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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到乡下的娘家，看望我的父母，看到母亲脸上漾着微微的笑意，忙活着家务，看着他们种的菜，突然有一种写母亲的冲动。
这种感觉，让我心头涌起万般柔情、无限敬意——不仅我的生命来自母亲，我的善良传承于母亲，我在苦难面前的勇气与坚强，也源自母亲顽强的品质。
可以说，母亲是我的一位伟大的人生导师。
小时候，寒冬腊月，每到夜幕降临时，我家一家大小都围坐在一个没有明火、只有热火灰的火盆边上取暖，御寒。
火盆上面架着一个竹子做的框，大家都把手放在框上，手上再盖一块补丁叠补丁的布，这样，身子就会暖和很多。等大人们忙完坐下来后，我们几个小家伙总是会缠着他们讲故事，有的是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我们也不厌倦。很多次，母亲和我们讲起她的童年：母亲四岁和六岁那年，她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因病亡故。年幼的母亲孤苦伶仃，只好跟着她在庵子里做长工的爷爷，去庵子里混饭吃。刚开始免不了受些白眼，好在母亲聪明伶俐，整天一副笑模笑样，还格外勤快，庵子里的姑姑们要她做点事，跑个腿什么的，她总是满口答应，从不推辞。姑姑们渐渐地喜欢上她，让她在庵子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待到她大些了，还劝她削发为尼。幸亏没多久全国就解放了，庵子里的人也解散了，要不，母亲可能真的会成为尼姑了。
上世纪70年代，我家也和中国农村所有家庭一样，主要靠大人出集体工赚工分糊口。男劳力满分是十分，妇女记七分，我父母一年到头拼着命出工赚工分。母亲为了让她的七分拿得让人无闲话可说，泥一把水一把，锄地，踩打谷机，挑担子，劳动强度和男劳力毫无二致。
除了干繁重的农活，家里还有洗洗刷刷、缝缝补补等干不完的家务事。洗蚊帐就是当时一件挺不容易的事。蚊帐是奶奶用苎麻搓成细麻线后，用自家土织布机织成麻布，再缝成的，既硬又厚，非常笨重。蚊帐夏天挡蚊子（蚊子是挡住了，可热得要命），冬天挡风，常年挂着，容易沾灰，一年得洗几次。怎么洗呢？当时别说洗衣机了，连电都没有。那种又厚又硬又重的蚊帐，用手搓即使搓破皮也洗不干净。妈妈的方法就是用脚踩，用棒槌敲打。当时生产队在水井旁边用小石头加沙土砌了一个池子，方便家家户户洗东西，特别是蚊帐、被子等大件物，大家都会丢到这个池子里洗。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母亲一早就把蚊帐拆下来，浸泡在池子里，然后去出集体工。中午休息时间，她急急忙忙赶到井边洗蚊帐，一边提水一边踩，嘴里还哼着花鼓小调。突然一声“哎哟”，母亲跌坐在池子边，痛得弯下了腰，一看脚底，一根针扎进了肉里好深。那时候物资匮乏，加上我家兄弟姊妹多，少不了经常缝补，缝衣针用完后大家都习惯别在蚊帐上，这样找起来方便。那次母亲匆匆忙忙间忘记把缝衣针取下来，结果在水池里赤脚踩蚊帐时将针踩进了脚底，如果马上去医院处理也无大事，可母亲舍不得花钱花时间，她有点霸蛮地自己去扯那根大半节已扎在肉里的针，结果扯断了。赖在肉里的那半截针就像神针一样在母亲身体里躲躲藏藏，竟然藏得无影无踪，只有痛不见针。后来去了两次公社卫生院，医生在认为针在的地方动了两次刀子，但依然没有找到，直到现在。用医生当时的话说，明明针就在那里，切开肉以后针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旁边有人议论，说针在身体里会随血走动，走到心脏里就完了，说得好生恐怖。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只好天天祈祷这根针千万别走到母亲的心脏里去。
