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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音乐诞生于中国传统社会，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而发祥于阶级社会的传统音乐本身应具备相应的阶级性，如今，解析其阶级性无异于探讨传统音乐的时空秩序，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来看待在中国流传甚久的音乐。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阶级性；时间；空间
音乐与阶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联系？这个问题的解答绝非不置可否。在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类产生了早期的音乐观以后，音乐就已和阶级紧密相连。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以及不同的时代都着具体的体现。阶级群体的诞生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并且经历时间的积淀，而某一阶级的音乐文化也会受阶级产生条件之影响。在中国，一个经历过剧烈社会变革和体制转换的国家，其阶级构成方式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予以重组。但是音乐，尤其是流传在民间、田野的音乐却通过不同的方式保存在各自繁衍生息的空间之内。所以，中国传统音乐的阶级性是以时间与空间为双内核的理论范式，两者之间相互共生，缺一不可。
一、动态与静态的交织——中国传统音乐阶级性中的时间维
（一）历时的阶级性
时间，作为永不停歇的动态流不断的向前推移，在它的纵向运动轨迹之中产生了不同时期、阶段的阶级。历时的阶级构成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为各自独立的形态，但是其基本机制始终是自上而下，层层相叠的结构。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的是以中央集权的帝王为上层，以平民老百姓为下层，社会中层以官、绅、士、商等不同的群体构成；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行打开了国门，封建制度瓦解的同时也注入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错综复杂的时期里形成了以军权为核心的上层阶级，以工、农为主的下层阶级以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单位的中产阶级胚胎；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历史性的剧变，平均主义的风潮席卷全国。彼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呈“去阶层化”构成模式，社会上层的资产被强行分配给社会下层的民众，一切的不平等均被视为“阶级矛盾”加以斗争和消灭；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才开始趋于全球一体化的后工业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了按照经济和职业为准则划分的上、中、下各阶级。
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对传统音乐的分类，民间歌曲根植于中国的乡土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与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若是考察民间歌曲的阶级性，不难发现其蕴含着的历时信息是十分可观的。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及从古至今数量最庞大的人口种类，他们经历着这个国家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政权更替。所以无论是处于封建社会还是近代社会，他们每一代人都坚守在各自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劳作、歌唱。民歌传播的稳定性源于歌唱这种形式本身，也来源于基数庞大的社会底层群体内在的不变性。如流传在湖北省荆州地区马山镇的马山民歌，在这里的民歌中可以听到来自《算古人》中从三国到宋朝的历史人物，也能在《绣一个社会主义好前程》中听到我国近代对农村进行的体制改革。民歌里所蕴含的历时信息跨越了时间的桎梏，将一个地区的历史保存在歌里。这正是由于民歌具备着历时的阶级性，让时间得以动态的在歌曲中流动。
（二）共时的阶级性
