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最后的时间，定格在1992年11月17日。如果他仍活着，今年70岁。对一个作家来说，正是沉入丰满、深刻的年纪。
　　陕西作家大多是写作的“苦行僧”。柳青写《创业史》扎在皇甫村3年，陈忠实写《白鹿原》一直蛰伏在西蒋村。相比而言，路遥的“苦”，是一种殉道式的残酷劳动。
　　写《人生》时，他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写《平凡的世界》的6年里，他找来10年间各类报刊的合订本，逐日逐月地翻看;多次来到矿场，和工人同吃住、共劳动。在招待所的小房间里，他大口大口地吐血，苟延残喘地和小说里的男女老少生活在一起。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他将笔头丢到窗外，看着镜中的自己，神情憔悴，两鬓斑白……
　　在那个中国文坛被西方各种现代主义的写作思潮“武装到牙齿”的时代，这部现实主义的长篇三部曲，被批评家们打上了“陈旧”的标签。路遥一度郁闷到极点，甚至跑到柳青墓前大哭了一场。他最终咬牙走了下去，用“过时”的劳动给历史留下一份深厚的记录。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听到消息后，路遥躺在木板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嗬嗬，这下狗日的做日塌了，有些人一满（陕西方言，一直的意思）看见我不顺眼，这下怕再张狂不起来了……
　　在《路遥的时间》里，作家航宇真实还原了这个瞬间的路遥：刚强、自负，以及掩盖在粗口之下的孤独、愤懑。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航宇如亲人般陪伴、照顾着他，并记录下作家在这段艰难日子里的抗争、痛苦和无奈：
　　他是为了帮助兄弟找工作不惜亲自跑工厂的哥哥;是躲进招待所整理文集、“赖在”医院不肯走的作家;是名头响当当、手头空荡荡的穷书生;是疼痛得在病床上打滚、呼喊着救命的病人……
　　在书中，航宇写到了这样一幕：一天中午，下起了毛毛细雨。路遥站在作协院子里的一棵树下，一口饼，一口黄瓜，再一口葱，吃得津津有味。雨丝淋湿了他的头发，可他全然不顾。看到站在传达室门口的航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不争气地差点流出了眼泪。”航宇写道：“他为什么要过着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呢？他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去吃一顿他喜欢的饭菜呢？”
　　这就是路遥留在中国文学史的形象，土布衬衫，旧牛仔裤，黑不溜秋的凉鞋，像个蹬三轮的。他最崇敬的作家柳青也是如此，身穿对襟袄，头戴瓜皮帽，儼然一位关中老农。然而，就是这两个看起来和舞文弄墨的作家毫无干系的陕北人，以罕有的宏观视野，为中国当代城乡、阶层的社会变革史，留下了生动纷繁的记载。
　　如今，再难看到这样的“大”作家了。贾平凹说路遥是一个有大抱负的强人，像逐日的夸父，气势磅礴却倒在干渴的路上。在《路遥的时间》里，我们读到了这条路上的诸多莽丛荆棘，也读到了一个伟大作家最后的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