1979年开始，母亲脑子活泛，会经常顶着挨批斗的风险做点“小生意 ”，贴补家用。母亲认为，这样方便了大家，并且也是靠劳动赚钱，没有什么错。
老家醴陵紧邻江西萍乡，萍乡煤矿多，煤矿工人吃国家粮有工资，相对农村人，富裕多了，他们经常会买些鸡蛋做菜当补品。那时还没有养鸡专业户，只有家家户户散养着几只下蛋的母鸡，农村人一般自己很难舍得吃鸡蛋，会积攒起来用它们换些盐、牙膏等日用品。走家串户收买一些鸡蛋，送到萍乡卖给煤矿工人赚点差价，这是母亲的持家良方之一。从我家乡到萍乡50多公里路程，现在往返一趟三四个小时绰绰有余，然而当时没有直达客运汽车，要先步行20多里后再坐火车去。坐正常的客运火车，来回票价得三块多，跑一趟买卖基本就赚不到钱了，所以，母亲每次都是搭无座位无窗户的黑皮火车，来回只要一块钱，虽然舒服程度大打折扣，但划算。不巧的是，那一次搭乘的那一趟火车，到离我家最近的姚家坝站不停，母亲一着急，就挑着箩筐从车上跳了下来。
往常，母亲都是头天去第二天下午准回，那一次，到了第二天晚上还不见母亲的踪影。家里人急了，父亲和爷爷奶奶拿着火把出门去找，后来邻居们也帮着一起找。直到第三天，父亲才在姚家坝火车站周边，打听到母亲躺在附近的卫生院。父亲看到满头缠着纱布昏睡的母亲，十分心痛，十分伤心，号啕大哭起来。原来，母亲跳下车后把脑袋摔破了，鲜血直流，疼痛不堪。但她凭着坚韧的意志，爬到了附近一位老奶奶家门口的草堆上，正巧老奶奶出门拿干草准备烧火做饭，看见了满脸是血几近昏迷的母亲，好心的老奶奶慌忙叫来邻居，一起把母亲送到了就近的卫生院。好在获救及时，不然的话，如果失血过多，后果不堪设想。在既无手机也无身份证的年代，老奶奶和卫生院都无法联系上我的家人，只有等家里人来找。
找回来了母亲，我们很想报答那位好心的老奶奶，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她。
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铁道部株洲桥梁厂工作，是机修车间负责人。某一天，我正带着几个人在岳阳长炼学习企业管理经验，突然接到长途电话，说我妈被接到了厂医院。匆忙结束学习往回赶，到医院一看，母亲四肢已被医生绑上了石膏板，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
怎么回事呢？——每年快到冬季时，父母都要准备过冬的柴火。那时虽然我参加工作了，但弟弟妹妹还在上大学，我从并不高的工资里，拿出很大一部分负责弟弟妹妹的生活费后，给家里的补贴就不多了。父母舍不得花钱买煤，农村也经常买不到煤，上世纪80年代初期物资仍然短缺。父亲就利用农闲时间到大山里去砍些柴火，晒干后留作过冬用。南方雨水多，干柴一般都垒在屋前吊脚楼（其实也不是吊脚楼，不知怎么表述就这么叫吧）上。
父亲用一根竹竿把干柴高高举起，母亲站在楼架上接住垒好，每年都是如此操作。可能是木梁年深月久腐朽了，那次毫无征兆地断了，母亲刚接住一捆柴就随着断梁摔到了门前的晒谷坪上，四肢都骨折了。医生悄悄对我说，万幸啊，内脏没有出血，只是手脚骨折，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就是以后怕是干不了活了。那段时间母亲情绪有些低落，生怕从此成了儿女们的负担。如果真像医生说的以后干不了活了，也等于要了母亲的命啊，我太了解母亲了。可能是医生医术高明，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心智顽强，三个多月后，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出院后一段时间，母亲手腳不麻利，只要天气变化还会痛，但她咬着牙坚持锻炼，坚持干活，一年后就完全恢复如常了。