任凭人类活动如何对世界进行探索、改造，面对纵向流动的时间他们也只能束手就擒。唯一可以让人类直接参与、体验的唯有静态的，横向分布的时间流。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阶级内的不同个体都会经验着属于他们阶级内独有的生命体验。音乐，作为人类社会性最强有力的表达，就代表着一种阶级化的共时体验。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运动还未展开。彼时，中国的中产阶级正沐浴在战后平静的闲暇时光中。中国有着其本土化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吟诗作画，结社交友。音乐也是他们娱乐生活的重要成分之一，其中丝竹、弦索类的器乐合奏更是倍受这一群体之青睐。解放战争结束为他们带来了共时的生命体验，为此他们也做出了共时的反映行为。
在湖北的老河口市，以王直夫为代表的一群音乐爱好者于1950年自发成立了“老河口国乐研究社”。国乐社的成员不仅聚集起来每日排演老河口丝弦，更是对丝弦的曲目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国乐社对于老河口丝弦这一乐种的传播和成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再将视角转向我国大陆的东南方向，直到解放初期的上海，江南丝竹界兴起了诸多专业兴趣班社。1951年成立的“合众国乐会”，1954年成立我的“江南丝竹研究会”等等都是集兴趣、发扬于一体的会社组织。
对于这两个相距甚远的乐种而言，两者的关联多源自音乐本体之上。老河口丝弦和江南丝竹的曲目都有曲牌《老八板》这一母曲的演化，同时二者的乐队形制也是以丝弦类乐器为主。一旦脱离了音乐，这二者之间似乎很难找到过多的交集。但若是能考察这两个乐种的阶级性，将其视为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娱乐之一，再结合一个共时的历史阶段不难发现不论是上海或是老河口，结社成为二者的跨区域共时体验。准确的把握丝竹乐的共时阶级性可以将不同地区流传的乐种架构于一个纵向的时间截面，音乐便不再是这些乐种之间的唯一联系。
二、物质与意识的并置——中国传统音乐阶级性中的空间维
（一）显形的阶级性
物质空间，或言物质形态的地理空间可将一个固态整体分隔为若干不同的区域。区域间隔有不同性质的壁垒，这些壁垒就像是拼图碎块的边缘一样让各空间独立又相关。但无论处于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时间流，同一阶级的人口总会呈多区域分布，所以再坚固的壁垒也只能划分区域，不能划分阶级。对于音乐而言，其形成与发展都与一方水土之内的物理空间紧密相连。无论区域的范围有多宽广，其位置处于中央行政区或地方行政单位，它都像一个铸模一样，将其空间内的文化塑造成为其模具的样貌。纵使样貌千变万化，但其阶级性对于任意阶级群体而言都是具备共性的。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而言，礼乐向来都是其彰显皇权的方式之一。在尚保留有奴隶制残余的西周社会，对人的等级划分极其严格，同时还制定了严苛的礼乐制度。礼乐的阶级性尤为显形的体现在乐器和舞队人数的数量、排列之上。在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从帝王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和士，乐器和舞队的用量逐级递减，量化的彰显阶级的差异。虽然王侯将相的存在等级差异，但是他们的用乐之上仅存在量变而非质变。 再援引上文中的老河口丝弦和江南丝竹为例。这两个乐种虽然处于相隔甚远的地理空间以及相去甚远的生态环境，但它们都兴盛在一个相似的物质空间内，即茶馆。在上海，曾风靡沪市的茶楼就有“文明雅集茶楼”、“虹镇茶楼”、“春风得意楼”等等；老河口历史上有“中华楼”、“一品香”、“品茶轩”茶楼等。这些茶馆都成为这两个乐种赖以生息的物质空间。茶馆，一个聚集了中下层人民的文化娱乐场所，在不同的物质空间承载着类似的音乐文化。观察传统音乐蕴含着的显形阶级性，可以让其所处的物质空间上升为一个必要的探索对象，透析超然于音乐本体之外的重要信息。
（二）隐形的阶级性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是社会的阶级分层先诞生还是人们意识中的阶级观念先产生这一问题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类问题一样扑朔迷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层源自人们意识空间中的阶级观念。所以当人类采取相应的音乐行为时，阶级观念会或多或少的投射在他们的行为之中。此时，音乐便具备了隐形的阶级性，一种跃然意识空间之内，难以具体衡量的心理情愫，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举止。
