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很遗憾，我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请客办喜酒，没有发喜糖，连一张结婚照也没有照过。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那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的特别婚姻。
　　1967年，我毕业被分配到上饶机务段做乘务员工作。师傅的爱人看我本分，将她浙江老家下放在山里的表妹介绍给我。我们见过一面，彼此都较满意，便开始了鸿雁传书。197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她只身来到上饶的表姐家。师傅私下对我说：“她父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了，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出身好，根子正，是车队培养的入党对象。婚姻大事你要认真考虑。”
　　之后。我赶回湖南老家，征詢哥哥的意见。哥哥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下一个不知该轮到谁挨整。你在外省，我对情况也不了解，婚姻大事还是你自己作主吧。”我又赶到岳阳，去见一位最知心的学姐。学姐说：“人在落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有人安慰，‘慰’是有心的(慰是心字底)，她奔你而来，有心于你，你要以诚相待。”学姐耐人寻味的话语启迪了我。
　　回到机务段过了些时候，趁着国庆节放假，我赶往她下放的山区，后又到她家里，开了她的婚姻介绍信，不动声色地到机务段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去领结婚证。按规定，领证的男女双方都要到场，可她在山里请不到假，我只好一个人去，办证的女同志问我：“就你一人?”当时恰巧有个年轻女子站在窗外的树阴下，我壮着胆子手一指，说：“她胆小，不敢进来。”办证的女同志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调侃道：“又不是威虎厅，怕什么怕!”说着，她笑着拿出结婚证书填写好，站起来递给我，又向窗外瞟了一眼。我如释重负，三步并作两步往外走，竟忘了说句感谢的话。春节前，我将妻子从山里接出来，借了师傅的茅棚，开始了我俩的新生活。
　　过了一个月，车队要开支部大会了，指导员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关起门来说：“政审的同志回来了。你岳父因历史问题，畏罪自杀，你有这种社会关系，政审是通不过的。”他将我填写好的入党志愿书退还给我。我颤抖着接过志愿书，无言以对。指导员又委婉地批评我：“结婚这么大的事也不向组织汇报，你真是马大哈啊!”妻子知道此事后伤心落泪，说是她影响了我。我笑着安慰她说：“这有什么，入不了党可以当司机，开火车也蛮神气的。”随着国家落实政策，1974年春天，我终于加入了党组织，1975年提了干。妻子后来也有了工作，两个孩子相继出生，我俩工资年年长。住进了单位的福利房，我们的生活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我和妻子没有婚礼的婚姻走过了40年。40年是极其平凡的。我俩没有手挽着手逛街购物，没有肩并着肩进舞厅潇洒走一回，可心却是连在一起的。我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从没红过脸。为了孩子的学习，妻子坚持10年不看电视，直到我们第二个孩子考上学校，我们才买电视机。后来，我们第二个孩子在铁路公安做刑侦工作，没有白天黑夜，没有节假日，儿媳也很忙。为了使儿子、儿媳安心工作，孙子出生不久，我们就带在身边，妻子再次放弃娱乐，如同当年带儿子那样，含辛茹苦地抚育第三代。我父亲在我这里一住就是10年，她待我父亲如同亲生父亲一样，帮老人缝缝洗洗，在老人身上从不吝惜钱。那时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生活，经常是一票难求。父亲喜欢看电影，她只要知道有电影放就想方设法给父亲买票。父亲80多岁时被接回老家，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在你家我享了10年福，我还要到你那里去……”临终遗言无疑是对妻子最好的褒奖。
　　2009年，我被查出早期肝癌。在上海手术治疗期间，妻子日夜守护在我身边，几天几夜难以成眠。看她尽心尽力照顾我的样子，我在心里祈祷：为了她，我要多活20年……
　　时过境迁，现在年轻人的婚礼奢华、隆重，一定会留下甜蜜的回忆。抚今追昔，我和妻子没有婚礼的婚姻，却在我们记忆深处珍藏着太多难以忘却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