松正在写一本《2066之西行漫记》的神奇小说;何宏伟拿出了《异域》，开始启用现在大众更为熟知的笔名“何夕”。这一年，刘慈欣发表了处女作《鲸歌》，第一次在笔会上亮相，带去了《流浪地球》的初稿。这一年，全国高考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與考前一周发行的《科幻世界》第七期“撞车”，家长们开始允许孩子看“不务正业”的科幻小说……

站在历史看未来

　　在中国科幻浴火重生的这一年，王晋康写了一个短篇《黄金的魔力》，影响不大，他自己却很看重。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工程师，“心灵里曾装满节操、廉耻、君子固穷之类的正经玩意儿”，却发现在一个拜金社会中，人格、信仰、情义都可以廉价出卖，索性弃善从恶，主动与黑帮勾结，盗窃国库黄金。
　　“世纪之交，财富涌流，沉渣泛起，我看了太多不受惩罚、趾高气扬的罪恶，就写了这个故事，发泄心中的愤懑。”王晋康说。小说里，罪恶的实施靠的是一个时间旅行器。金库戒备森严，无法轻易进入。他们就启动机器，返回大楼建成前的某一年，那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之后再穿越到金库建成、黄金存入的任一时刻，满屋黄金就尽入囊中……
　　第一次穿越，他们回到了1958年，遇见了一群正在河边淘铁砂的小学生，其中一个小家伙，赤着上身，脊梁晒得黝黑，脸上泛起掩不住的笑意——他们小组今天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胜利，捞铁砂112斤。
　　这个男孩就是当年的工程师，也是当年的王晋康。那一年，他10岁。学校的操场上建起了土高炉，衣橱上的吊扣、箱子的铁皮护角都被撬下来，交公家去炼铁。他和同学们每天扛着铁锨，在河边淘铁砂，整整干了两个月，最后的劳动成果，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铁渣。
　　王晋康常说自己是“站在历史看未来”。相比于“60后”的刘慈欣、韩松，“70后”的何夕，生于1948年的“老王”占有更丰厚的个人记忆——升高小时，成绩全校第一，却因为地主出身，作为最后的“备取生”被录取;“大跃进”中，无私忘我的劳动最终付之东流;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在饥饿线上挣扎;高中毕业后，下乡当了三年知青，上山当过两年矿工，又调回南阳当木模工，1978年考入西安交大时，已年过三十……
　　在大学，他写过一些练笔的习作，其中一篇叫《蚂蟥》，讲到他去五七干校看望父亲。当时政治气氛压抑，父亲在食堂为他买饭，不敢向旁人借碗筷。愧疚的父亲只能安慰儿子，这里的水干净，去洗洗澡吧。就在那时，他看见水里有一条很长的蚂蟥，一屈一伸地游动着……
　　这段经历，在写于2006年的《蚁生》中，有了更细致的描摹——在农场的池塘里，青黑色的蚂蟥两头尖尖，犹如拉长了的纺锤，也隐喻着社会与人心的恶。小说中，知青颜哲借助父亲留下的“蚁素”把农场改造为一个人人利他、争相劳动的乌托邦。然而，“一个无私的、独自清醒的、宵旰焦劳的上帝，放牧着一群浑浑噩噩的幸福蚁众”，这种情景注定不会长久——曾经是美德化身的颜哲在权力中逐渐异化，最终走火入魔。
　　在创作谈中，王晋康写道：“渺小的蚂蚁在族群内部，每个个体都是无私的典范，它们的利他主义完全来自基因，不需要教育、强制、奖惩，不需要宗教、法律、监狱。反观人类，大半时间都浸泡在丑恶、血腥、私欲膨胀中，即便建立起治世，也像流沙中的城堡，转眼间分崩离析。” 　　《蚁生》中的许多生活细节，来自王晋康真实的知青经历：第一天干活，手上磨了三个血泡，用断了两根锨把。第一次下水田，发现一条小蚂蟥在小腿处安静地吸血，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到后来慢慢变得麻木，从腿上从容取下蚂蟥，扔到旱地上。每晚睡觉前，用煤油灯烤蚊帐角，被烤焦的臭虫噼噼啪啪地落到灯罩里……
　　“最具吸引力的科幻小说，应该是那种把最疯狂的想象写得像纪实文学般真实的小说。”刘慈欣读《蚁生》后说，“在这本书中，已上升为哲学的社会思考散发着昔日泥土的芳香，科幻自天而降，吸取了大地的力量，也拥有了大地的厚重与深沉。”