流传的云南丽江地区的洞经音乐以及白沙细乐（或称“别时谢礼”）都曾服务于丽江一方水土的礼俗活动，但它们隐形的阶级性却将这二者显著的区分为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乐种。洞经音乐是一种流传在市镇之中的文人、士大夫、士绅这类本土中产阶级内，高贵典雅的礼教之乐。其祭祀对象多为祭拜孔子、关胜等先贤。其会社组织成员多来自于有教养，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而奏白沙细乐者多来自于农村贫苦家庭出身的社会底层人民。他们主要的祭祀对象为殡丧送葬之人。两者一个源自中产阶级，一个源自社会底层；两者的祭祀对象前者为圣贤，而后者为鬼魂。这般差异20世纪50年代，“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节目选拔之时集中体现了出来。彼时，为了推选更多的节目，县文教科提出让大研镇洞泾乐队的成员向白沙细乐的老艺人和锡典学习曲目，遭到了洞经音乐老艺人们的一致反对。后经政府部门协调才让双方达成一致，但这一事件中体现出阶级之间的封闭性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同样是处于丽江这一物质空间内的两个乐种，同样是器乐合奏这一演出形式，在这看似相差无几的表象之下蕴含着的是来自阶级文化的差异，并且是由内而外的、隐形的差异。社会分层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各层级之间流动性很差，人们通常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让自己爬上更高的社会阶级，亦或避免让自己跌入下层阶级。洞经音乐和白沙细乐各自内在隐形的阶级性将他们区分在两个各自独立且封闭的意识空间内。处于同一个物质空间下，两个乐种的艺人们可能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但他们迥异的意识空间却没有为两者带来交流的机会。若非政府以其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冲破了它们隐形阶级性之间的壁垒，他们各自依然会坚守着自己的一隅方阵。
诚然，洞经音乐和白沙细乐在音乐本体及行为方式上足够体现出二者之差异，但究其根源则来自二者隐形阶级性之差。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即使是流传在同一物质空间，同一体裁的音乐品种也不可脱离其阶级的意识空间来一概而论。持有这些音乐的乐人通常有着丰富的意识空间，挖掘其阶级性将会成为解释其行为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对于那些已被历史的车辙碾压得荡然无存的阶级，我们或许还能在流传至今的传统音乐中找到他们曾经存在的只言片语。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将其与社会阶级相关联可以带来的是一种多维度的理论视角。通过理解传统音乐的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将其动态、静态的体验与物质、意识的空间融为一炉，即使研究者置身信息的海洋也能准确的把握住有效的方面。所以，考察中国传统音乐的阶级性可以跨越从音乐本体出发的藩篱，将思考的维度进一步拓展、深入。
作者简介：杨浩（1989—），男，湖北人，硕士学历，研究方向：音乐与阶级。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阶级性；时间；空间
音乐与阶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联系？这个问题的解答绝非不置可否。在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类产生了早期的音乐观以后，音乐就已和阶级紧密相连。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以及不同的时代都着具体的体现。阶级群体的诞生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并且经历时间的积淀，而某一阶级的音乐文化也会受阶级产生条件之影响。在中国，一个经历过剧烈社会变革和体制转换的国家，其阶级构成方式会在不同的时间内予以重组。但是音乐，尤其是流传在民间、田野的音乐却通过不同的方式保存在各自繁衍生息的空间之内。所以，中国传统音乐的阶级性是以时间与空间为双内核的理论范式，两者之间相互共生，缺一不可。
一、动态与静态的交织——中国传统音乐阶级性中的时间维
（一）历时的阶级性
时间，作为永不停歇的动态流不断的向前推移，在它的纵向运动轨迹之中产生了不同时期、阶段的阶级。历时的阶级构成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为各自独立的形态，但是其基本机制始终是自上而下，层层相叠的结构。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的是以中央集权的帝王为上层，以平民老百姓为下层，社会中层以官、绅、士、商等不同的群体构成；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行打开了国门，封建制度瓦解的同时也注入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错综复杂的时期里形成了以军权为核心的上层阶级，以工、农为主的下层阶级以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单位的中产阶级胚胎；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历史性的剧变，平均主义的风潮席卷全国。彼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呈“去阶层化”构成模式，社会上层的资产被强行分配给社会下层的民众，一切的不平等均被视为“阶级矛盾”加以斗争和消灭；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才开始趋于全球一体化的后工业社会结构，初步形成了按照经济和职业为准则划分的上、中、下各阶级。
