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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蓬勃发展，而它的发展经过梳理存在三个要素：天理、国法、人情。国法作为统治者发号施令的工具被视为核心因素，它对国法与天理、国法与人情及其国法、天理、人情的多种辩证关系的探究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
关键词：天理；国法；人情；辩证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82-01
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末修律，在这漫长的两千年中，社会性质和政治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法律体系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因此有人这样评价：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系统。在法律层面如何保持这个系统的稳定，如何实现这个系统动态的、有机的平衡，经过仔细考量，这其中确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探析。中国传统法律的运用原则有三个：天理、国法、人情。如何平衡三者关系是我国传统法律发展过程中永恒的核心问题。在此，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中天理、国法、人情的辩证关系进行探析，从而寻求古代法律和谐状态的原因。
一、天理
“天理”又名天道，即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天理”在明清时期的判词中几乎是必引之词，即使在当今社会，“天理”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例如“天理难容”、“天理昭昭”等。所谓“天理”，它从根本上是一种自然权利、自然秩序，是万物运行需要遵守的法则，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中的“天理”就类似于西方法律思想中的自然法。在我们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天理就是公平正义，“公平与善乃法律之法律”这句法谚是对它的最好写照。公平与正义是司法的最终目标，公正的审判才能够真正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实现法的价值。
二、国法
顾名思义，“国法”是指国家的法律，官员判案遵守国法是遵守职责。中国最早的国法产生于奴隶社会的夏朝，国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传说中的禹刑、汤刑 、吕刑，到战国李悝编著的《法经》以及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诸律一以贯之， 正可谓一脉相承 、严格清晰。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传统法的不断发展完备，国法对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人情
除了上面所论述的天理、国法，人情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人情，最初人情是指个人发自内心的七情六欲，《礼记·礼运》明确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但人情逐渐发展为指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事故。人情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人情大于王法”的语境下，人情就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因为社会交往而产生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对法律产生了很大的侵蚀和破坏；而在“天理”、“国法”、“人情”的语境下谈人情就有了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人情理解为民情、民心，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私情，“凡治天下，必因民情”，这就深刻的揭示了体恤民情在治国中的意义。每个人从出生就有着不同的性别、身体状况、生活环境，因此法律在保证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应该对一些情况做出差异性规定。在中国，历来重视人情与法律的结合。统治者通过法律与民意、民风、民俗的结合稳固自己的统治。
四、国法与人情的辩证关系
天理、国法、人情并不是彼此独立隔绝的，事实上他们是一而三，三而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国法与人情的贯通屡见不鲜，比如说爱有差等，不同的血缘关系之间的关系需要差异性对待。我国传统法律中的“准五服以治罪”正体现了这一责任。“准五服以治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远近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顶罪量刑的依据。具体原则是：服制越近，即血缘关系越亲，卑犯尊的处罚越重，尊犯卑的处罚越轻。如果服制越远，则表明血缘关系越疏远，这种情况下，卑犯尊的处罚越轻，尊犯卑处罚越重。法律对不同的血缘关系引起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做出不同的规定，是我国传统法律对于“天理、国法、人情”的辩证思考。
五、天理和国法的辩证关系
夏朝的统治者就已经开始声称自己是天的代言人，将王命说成是天命，将国法说成是天理。商汤出兵讨伐夏桀时借用“天”的名义，周武王讨伐商的时候同样以“天”的名义。古代统治者以上天的代言人自居，制定的法律也是代天行罚。新的朝代的建立，统治者往往要把朝代的更迭与天命联系起来，让国法以天理的面目出现，使所有的国民被蒙蔽在一种臆造的天命之中，从而达到统治者以天命来统治臣民的最终目的。
六、天理、国法和人情的辩证关系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理、国法、人情”的六字箴言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对法制建设的深入思考：对于立法来说，良好的法律必须要合乎天理、顺乎人情，才能被社会公众自觉地接受并且自愿地遵守；对于执法来说，公正的执法应该是上不悖天理、中不负国法、下不逆人情，才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国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甚至由于“因法害理”而为人们所抵触和抛弃。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和谐一致，以及所体现的天理人情的贯通，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理与法结合使法获得了空前的权威；法与人性结合，使法易为人所接受，这样一种法文化是中国法律发展的主要特色。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就将“天理、国法、人情”这三个要素区别理解又相互贯通，正是这样一种辩证思想，使中国两千年的法制平衡发展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倪正茂，俞荣根等.中华法苑四十年[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2]汉书刑法志注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
