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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丁丁，因为他，我选择了记者这行。”
61岁的皮埃尔·阿苏里（Pierre Assouline），脑袋圆圆，自己长得就有点像年长版漫画人物“丁丁”；这位法国文坛的老记者，身兼作家、编辑、文学评论家等多种身份，2012年起开始担任法国最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评委。
图/金磬
据阿苏里介绍，8月至11月，他们10位文学奖评委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开会甄选作品，他笑侃：“我们法国人开会其实就是吃饭，我们去一家昂贵的餐馆Drouant，里面有个包间，每人都有专座，椅背上有自己名字，也有从前坐这里的评委名字，我的名字是第5个，这说明过去100年，此席拥有者都十分长寿，坐我边上的评委已是第10代了，我很为他担心。”
阿苏里1953年生于摩洛哥，在卡萨布兰卡度过童年后回到法国求学，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记者工作。1984年至1986年担任巴朗出版社文学顾问，1985年进入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编辑，并于1993年成为主编，任期长达20年；他曾为法国《世界报》文学专栏撰稿，创立了文学博客“书香之国”，并为多家电台、电视台、杂志担任文学评论员。
“一般来说，我写一部传记需花费3年左右时间。”迄今为止，阿苏里共创作了10部人物传记，除了“丁丁”之父、漫画家埃尔热（Hergé），还有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伽利玛出版社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贝·伦敦（Albert Londres）、推理作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甚至包括法国“幻影”战斗机之父马塞尔·达索（Marcel Dassault）等等，其作品荣获包括由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散文奖、法语语言奖等诸多奖项。
作为伽利玛传记的作者，阿苏里曾游说巴黎市政府将伽利玛出版社所在马路更名为加斯东·伽利玛路。“在巴黎，给一条路改名很困难，首先要征得市政府同意，然后挨家挨户征得住户同意。这条马路很短，只有两栋建筑，但出版社隔壁的住户表示反对，坚持要‘住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路’，原来这个马路的名字也是一位出版商，但他惟一出版的就是巴黎黄页！为此我去了市政府好几次，宣传伽利玛的贡献，最后，马路被撇成了两段，邻居还是‘塞巴斯蒂安·博丹路2号’，那是博丹路唯一的号码，我们则改成‘加斯东·伽利玛路5号’，这也是伽利玛路唯一的门牌号码，这事太逗了！”
此外，阿苏里还执导拍摄了关于布勒松、西默农以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记电影，尤其是最近一部《杜拉斯的世纪》，为在百年诞辰之际向这位女作家致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阿苏里回忆了他与杜拉斯、布勒松等人的交往，并介绍了龚古尔文学奖的评选等。
人物周刊：据说法国有超过两千个文学奖，是什么令龚古尔文学奖有别于其他奖项获得如此高声誉？
阿苏里：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个谜！（笑）法国有很多奖，文学奖尤其重要，几乎每个法国人都盼着得奖，有时奖一笔钱，有时奖瓶红酒……有些文学奖只是自娱自乐，但龚古尔奖是很严肃的，获奖者作品一定会大卖，说白了，会有很好的收入和出版合同。作家其实总缺钱，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当他得到奖金时，有记者问他打算怎么花这笔钱？他居然回答，我准备去付清我的税款，他已欠税很久，政府正找他麻烦。瞧，这一点也不诗意，这就是现实。