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对传统音乐的分类，民间歌曲根植于中国的乡土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与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若是考察民间歌曲的阶级性，不难发现其蕴含着的历时信息是十分可观的。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及从古至今数量最庞大的人口种类，他们经历着这个国家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政权更替。所以无论是处于封建社会还是近代社会，他们每一代人都坚守在各自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劳作、歌唱。民歌传播的稳定性源于歌唱这种形式本身，也来源于基数庞大的社会底层群体内在的不变性。如流传在湖北省荆州地区马山镇的马山民歌，在这里的民歌中可以听到来自《算古人》中从三国到宋朝的历史人物，也能在《绣一个社会主义好前程》中听到我国近代对农村进行的体制改革。民歌里所蕴含的历时信息跨越了时间的桎梏，将一个地区的历史保存在歌里。这正是由于民歌具备着历时的阶级性，让时间得以动态的在歌曲中流动。
（二）共时的阶级性
任凭人类活动如何对世界进行探索、改造，面对纵向流动的时间他们也只能束手就擒。唯一可以让人类直接参与、体验的唯有静态的，横向分布的时间流。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阶级内的不同个体都会经验着属于他们阶级内独有的生命体验。音乐，作为人类社会性最强有力的表达，就代表着一种阶级化的共时体验。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性的阶级斗争运动还未展开。彼时，中国的中产阶级正沐浴在战后平静的闲暇时光中。中国有着其本土化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吟诗作画，结社交友。音乐也是他们娱乐生活的重要成分之一，其中丝竹、弦索类的器乐合奏更是倍受这一群体之青睐。解放战争结束为他们带来了共时的生命体验，为此他们也做出了共时的反映行为。
在湖北的老河口市，以王直夫为代表的一群音乐爱好者于1950年自发成立了“老河口国乐研究社”。国乐社的成员不仅聚集起来每日排演老河口丝弦，更是对丝弦的曲目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国乐社对于老河口丝弦这一乐种的传播和成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再将视角转向我国大陆的东南方向，直到解放初期的上海，江南丝竹界兴起了诸多专业兴趣班社。1951年成立的“合众国乐会”，1954年成立我的“江南丝竹研究会”等等都是集兴趣、发扬于一体的会社组织。
对于这两个相距甚远的乐种而言，两者的关联多源自音乐本体之上。老河口丝弦和江南丝竹的曲目都有曲牌《老八板》这一母曲的演化，同时二者的乐队形制也是以丝弦类乐器为主。一旦脱离了音乐，这二者之间似乎很难找到过多的交集。但若是能考察这两个乐种的阶级性，将其视为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娱乐之一，再结合一个共时的历史阶段不难发现不论是上海或是老河口，结社成为二者的跨区域共时体验。准确的把握丝竹乐的共时阶级性可以将不同地区流传的乐种架构于一个纵向的时间截面，音乐便不再是这些乐种之间的唯一联系。
二、物质与意识的并置——中国传统音乐阶级性中的空间维
（一）显形的阶级性
物质空间，或言物质形态的地理空间可将一个固态整体分隔为若干不同的区域。区域间隔有不同性质的壁垒，这些壁垒就像是拼图碎块的边缘一样让各空间独立又相关。但无论处于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时间流，同一阶级的人口总会呈多区域分布，所以再坚固的壁垒也只能划分区域，不能划分阶级。对于音乐而言，其形成与发展都与一方水土之内的物理空间紧密相连。无论区域的范围有多宽广，其位置处于中央行政区或地方行政单位，它都像一个铸模一样，将其空间内的文化塑造成为其模具的样貌。纵使样貌千变万化，但其阶级性对于任意阶级群体而言都是具备共性的。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而言，礼乐向来都是其彰显皇权的方式之一。在尚保留有奴隶制残余的西周社会，对人的等级划分极其严格，同时还制定了严苛的礼乐制度。礼乐的阶级性尤为显形的体现在乐器和舞队人数的数量、排列之上。