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一日，八十四岁的母亲得了脑梗送第二医院急诊，住院十天后出院，元气大伤。以前还能说说笑笑，现在神情非常低落，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出院后，我就开始住到母亲家，晚上可以陪陪她。并且给她配置了一个西门子助听器，让听力不太好的老妈，可以增强一些听力。两周后去医院复查，恢复的很不错，行动方面，没有太多的障碍。生活也能完全自理。
　　听医生说起来，脑梗后能够恢复如常，不完全是得益于药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病人情绪的平和。我住在母亲家里，晚上有时候下班晚归，母亲总会在房间的飘窗窗台上，看着小区里的车道上我的车子（我的白色的车其实她是认不到的，几年前，我在副驾驶的车门上自己剪了一个盘子大的红花贴着，母亲一看，就知道是我的车）开过，就从房间里出来，等我上楼，她已经帮我开了房门（尽管她知道我也有钥匙）看着我在厨房弄两个小菜，喝点小酒，和我说说话。倾听，本来就是一种美德，尤其是给父母一些时间，给父母一些机会，让她们唠叨唠叨，耐心倾听她们的一些生活琐事家长里短。
　　尽管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也不算晚，可我母亲总是比我更早起来帮我做好了早饭。看我狼吞虎咽吃完后匆忙上班，还会把我当小孩不停叮咛路上小心早点回家等等。
　　母亲确实也不容易。
　　母亲生育了我们姐妹四个，我排行第三，但都叫我“阿四”，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懂事后才知道，母亲生下的第一个也是儿子，不幸一个多月就夭折了，所以一直留着他的排行。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农家一般就非要生到儿子为止，总以为女儿迟早要嫁出去，而养儿可以防老。
　　对我的宝贝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但我自己倒也从不“居儿”自豪，和姐妹们倒也平等相处，不过，我的童年里，似乎有好多的东西都是我比姐妹们先拥有，就比如书包，姐姐们用的只是一块方巾，包着书和作业本，而且连铅笔盒也没有，而我读书时，却用草绿色的帆布书包，象解放军的背包，很神气，也有漂亮的印着九九乘法口诀的铁皮铅笔盒子。
　　在读小学三年级评上少先队员的时候，为了戴红领巾的仪式，父母硬是从每年倒扣工分的情况下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只肉猪，给我做了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衣，而姐妹们吵着要一件土制的棉布衣也要等到逢年过节才或许有。
　　我只有用最好的成绩来回报我的父母。家里唯一半堵平整一点的墙上贴满了我的奖状，而且一直的覆盖上去。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江南是鱼米之乡，尽管很多人都看过书上写的“苏杭熟，天下足”，但那时，我们这里其实真的很穷很穷。
　　我已经记不起父母年轻时的模样，因为我开始上学时，父母已经近四十了，四十的年龄在当时的农村，脸上的皱纹已经刻的很密很深。
　　每天上工，父亲是十分，母亲七分，都是全劳力的最高分，而这样的一天工分，只能拿到八角五分钱（每十分工分分红只有五毛钱），我们家姐妹多，分米分柴都不够过，要预支。我记得一直到八三年分田到户，我家的分紅一直是透支的。父母的负担可想而知，姐妹们都先后辍学，以保证我能继续读下去。记得姐姐的班主任来我家时，姐躲在灶台后偷偷哭泣的情景。姐 的学习成绩一直也很好，因为父母在队里出工，有时要到晚上七八点才回来，大姐就要喂猪，还要烧饭给我们吃，要去队里把分给我家的稻草挑回家。初中没读完，大姐就忍痛到队里帮父母挣工分去了。现在想来，如果姐是我，或许她也有可能上大学呢。
　　而二姐长的小，据说是小的时候领着我，经常的背我，比我大三岁的人，经常驮着我，怕父母回家看到我哭要挨骂，以致后来似乎也没能长多少高。
　　我因为长的也小，招惹不起别人，也得罪不起别人，所以也从没有人在我的父母面前告我的坏话，而且读书成绩也好，所以父母还是比较的欣慰。
　　父亲是生产队的小队长，一直做了二十几年。对于毛糙的农活，父亲总是先骂我的姐和母亲，才说别人。大姐从不和父亲顶嘴，只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一个人偷偷的哭。
　　二姐读到小学毕业，也辍学了，尽管一年的学费只要一元钱，代管费也只是五毛罢了，但还是留在家里，照看比我小三岁的妹妹，还要帮家里做那些做不完的家务活.