龚古尔奖的历史已超过100年了，它也许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比诺贝尔奖历史还长。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评奖历史上，绝大多数选择都是公正的，龚古尔奖是颁给作品的，并不是颁给作家，如果查看历年获奖名单，有时评委也会遗漏全年最重要的一本书。比如，杜拉斯50岁时就该获奖了，却到80岁才得到龚古尔奖，奖的也不是她最好的作品。
人物周刊：龚古尔奖的评审流程是怎么样的？
阿苏里：评选流程非常简单，评审委员会由10人组成，原先是终身制，后来要求满80岁自动退出，他们觉得80岁的人已经老得看不动书了，还谈什么法国文学呢？其实80岁以前也是看不动的！我们从8月开始互相通信，讨论最近出版的作品，它必须是虚构的，当年1月至9月之间出版，讨论后拟出一张初步名单，自8月起，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开一次会，直到11月给获奖者颁奖。
我们开会很有法国人风格，其实就是下馆子吃饭，从早上8点半讨论至下午1点，9月之前，法国市场上会出现700本左右的新小说，没人能全部都读一遍，不过我会读大多数作品，而且评委审美倾向非常多元，我们会去看1月到9月之间报纸杂志上所有书评，如果有一到两篇书评称赞某部作品，一定会有评委去读它，我们基本不会错过好作品。
人物周刊：担任评委有哪些要求？
阿苏里：你首先要喜欢读书，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读很多书。你必须是作家，而且对他人作品感兴趣。此外，你还必须喜欢吃吃喝喝，个性随和。（有没有一些硬性标准？）我们不是瑞典人啊！龚古尔奖评审是一项传统，朋友关系很重要。我们寻找新评委，首先看他能不能和我们处好关系。那些不怎么友善的人，我们可不想每个月都见到他。加入评委会惟一要求是，你必须是作家，以作家的眼光来做评判，这是我们对评委会同仁惟一的要求，过去一个世纪都没改变，惟一有所改变的是大家吃饭时的菜单。
人物周刊：我看了你执导的纪录片《杜拉斯的世纪》，你和她本人接触过？
阿苏里：我跟杜拉斯接触过，在她晚年时与她常有交流，我很崇拜她，我可能爱上她了，也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只是爱上她的智慧，她的存在就让人觉得有震撼力，尤其是她的嗓音，她说话一刹那，我们就被深深吸引，她的嗓音有种召唤力、很魔幻，所以我的片子整体上都以杜拉斯自己的语言、声音串联起来，通过做这个纪录片，我可以比较生动且准确地传递我对她的理解，我惟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真诚感，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杜拉斯自己要表达的。 人物周刊：她是一个愿意敞开心扉的受访者吗？
阿苏里：我做记者时认识了杜拉斯，很快，我们就成了——不能说朋友——有了一些友谊吧，不过还是浅层的，达不到真正的朋友概念。根据我的接触，杜拉斯不太讲自己的生活，她比较注重隐私。她接受很多采访，但她不会敞开心扉。她跟你说很多，但这不是一种倾诉。举个例子，我与她接触很长时间后，突然有一天，她讲到她失去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个细节是她偶然迸发出来的痛处。在我看来，母亲是杜拉斯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物，但她不会轻易谈她。我接触杜拉斯时，钱的话题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但她在众多采访中从没谈过钱。晚年杜拉斯是比较有钱的，但她不是很大方，我认为这跟她母亲的遭遇有关，就像她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所写的，母亲受到了欺骗等。如果做小众影片，我会以她母亲为主线，也会谈到钱的话题。
人物周刊：纪录片中，杜拉斯晚年的形象给人感觉有些男性化，你和她接触下来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苏里：我认识的杜拉斯是非常女性化且脆弱的，酗酒、抽烟这些不一定代表她男性化。我所了解的杜拉斯有两个特点，第一，她是个非常直白的人，她不注重礼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的个性非常直接，有时可能过于极端，比如关于法国右派的观点。第二个特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杜拉斯其实非常喜欢跟人交流。她对人有兴趣，不会敷衍你，她问你很多问题，愿意听你说话，跟你交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为人的大方。