母亲的故事告诉我，无论疾风还是暴雨，都要笑对人生，只要挺过去了，就是风轻云淡，就会春暖花开。
责任编辑：蒋建伟
这种感觉，让我心头涌起万般柔情、无限敬意——不仅我的生命来自母亲，我的善良传承于母亲，我在苦难面前的勇气与坚强，也源自母亲顽强的品质。
可以说，母亲是我的一位伟大的人生导师。
小时候，寒冬腊月，每到夜幕降临时，我家一家大小都围坐在一个没有明火、只有热火灰的火盆边上取暖，御寒。
火盆上面架着一个竹子做的框，大家都把手放在框上，手上再盖一块补丁叠补丁的布，这样，身子就会暖和很多。等大人们忙完坐下来后，我们几个小家伙总是会缠着他们讲故事，有的是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我们也不厌倦。很多次，母亲和我们讲起她的童年：母亲四岁和六岁那年，她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因病亡故。年幼的母亲孤苦伶仃，只好跟着她在庵子里做长工的爷爷，去庵子里混饭吃。刚开始免不了受些白眼，好在母亲聪明伶俐，整天一副笑模笑样，还格外勤快，庵子里的姑姑们要她做点事，跑个腿什么的，她总是满口答应，从不推辞。姑姑们渐渐地喜欢上她，让她在庵子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待到她大些了，还劝她削发为尼。幸亏没多久全国就解放了，庵子里的人也解散了，要不，母亲可能真的会成为尼姑了。
上世纪70年代，我家也和中国农村所有家庭一样，主要靠大人出集体工赚工分糊口。男劳力满分是十分，妇女记七分，我父母一年到头拼着命出工赚工分。母亲为了让她的七分拿得让人无闲话可说，泥一把水一把，锄地，踩打谷机，挑担子，劳动强度和男劳力毫无二致。
除了干繁重的农活，家里还有洗洗刷刷、缝缝补补等干不完的家务事。洗蚊帐就是当时一件挺不容易的事。蚊帐是奶奶用苎麻搓成细麻线后，用自家土织布机织成麻布，再缝成的，既硬又厚，非常笨重。蚊帐夏天挡蚊子（蚊子是挡住了，可热得要命），冬天挡风，常年挂着，容易沾灰，一年得洗几次。怎么洗呢？当时别说洗衣机了，连电都没有。那种又厚又硬又重的蚊帐，用手搓即使搓破皮也洗不干净。妈妈的方法就是用脚踩，用棒槌敲打。当时生产队在水井旁边用小石头加沙土砌了一个池子，方便家家户户洗东西，特别是蚊帐、被子等大件物，大家都会丢到这个池子里洗。
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母亲一早就把蚊帐拆下来，浸泡在池子里，然后去出集体工。中午休息时间，她急急忙忙赶到井边洗蚊帐，一边提水一边踩，嘴里还哼着花鼓小调。突然一声“哎哟”，母亲跌坐在池子边，痛得弯下了腰，一看脚底，一根针扎进了肉里好深。那时候物资匮乏，加上我家兄弟姊妹多，少不了经常缝补，缝衣针用完后大家都习惯别在蚊帐上，这样找起来方便。那次母亲匆匆忙忙间忘记把缝衣针取下来，结果在水池里赤脚踩蚊帐时将针踩进了脚底，如果马上去医院处理也无大事，可母亲舍不得花钱花时间，她有点霸蛮地自己去扯那根大半节已扎在肉里的针，结果扯断了。赖在肉里的那半截针就像神针一样在母亲身体里躲躲藏藏，竟然藏得无影无踪，只有痛不见针。后来去了两次公社卫生院，医生在认为针在的地方动了两次刀子，但依然没有找到，直到现在。用医生当时的话说，明明针就在那里，切开肉以后针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旁边有人议论，说针在身体里会随血走动，走到心脏里就完了，说得好生恐怖。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只好天天祈祷这根针千万别走到母亲的心脏里去。
1979年开始，母亲脑子活泛，会经常顶着挨批斗的风险做点“小生意 ”，贴补家用。母亲认为，这样方便了大家，并且也是靠劳动赚钱，没有什么错。
