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些被烧掉的座次表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举行八届九中全会。会议期间，原本在颐年堂工作的我，有幸被临时调往怀仁堂，参与现场招待
　　服务。
　　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前，中央书记处的首长们对会议中的具体事务有过几次讨论，座次表就是其中一项议题。最初，会务组的同志担心正厅四根立柱会挡住人们的视线，建议主席台两側座位作竖排式布置。试坐后，效果欠佳。再经调整比较，大家认为，还是“莲花聚拢型”效果比较好，因为它空间大，显得自然顺畅，为与会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创造了条件。布置方案确定后，由中办秘书室和机要室绘制了一张带有人名编号的小图报送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尚昆细心审阅后，指示中央警卫局按小图原样复制一幅大图，要醒目、清楚，以便周恩来总理在书记处会议上最终审定。很快，一幅手绘原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座次表》大图就这样制作出来了。
　　座次表是会场形式的一种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八届九中全会参会总人数为197人，坐在主席台上的是毛泽东（座次号为1号）、刘少奇（2号）、周恩来（3号）、朱德（4号）、陈云（5号）、邓小平（6号），面对主席台就座的有徐特立（7号）、吴玉章（10号）、董必武（11号）等，最后一排则有胡绳（195号）、吴冷西（196号）、顾卓新（197号）等。
　　中央要开八届九中全会，作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林彪却未到场，这自然会使不少人感到奇怪。我们这些在现场工作的同志曾向秘书局的值班干部询问缘由，得到的回答是：“中央的事不要多问，你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但在私下，大家还是有各种看法。我们要了解林彪及其家中的一些事，其实也算正常，因为自从他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之后，衣食住行就统归警卫局管了。其中有些方面，如在家看电影、烫洗衣服、叶群外出的某些现场招待服务、若干食品的供应等，都由我所在的服务科经办。对于我们来说，林彪体弱多病是公开的秘密。他不能见水（江河湖海都不能见），饮食单调且非常挑剔，在其卧室外边，常年竖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吃了某种食品肠胃有什么反应，下次吃或不吃等。我们由此推断，林彪没有出席此次全会，可能还是身体的原因。
　　然而，林彪的缺席竟然差点连累到这张珍贵的座次表。“文革”时期，有人责问：“在这张图表上，怎么没有林副主席的名字？”与此同时，有名字的人中，除了毛主席、周总理、黄永胜以外，大部分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所以造反派提出：“废纸一张，烧掉！”我和几位干部虽有不同看法，但哪敢公开反对？我灵机一动，将座次表从别人手里接过来，交给总特灶一位名叫廖炳福的湖南籍厨师，他是为毛主席做饭的。我提议，让廖师傅烤腊肉时，把这张表当作引火纸烧了。一片“同意”“赞成”声后，我悄悄对他说：“你把它藏在纸篓最下面，不要弄湿。人家问起你来，就说烧掉了。这张图表以后讲党课时可能用得上（我当时是政治教导员，讲党课时没准真的有用），拜托你了！”由于我是廖炳福的小领导，他就按我说的办了，这张座次表才得以保存下来。

一张合影暖人心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主席提出要同服务科的同志合影，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大厅。消息传来，我们自然无比兴奋，但又觉得纳闷：以往总是我们要求同主席合影，为什么这次首长自己主动提出来合影？
　　后来得知，连续五天的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因为工作量大，要决定的问题多，毛主席精力消耗很大，感觉十分疲劳。所以，会议一结束，他就来到游泳池，一边看文件，一边看书休息。在看到一份有关工资的文件时，他问新调来的服务员：“你每月多少工资？”那位服务员回答：“34元。”毛主席又问：“给家里寄钱吗？”服务员回答：“很少寄。”毛主席接着问她这34元是怎样花的。服务员回答：“饭钱14元上下，剩下的买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再剩下的添置衣服之类的东西。”问答完毕，毛主席笑着说：“不错，能养活自己了，还有一点点结余。”我们这位服务员比较机灵，接着说：“警卫局新来的服务员每月工资比人民大会堂同类人员少5元，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又比北京饭店的少6元，是上、中、下三个等级，我们是最少的级别。”主席一听，便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们工资是少了点，但不要计较，不要同人家比，二十来岁的人，要走的路长着呢，现在正是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的时候。你们总不能在我们身边干一辈子吧？将来到了别处，政治觉悟低，文化知识少，不会说，不会写，人家会欢迎吗？所以我就赞成机关办业余文化学校，让你们提高做事能力，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至于工资问题，它是国家大事，政府会通盘考虑、做出安排的，一旦条件具备，每个人的工资都会上调。”
　　不难看出，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十分关怀爱护的，这次主动提出要同我们合影，就是生动的体现。据说主席原本打算用几大块红烧肉请我们吃顿饭，无奈市场猪肉奇缺，只好作罢，于是改用合影留念来代替。不过，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尽管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肉了，有机会吃上几大口固然过瘾，但留不住肉香味美，而合影则能长期保存，毛主席把我们的心思都摸透了！

毛主席强调调查研究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农业连续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村粮食短缺，各地饥荒严重，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
　　事实上，毛主席通过外出考察、重点调研和阅看各地报来的材料，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已有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前后，有一次他和田家英聊天时，我恰好在场。田家英说：“四川一个人民公社几名干部下村对社员讲：‘为使稻谷饱满、多打粮食，大家搞个试验田好不好？’众答：‘好。’于是在这几名干部的指挥下，将几亩田里已经成熟的稻谷连根拔起，紧紧拼凑在一亩田里，跟着用水整平泥巴，再把水放干，这套流程下来，原本很平常的作物，立马就成了满眼翻滚的稻浪。干部们迅速报告上级：生产队要放高产‘卫星’了，请来现场监督验收。这种自欺欺人、好大喜功的做法绝非个案，别省也有。可笑的是，我们的报纸还登载过此类新闻照片。”毛主席听罢，不紧不慢地说：“看来中央各部、省地两级的领导同志非下去搞调查研究、帮助农村开展教育运动不可了。”他还告诉田家英，陈伯达处有美国、英国等国家农业方面的材料，让田家英去借阅
　　一下。
　　在毛主席看来，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存在问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上级机关不知情、不摸底。所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没有刻意批评哪个地区或某某人，而是用“大家头脑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种平和语气，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会上、会下多次强调：领导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倾听老农、乡干部、村干部的意见，群众的议论。希望大家牢记，这些意见和反映，就是农村的实情，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对于国内外粮食动态，毛主席讲得更加生动具体：“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半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么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编辑 赵鹏）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转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