我至今记得一件小事，很久以前一个周六晚上，我在卫生间里，我女儿当时只有5岁，有人打电话来，我就听见我女儿在外面讲话，说上学啊、自己的朋友啊，说了大概20分钟，等我从卫生间里出来，就跟她说，差不多啦，不要烦你祖母了，我来跟她说吧。我女儿说，这不是我祖母。我问，那你在跟谁说话？我女儿于是问电话那头，你是谁啊？对方说，我是玛格丽特·杜拉斯。
人物周刊：据说布勒松是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你是如何采访到他，并成为他的密友的？
阿苏里：布勒松其实一点儿也不内向，他很外向，但同时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确实很注意保护自己隐私，不过这是人的常态。我们能成为朋友是因为他热衷交谈，我们之前通了几次电话。我约他采访已经很久了，他一直拒绝，他说，我讨厌回答问题。可他在电话里讲了很多他生活中的趣事。有一天，他终于说，OK，你可以过来，但不要带录音设备，我们只是聊天，我跟你谈谈我自己，你也跟我谈谈你自己，有点像交换故事。我去了他的工作室，离卢浮宫不远，离他公寓也很近，就像一个普通的办公室，是他每天画画的地方，呆了10年了，一般就约他的裸体模特到那里。我们谈了一下午，后来又去咖啡馆喝酒，这之后就成了朋友，这是他去世前7年的事了。他很敏感，非常情绪化，十分有趣，令人着迷。
电影《丁丁历险记》剧照。因为“丁丁”，阿苏里选择了记者这行
人物周刊：作为记者，我非常好奇，你如何取得他的信任，秘诀在何处？
阿苏里：我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我用很多时间与我的采访对象互动，但我从不强迫他们。我从不问，能不能今天来看你？我总说，因为工作还没完，我们再约吧，也可能是明年，甚至下一个10年，如此如此。我想布勒松喜欢我这样的。你知道，他是佛教徒，对时间有他非常哲学化的看法，所以我知道他喜欢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人物周刊：关于东方文化，那天你说很早就接触了《道德经》？
阿苏里：是的，当时我18岁，现在我已经老了。年轻时读《道德经》，我觉得它是宗教经典，过些年再读，我觉得它是一部哲学著作，现在我读它，觉得是诗歌，随着年龄增长，我改变了阅读的眼光。例如当初看《公民凯恩》，我觉得很无聊，等我到了40岁再看，我认为这是一部杰作，现在我每年看一遍，感受每年都在变。对《道德经》理解的变化也源于过去40年中我所学到的。在对老子、道家、佛教的理解方面，由于我认识了布勒松，我知道佛教并不是宗教，也不能说是哲学，而是一种路径，将你从此岸送往彼岸。很多法国人都以为佛教是一种宗教，布勒松教我很多，还介绍我认识在巴黎的活佛。
人物周刊：你多年从事记者工作，谈谈法国媒体的行业现状？
阿苏里：当下氛围十分悲观，报纸杂志纷纷倒闭，财务很糟糕，总在到处找钱，读者在流失，我也不清楚读者们都到哪里去了，小部分进了坟墓，其他大概都去上网了。报社对此很担忧，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很正常，这些报纸都很老了，却不懂得穷途思变。媒体环境每年都在变化，他们却不改变自己，这对他们来说很遗憾，但对我们这些自由撰稿人不见得是坏事。
人物周刊：你经常使用新媒体吗？
阿苏里：是的，脸书、推特、博客，几乎互联网上所有东西，我每天在网上看25份报纸，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我不觉得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会摧垮传统媒体。我只觉得法国媒体现代化不够，10年前，我就觉得新媒体可以改变未来，我从未停止过游说《文学报》和《解放报》，希望他们在改革方面抓紧，向《卫报》和《纽约时报》学习，英美媒体早就为信息时代做准备了。虽然我为媒体前途担忧，但我对法国记者和作家的前途感到乐观。新媒体是好东西，我开博客10年了，这是我现在主要使用的媒体，我在上面写关于书和文学的评论。现在报纸已经很难从互联网行业中盈利，欧洲经济情况不好。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启动改革，网上声音那么多，就更需要专业人士来定调，所以我对作家和记者的前途都很乐观。