老家醴陵紧邻江西萍乡，萍乡煤矿多，煤矿工人吃国家粮有工资，相对农村人，富裕多了，他们经常会买些鸡蛋做菜当补品。那时还没有养鸡专业户，只有家家户户散养着几只下蛋的母鸡，农村人一般自己很难舍得吃鸡蛋，会积攒起来用它们换些盐、牙膏等日用品。走家串户收买一些鸡蛋，送到萍乡卖给煤矿工人赚点差价，这是母亲的持家良方之一。从我家乡到萍乡50多公里路程，现在往返一趟三四个小时绰绰有余，然而当时没有直达客运汽车，要先步行20多里后再坐火车去。坐正常的客运火车，来回票价得三块多，跑一趟买卖基本就赚不到钱了，所以，母亲每次都是搭无座位无窗户的黑皮火车，来回只要一块钱，虽然舒服程度大打折扣，但划算。不巧的是，那一次搭乘的那一趟火车，到离我家最近的姚家坝站不停，母亲一着急，就挑着箩筐从车上跳了下来。
往常，母亲都是头天去第二天下午准回，那一次，到了第二天晚上还不见母亲的踪影。家里人急了，父亲和爷爷奶奶拿着火把出门去找，后来邻居们也帮着一起找。直到第三天，父亲才在姚家坝火车站周边，打听到母亲躺在附近的卫生院。父亲看到满头缠着纱布昏睡的母亲，十分心痛，十分伤心，号啕大哭起来。原来，母亲跳下车后把脑袋摔破了，鲜血直流，疼痛不堪。但她凭着坚韧的意志，爬到了附近一位老奶奶家门口的草堆上，正巧老奶奶出门拿干草准备烧火做饭，看见了满脸是血几近昏迷的母亲，好心的老奶奶慌忙叫来邻居，一起把母亲送到了就近的卫生院。好在获救及时，不然的话，如果失血过多，后果不堪设想。在既无手机也无身份证的年代，老奶奶和卫生院都无法联系上我的家人，只有等家里人来找。
找回来了母亲，我们很想报答那位好心的老奶奶，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她。
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铁道部株洲桥梁厂工作，是机修车间负责人。某一天，我正带着几个人在岳阳长炼学习企业管理经验，突然接到长途电话，说我妈被接到了厂医院。匆忙结束学习往回赶，到医院一看，母亲四肢已被医生绑上了石膏板，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
怎么回事呢？——每年快到冬季时，父母都要准备过冬的柴火。那时虽然我参加工作了，但弟弟妹妹还在上大学，我从并不高的工资里，拿出很大一部分负责弟弟妹妹的生活费后，给家里的补贴就不多了。父母舍不得花钱买煤，农村也经常买不到煤，上世纪80年代初期物资仍然短缺。父亲就利用农闲时间到大山里去砍些柴火，晒干后留作过冬用。南方雨水多，干柴一般都垒在屋前吊脚楼（其实也不是吊脚楼，不知怎么表述就这么叫吧）上。
父亲用一根竹竿把干柴高高举起，母亲站在楼架上接住垒好，每年都是如此操作。可能是木梁年深月久腐朽了，那次毫无征兆地断了，母亲刚接住一捆柴就随着断梁摔到了门前的晒谷坪上，四肢都骨折了。医生悄悄对我说，万幸啊，内脏没有出血，只是手脚骨折，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就是以后怕是干不了活了。那段时间母亲情绪有些低落，生怕从此成了儿女们的负担。如果真像医生说的以后干不了活了，也等于要了母亲的命啊，我太了解母亲了。可能是医生医术高明，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心智顽强，三个多月后，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出院后一段时间，母亲手腳不麻利，只要天气变化还会痛，但她咬着牙坚持锻炼，坚持干活，一年后就完全恢复如常了。
母亲的故事告诉我，无论疾风还是暴雨，都要笑对人生，只要挺过去了，就是风轻云淡，就会春暖花开。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