在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从帝王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和士，乐器和舞队的用量逐级递减，量化的彰显阶级的差异。虽然王侯将相的存在等级差异，但是他们的用乐之上仅存在量变而非质变。 再援引上文中的老河口丝弦和江南丝竹为例。这两个乐种虽然处于相隔甚远的地理空间以及相去甚远的生态环境，但它们都兴盛在一个相似的物质空间内，即茶馆。在上海，曾风靡沪市的茶楼就有“文明雅集茶楼”、“虹镇茶楼”、“春风得意楼”等等；老河口历史上有“中华楼”、“一品香”、“品茶轩”茶楼等。这些茶馆都成为这两个乐种赖以生息的物质空间。茶馆，一个聚集了中下层人民的文化娱乐场所，在不同的物质空间承载着类似的音乐文化。观察传统音乐蕴含着的显形阶级性，可以让其所处的物质空间上升为一个必要的探索对象，透析超然于音乐本体之外的重要信息。
（二）隐形的阶级性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是社会的阶级分层先诞生还是人们意识中的阶级观念先产生这一问题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类问题一样扑朔迷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层源自人们意识空间中的阶级观念。所以当人类采取相应的音乐行为时，阶级观念会或多或少的投射在他们的行为之中。此时，音乐便具备了隐形的阶级性，一种跃然意识空间之内，难以具体衡量的心理情愫，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举止。
流传的云南丽江地区的洞经音乐以及白沙细乐（或称“别时谢礼”）都曾服务于丽江一方水土的礼俗活动，但它们隐形的阶级性却将这二者显著的区分为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乐种。洞经音乐是一种流传在市镇之中的文人、士大夫、士绅这类本土中产阶级内，高贵典雅的礼教之乐。其祭祀对象多为祭拜孔子、关胜等先贤。其会社组织成员多来自于有教养，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而奏白沙细乐者多来自于农村贫苦家庭出身的社会底层人民。他们主要的祭祀对象为殡丧送葬之人。两者一个源自中产阶级，一个源自社会底层；两者的祭祀对象前者为圣贤，而后者为鬼魂。这般差异20世纪50年代，“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节目选拔之时集中体现了出来。彼时，为了推选更多的节目，县文教科提出让大研镇洞泾乐队的成员向白沙细乐的老艺人和锡典学习曲目，遭到了洞经音乐老艺人们的一致反对。后经政府部门协调才让双方达成一致，但这一事件中体现出阶级之间的封闭性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同样是处于丽江这一物质空间内的两个乐种，同样是器乐合奏这一演出形式，在这看似相差无几的表象之下蕴含着的是来自阶级文化的差异，并且是由内而外的、隐形的差异。社会分层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各层级之间流动性很差，人们通常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让自己爬上更高的社会阶级，亦或避免让自己跌入下层阶级。洞经音乐和白沙细乐各自内在隐形的阶级性将他们区分在两个各自独立且封闭的意识空间内。处于同一个物质空间下，两个乐种的艺人们可能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但他们迥异的意识空间却没有为两者带来交流的机会。若非政府以其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冲破了它们隐形阶级性之间的壁垒，他们各自依然会坚守着自己的一隅方阵。
诚然，洞经音乐和白沙细乐在音乐本体及行为方式上足够体现出二者之差异，但究其根源则来自二者隐形阶级性之差。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即使是流传在同一物质空间，同一体裁的音乐品种也不可脱离其阶级的意识空间来一概而论。持有这些音乐的乐人通常有着丰富的意识空间，挖掘其阶级性将会成为解释其行为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对于那些已被历史的车辙碾压得荡然无存的阶级，我们或许还能在流传至今的传统音乐中找到他们曾经存在的只言片语。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将其与社会阶级相关联可以带来的是一种多维度的理论视角。通过理解传统音乐的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将其动态、静态的体验与物质、意识的空间融为一炉，即使研究者置身信息的海洋也能准确的把握住有效的方面。所以，考察中国传统音乐的阶级性可以跨越从音乐本体出发的藩篱，将思考的维度进一步拓展、深入。
作者简介：杨浩（1989—），男，湖北人，硕士学历，研究方向：音乐与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