个人简介：李扬，1990.4，汉族，祖籍河北邯郸，硕士学历，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
关键词：天理；国法；人情；辩证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82-01
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末修律，在这漫长的两千年中，社会性质和政治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法律体系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因此有人这样评价：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系统。在法律层面如何保持这个系统的稳定，如何实现这个系统动态的、有机的平衡，经过仔细考量，这其中确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探析。中国传统法律的运用原则有三个：天理、国法、人情。如何平衡三者关系是我国传统法律发展过程中永恒的核心问题。在此，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中天理、国法、人情的辩证关系进行探析，从而寻求古代法律和谐状态的原因。
一、天理
“天理”又名天道，即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天理”在明清时期的判词中几乎是必引之词，即使在当今社会，“天理”也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例如“天理难容”、“天理昭昭”等。所谓“天理”，它从根本上是一种自然权利、自然秩序，是万物运行需要遵守的法则，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中的“天理”就类似于西方法律思想中的自然法。在我们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天理就是公平正义，“公平与善乃法律之法律”这句法谚是对它的最好写照。公平与正义是司法的最终目标，公正的审判才能够真正维护社会稳定，从而实现法的价值。
二、国法
顾名思义，“国法”是指国家的法律，官员判案遵守国法是遵守职责。中国最早的国法产生于奴隶社会的夏朝，国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传说中的禹刑、汤刑 、吕刑，到战国李悝编著的《法经》以及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诸律一以贯之， 正可谓一脉相承 、严格清晰。随着历史长河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传统法的不断发展完备，国法对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人情
除了上面所论述的天理、国法，人情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人情，最初人情是指个人发自内心的七情六欲，《礼记·礼运》明确指出：“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但人情逐渐发展为指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事故。人情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人情大于王法”的语境下，人情就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因为社会交往而产生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对法律产生了很大的侵蚀和破坏；而在“天理”、“国法”、“人情”的语境下谈人情就有了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人情理解为民情、民心，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私情，“凡治天下，必因民情”，这就深刻的揭示了体恤民情在治国中的意义。每个人从出生就有着不同的性别、身体状况、生活环境，因此法律在保证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应该对一些情况做出差异性规定。在中国，历来重视人情与法律的结合。统治者通过法律与民意、民风、民俗的结合稳固自己的统治。
四、国法与人情的辩证关系
天理、国法、人情并不是彼此独立隔绝的，事实上他们是一而三，三而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国法与人情的贯通屡见不鲜，比如说爱有差等，不同的血缘关系之间的关系需要差异性对待。我国传统法律中的“准五服以治罪”正体现了这一责任。“准五服以治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远近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顶罪量刑的依据。具体原则是：服制越近，即血缘关系越亲，卑犯尊的处罚越重，尊犯卑的处罚越轻。如果服制越远，则表明血缘关系越疏远，这种情况下，卑犯尊的处罚越轻，尊犯卑处罚越重。法律对不同的血缘关系引起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做出不同的规定，是我国传统法律对于“天理、国法、人情”的辩证思考。
五、天理和国法的辩证关系
夏朝的统治者就已经开始声称自己是天的代言人，将王命说成是天命，将国法说成是天理。商汤出兵讨伐夏桀时借用“天”的名义，周武王讨伐商的时候同样以“天”的名义。古代统治者以上天的代言人自居，制定的法律也是代天行罚。新的朝代的建立，统治者往往要把朝代的更迭与天命联系起来，让国法以天理的面目出现，使所有的国民被蒙蔽在一种臆造的天命之中，从而达到统治者以天命来统治臣民的最终目的。
六、天理、国法和人情的辩证关系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理、国法、人情”的六字箴言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对法制建设的深入思考：对于立法来说，良好的法律必须要合乎天理、顺乎人情，才能被社会公众自觉地接受并且自愿地遵守；对于执法来说，公正的执法应该是上不悖天理、中不负国法、下不逆人情，才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国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甚至由于“因法害理”而为人们所抵触和抛弃。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和谐一致，以及所体现的天理人情的贯通，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理与法结合使法获得了空前的权威；法与人性结合，使法易为人所接受，这样一种法文化是中国法律发展的主要特色。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就将“天理、国法、人情”这三个要素区别理解又相互贯通，正是这样一种辩证思想，使中国两千年的法制平衡发展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倪正茂，俞荣根等.中华法苑四十年[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2]汉书刑法志注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
个人简介：李扬，1990.4，汉族，祖籍河北邯郸，硕士学历，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