61岁的皮埃尔·阿苏里（Pierre Assouline），脑袋圆圆，自己长得就有点像年长版漫画人物“丁丁”；这位法国文坛的老记者，身兼作家、编辑、文学评论家等多种身份，2012年起开始担任法国最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评委。
据阿苏里介绍，8月至11月，他们10位文学奖评委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开会甄选作品，他笑侃：“我们法国人开会其实就是吃饭，我们去一家昂贵的餐馆Drouant，里面有个包间，每人都有专座，椅背上有自己名字，也有从前坐这里的评委名字，我的名字是第5个，这说明过去100年，此席拥有者都十分长寿，坐我边上的评委已是第10代了，我很为他担心。”
阿苏里1953年生于摩洛哥，在卡萨布兰卡度过童年后回到法国求学，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记者工作。1984年至1986年担任巴朗出版社文学顾问，1985年进入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编辑，并于1993年成为主编，任期长达20年；他曾为法国《世界报》文学专栏撰稿，创立了文学博客“书香之国”，并为多家电台、电视台、杂志担任文学评论员。
“一般来说，我写一部传记需花费3年左右时间。”迄今为止，阿苏里共创作了10部人物传记，除了“丁丁”之父、漫画家埃尔热（Hergé），还有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伽利玛出版社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贝·伦敦（Albert Londres）、推理作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甚至包括法国“幻影”战斗机之父马塞尔·达索（Marcel Dassault）等等，其作品荣获包括由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散文奖、法语语言奖等诸多奖项。
作为伽利玛传记的作者，阿苏里曾游说巴黎市政府将伽利玛出版社所在马路更名为加斯东·伽利玛路。“在巴黎，给一条路改名很困难，首先要征得市政府同意，然后挨家挨户征得住户同意。这条马路很短，只有两栋建筑，但出版社隔壁的住户表示反对，坚持要‘住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路’，原来这个马路的名字也是一位出版商，但他惟一出版的就是巴黎黄页！为此我去了市政府好几次，宣传伽利玛的贡献，最后，马路被撇成了两段，邻居还是‘塞巴斯蒂安·博丹路2号’，那是博丹路唯一的号码，我们则改成‘加斯东·伽利玛路5号’，这也是伽利玛路唯一的门牌号码，这事太逗了！”
此外，阿苏里还执导拍摄了关于布勒松、西默农以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传记电影，尤其是最近一部《杜拉斯的世纪》，为在百年诞辰之际向这位女作家致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阿苏里回忆了他与杜拉斯、布勒松等人的交往，并介绍了龚古尔文学奖的评选等。
龚古尔奖如何评选
人物周刊：据说法国有超过两千个文学奖，是什么令龚古尔文学奖有别于其他奖项获得如此高声誉？
阿苏里：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个谜！（笑）法国有很多奖，文学奖尤其重要，几乎每个法国人都盼着得奖，有时奖一笔钱，有时奖瓶红酒……有些文学奖只是自娱自乐，但龚古尔奖是很严肃的，获奖者作品一定会大卖，说白了，会有很好的收入和出版合同。作家其实总缺钱，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当他得到奖金时，有记者问他打算怎么花这笔钱？他居然回答，我准备去付清我的税款，他已欠税很久，政府正找他麻烦。瞧，这一点也不诗意，这就是现实。