带着红薯味儿的科幻

　　这种“泥土的芳香”，被王晋康自嘲为“带着红薯味儿的科幻”。这不仅表现在小说中的北方方言、中国典故、从“老三届”到国营工厂工程师的众生相，更表现在“中国”在宇宙空间中的主体位置——在《生死平衡》中，王晋康让一个落拓不羁的江湖游医介入伊拉克、科威特的民族冲突与战争，用中医传统的“平衡理论”打败了现代“细菌战”;在《格拉朗日墓场》中，美国特工对地球的叛卖让人类陷入核威胁的阴影中，千钧一发之际，中国船长鲁刚率领麾下第三世界船员，毅然将载满核弹的飞船驶向太阳，用生命拯救了地球;《替天行道》中，曾一心想拿绿卡的吉明，帮助美国公司到家乡推销带有“自杀基因”的转基因种子，当他发现这种种子会让小麦“断子绝孙”时，便走向了反抗，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冲向美国公司的大楼——以往，这些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英雄，大多是白人男性救世主;现在，中国人出场了，成了创造历史和未来的主角。
　　当主流文学还在玩弄后现代的拼贴技巧，在“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常与玫瑰色的爱情中打转时，王晋康与其他科幻作家却拾起了久违的宏大叙事，开始探讨后核时代、转基因工程、科技异化等更为深远的问题。
　　实际上，自1902年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起，中国科幻文学就一直被放逐在主流文学体制之外。王晋康曾开玩笑地说：“在中國，科幻作品在文学长廊里几乎没有一席之地，我希望文学界把我们‘招安’进去。”
　　如今，这一愿望随着“刘慈欣时代”的到来而实现。科幻IP大热，清贫的科幻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资本的加持。王晋康看了电影《流浪地球》，挑出了不少硬伤，但仍把它看作“石头缝里忽然蹦出个野猴”的奇迹：“如果没有《流浪地球》，只出来一个《上海堡垒》，中国科幻电影的诞生还要等多久？”
　　今年5月，王晋康的新长篇《宇宙晶卵》发表于《人民文学》，这是《人民文学》创刊70年来刊登的首部长篇科幻小说。它与之前的《逃出母宇宙》和《天父地母》共同构成“活着”三部曲，描绘了宇宙暴涨导致智慧崩溃的灾难下，人类如何在惶恐、挣扎后绝望求生，展开一场场跨越星系的逃离、抚育、争斗和厮杀。
　　对比《三体》和“活着”三部曲可以发现，面对同样的末日情境，“大刘”拒绝一切浪漫与憧憬，在“黑暗丛林”中选择了一条用血污与残骸铺就的道路;而“老王”就“心慈手软”一些，在无处逃遁的大灾难中，他笔下的人物仍勇敢担负起种族延续的职责，互相扶助度过生死存亡，洋溢着“太空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写完《宇宙晶卵》，王晋康打算封笔。26年前，在处女作《亚当回归》中，他将王亚当与钱博士的会面安排在自然博物馆的恐龙陈列室。在即将迈入“新智人时代”的当口，这一老一少就像站在波涛后留下的寂静海滩，只有恐龙的骨架同情地陪伴着他们。
　　“我的年纪在科幻界差不多也是活在世上的恐龙了。”如今，在“后三体时代”，一批批新人浮出历史地表，建构着各自异彩纷呈的科幻世界。“作为一个即将退役的老作者，站在河边看着就行了。”
　　1997年，王晋康在一部小说中描写了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棋王的场景。短短20年后，这一场景在柯洁的眼泪中变为现实。飞速发展的科技正在改写文学的边界，改写文明的集体经验，甚至在改写人性和人类的定义。“未来离现在只有5分钟了，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72岁的“老王”说，“文学的边疆在前方，尽管我们看不到它的细节。”而在他之后，一代代科幻作家仍将继续自己的工作，为整个人类描绘100种可能的未来，包括末日、灾难与邪恶，也包括伊甸园与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