龚古尔奖的历史已超过100年了，它也许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学奖，比诺贝尔奖历史还长。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评奖历史上，绝大多数选择都是公正的，龚古尔奖是颁给作品的，并不是颁给作家，如果查看历年获奖名单，有时评委也会遗漏全年最重要的一本书。比如，杜拉斯50岁时就该获奖了，却到80岁才得到龚古尔奖，奖的也不是她最好的作品。
人物周刊：龚古尔奖的评审流程是怎么样的？
阿苏里：评选流程非常简单，评审委员会由10人组成，原先是终身制，后来要求满80岁自动退出，他们觉得80岁的人已经老得看不动书了，还谈什么法国文学呢？其实80岁以前也是看不动的！我们从8月开始互相通信，讨论最近出版的作品，它必须是虚构的，当年1月至9月之间出版，讨论后拟出一张初步名单，自8月起，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开一次会，直到11月给获奖者颁奖。
我们开会很有法国人风格，其实就是下馆子吃饭，从早上8点半讨论至下午1点，9月之前，法国市场上会出现700本左右的新小说，没人能全部都读一遍，不过我会读大多数作品，而且评委审美倾向非常多元，我们会去看1月到9月之间报纸杂志上所有书评，如果有一到两篇书评称赞某部作品，一定会有评委去读它，我们基本不会错过好作品。
人物周刊：担任评委有哪些要求？
阿苏里：你首先要喜欢读书，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读很多书。你必须是作家，而且对他人作品感兴趣。此外，你还必须喜欢吃吃喝喝，个性随和。（有没有一些硬性标准？）我们不是瑞典人啊！龚古尔奖评审是一项传统，朋友关系很重要。我们寻找新评委，首先看他能不能和我们处好关系。那些不怎么友善的人，我们可不想每个月都见到他。加入评委会惟一要求是，你必须是作家，以作家的眼光来做评判，这是我们对评委会同仁惟一的要求，过去一个世纪都没改变，惟一有所改变的是大家吃饭时的菜单。
致敬杜拉斯
人物周刊：我看了你执导的纪录片《杜拉斯的世纪》，你和她本人接触过？
阿苏里：我跟杜拉斯接触过，在她晚年时与她常有交流，我很崇拜她，我可能爱上她了，也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只是爱上她的智慧，她的存在就让人觉得有震撼力，尤其是她的嗓音，她说话一刹那，我们就被深深吸引，她的嗓音有种召唤力、很魔幻，所以我的片子整体上都以杜拉斯自己的语言、声音串联起来，通过做这个纪录片，我可以比较生动且准确地传递我对她的理解，我惟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真诚感，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杜拉斯自己要表达的。 人物周刊：她是一个愿意敞开心扉的受访者吗？
阿苏里：我做记者时认识了杜拉斯，很快，我们就成了——不能说朋友——有了一些友谊吧，不过还是浅层的，达不到真正的朋友概念。根据我的接触，杜拉斯不太讲自己的生活，她比较注重隐私。她接受很多采访，但她不会敞开心扉。她跟你说很多，但这不是一种倾诉。举个例子，我与她接触很长时间后，突然有一天，她讲到她失去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个细节是她偶然迸发出来的痛处。在我看来，母亲是杜拉斯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物，但她不会轻易谈她。我接触杜拉斯时，钱的话题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但她在众多采访中从没谈过钱。晚年杜拉斯是比较有钱的，但她不是很大方，我认为这跟她母亲的遭遇有关，就像她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所写的，母亲受到了欺骗等。如果做小众影片，我会以她母亲为主线，也会谈到钱的话题。
人物周刊：纪录片中，杜拉斯晚年的形象给人感觉有些男性化，你和她接触下来的印象是怎样的？
阿苏里：我认识的杜拉斯是非常女性化且脆弱的，酗酒、抽烟这些不一定代表她男性化。我所了解的杜拉斯有两个特点，第一，她是个非常直白的人，她不注重礼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的个性非常直接，有时可能过于极端，比如关于法国右派的观点。第二个特征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杜拉斯其实非常喜欢跟人交流。她对人有兴趣，不会敷衍你，她问你很多问题，愿意听你说话，跟你交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为人的大方。
我至今记得一件小事，很久以前一个周六晚上，我在卫生间里，我女儿当时只有5岁，有人打电话来，我就听见我女儿在外面讲话，说上学啊、自己的朋友啊，说了大概20分钟，等我从卫生间里出来，就跟她说，差不多啦，不要烦你祖母了，我来跟她说吧。我女儿说，这不是我祖母。我问，那你在跟谁说话？我女儿于是问电话那头，你是谁啊？对方说，我是玛格丽特·杜拉斯。
好友布勒松
人物周刊：据说布勒松是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你是如何采访到他，并成为他的密友的？
阿苏里：布勒松其实一点儿也不内向，他很外向，但同时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确实很注意保护自己隐私，不过这是人的常态。我们能成为朋友是因为他热衷交谈，我们之前通了几次电话。我约他采访已经很久了，他一直拒绝，他说，我讨厌回答问题。可他在电话里讲了很多他生活中的趣事。有一天，他终于说，OK，你可以过来，但不要带录音设备，我们只是聊天，我跟你谈谈我自己，你也跟我谈谈你自己，有点像交换故事。我去了他的工作室，离卢浮宫不远，离他公寓也很近，就像一个普通的办公室，是他每天画画的地方，呆了10年了，一般就约他的裸体模特到那里。我们谈了一下午，后来又去咖啡馆喝酒，这之后就成了朋友，这是他去世前7年的事了。他很敏感，非常情绪化，十分有趣，令人着迷。
人物周刊：作为记者，我非常好奇，你如何取得他的信任，秘诀在何处？
阿苏里：我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我用很多时间与我的采访对象互动，但我从不强迫他们。我从不问，能不能今天来看你？我总说，因为工作还没完，我们再约吧，也可能是明年，甚至下一个10年，如此如此。我想布勒松喜欢我这样的。你知道，他是佛教徒，对时间有他非常哲学化的看法，所以我知道他喜欢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人物周刊：关于东方文化，那天你说很早就接触了《道德经》？
阿苏里：是的，当时我18岁，现在我已经老了。年轻时读《道德经》，我觉得它是宗教经典，过些年再读，我觉得它是一部哲学著作，现在我读它，觉得是诗歌，随着年龄增长，我改变了阅读的眼光。例如当初看《公民凯恩》，我觉得很无聊，等我到了40岁再看，我认为这是一部杰作，现在我每年看一遍，感受每年都在变。对《道德经》理解的变化也源于过去40年中我所学到的。在对老子、道家、佛教的理解方面，由于我认识了布勒松，我知道佛教并不是宗教，也不能说是哲学，而是一种路径，将你从此岸送往彼岸。很多法国人都以为佛教是一种宗教，布勒松教我很多，还介绍我认识在巴黎的活佛。
报纸老了，却不懂得穷途思变
人物周刊：你多年从事记者工作，谈谈法国媒体的行业现状？
阿苏里：当下氛围十分悲观，报纸杂志纷纷倒闭，财务很糟糕，总在到处找钱，读者在流失，我也不清楚读者们都到哪里去了，小部分进了坟墓，其他大概都去上网了。报社对此很担忧，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很正常，这些报纸都很老了，却不懂得穷途思变。媒体环境每年都在变化，他们却不改变自己，这对他们来说很遗憾，但对我们这些自由撰稿人不见得是坏事。
人物周刊：你经常使用新媒体吗？
阿苏里：是的，脸书、推特、博客，几乎互联网上所有东西，我每天在网上看25份报纸，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我不觉得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会摧垮传统媒体。我只觉得法国媒体现代化不够，10年前，我就觉得新媒体可以改变未来，我从未停止过游说《文学报》和《解放报》，希望他们在改革方面抓紧，向《卫报》和《纽约时报》学习，英美媒体早就为信息时代做准备了。虽然我为媒体前途担忧，但我对法国记者和作家的前途感到乐观。新媒体是好东西，我开博客10年了，这是我现在主要使用的媒体，我在上面写关于书和文学的评论。现在报纸已经很难从互联网行业中盈利，欧洲经济情况不好。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启动改革，网上声音那么多，就更需要专业人士来定调，所以我对作家和记者的前途都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