　　一直很乖的我，还是惹了一次祸。
　　那天，二姐因为在队里的晒场上采桑叶，而我做完作业，把煤炉上煮着的晚饭——山芋粥托给只有五岁的妹妹看管，自己和小朋友去玩“官兵抓强盗”，结果因为妹妹去河边看人家游泳，忘了通知我，让一锅的粥也烧焦了。父母回到家里，连个人影也不见，于是，父亲就大声的叫我的名字，我知道我闯祸了。
　　父亲怒目瞪着我，举起的手迟迟没有落下来，母亲在旁边，叮嘱父亲，骂几句算了，别打坏了我的身体，此时母亲一面心疼的把不成粥样的粥舀进碗里，一面时时防备父亲的拳头落下来。
　　父亲终于没有落下他那满是老茧的手握紧的拳，但还是不能消气，一把拎起我，拖到河边，把我扔进河里满是“东洋草”的水面上，尽管不会沉下去，但我还是吓呆了，又呛了几口水，直咳嗽。五岁的妹妹见状，早已哭着跑去叫妈妈来救我了。
　　母亲急颠颠的跑来，手里拿根晒衣的竹竿，让我握着伸过来的一头，拉我到河滩上，当我拉着母亲的手的时候，我才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一面安慰我，一面在河埠上帮我擦洗身上的污泥，洗净后，抱我进家里换衣服。
　　静默的晚餐桌上，那煤油灯的灯火在跳跃，灯芯一明一灭的似乎也在嘲笑我的过失，我不敢吃晚饭，不敢看父母的眼神，不敢看姐姐们的手被桑树上的刺毛虫刺过的奇痒的红斑疤痕，不敢看坐在我身边的五岁的妹妹。八岁的我，在当时，我觉得自己太不象话，真的不应该让父母操心又伤心。
　　这一晚，我只吃了半块山芋，不敢吃粥。
　　晚饭后，父亲出去安排别人明天的活，母亲把剩下的放了一根咸菜的半碗粥端进房里来给我吃，我执意不吃，连书也不敢看（因为晚上看书费灯油，而电灯经常停电，所以得赶在天黑前看书做完作业），早早上床。而姐姐们领着妹妹在门外的泥地上搭个铺，正在打着蒲扇，教妹妹念儿歌：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铜钉，一口气，念七遍，念了七遍就聪明。 　　很晚很晚，我都没能入睡。
　　隔壁传来轻微的叹息，是父亲的，许久，听他对母亲说：“阿四（我的乳名）不知怎样了？你过去看看。”母亲也同样轻声的说：“你骂伊几句就得了，还要扔伊河里，吓坏了咋办？就一个儿子，你也狠得了心？”“你去看看伊！”父催促着母亲。
　　母亲啼嗒啼嗒的拖鞋声渐渐近了，照了煤油灯过来，我假装入睡。母亲来到我的床铺前，放下煤油灯，轻微的撩起蚊帐，用蒲扇帮我赶了几次蚊子，又用手轻轻抹去我眼角的泪，放好蚊帐，又轻微的啼嗒啼嗒的走了，尔后传来母亲对父亲的埋怨：“儿子睡里都落泪了，你也忒狠心！”
　　母亲也真的不容易。
　　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在家里养鸡鸭，只能养几头肉猪积肥，连吃个鸡蛋也不易，什么都要凭票：粮票肉票布票煤油票……票票都要限量，如没有票就是议价。母亲有时就偷偷的用肉票從别人那里换几个鸡蛋，因为就是平价也买不起肉来吃，而用票换鸡蛋就不用贴钱。
　　母亲同样偷偷的蒸在饭锅上，因为我读书起得早，可以早起看书，又可以吃到鸡蛋。几次以后，妹妹发现了这个秘密，也就跟着起来，看着鸡蛋舀进我的饭碗里，如果母亲看到，就不让我分给妹妹吃，因为只有一个鸡蛋呀，但我确实也不忍心看妹妹的馋样，总要留给她一份，同样得偷偷的给。
　　肉票也是一年没几张，换不了几个鸡蛋，而我家里面有个小天井，虽然不大，倒也较僻静。于是母亲就大着胆子，在小天井里养了一只芦花鸡，生下的鸡蛋全部转入我的腹中（要让别人发觉告密，那可是要挂牌游街的现行“资本主义”）姐姐们从不与我争，她们都懂事，我一直以来都很尊敬她们，因为毕竟她们可以挣工分，为父母为这个家减轻了许多负担，而妹妹毕竟还小，只要我分一点给她，她也同样非常尊敬我。
　　姐妹们也会经常说起母亲曾给我吃鸡蛋的事，我其实永远也不会忘记。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拆迁后，我给父母装修了六十七平的一层小套房，原本也是想让父母安度晚年的，装修也比较到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可惜父亲前年离开了我们。我们姐妹四个，天天会去看看老妈，她总嫌我们陪伴不够。这次脑梗后，我便索性睡在她那里了。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年年秋晚对风沙，今近重阳喜在家。”值此重阳节来临之际，愿游子都能归家团聚，愿子女多点时间陪陪父母，即使不能，也请多打电话，也祝福天下年迈的父母都能安康！
　　作者简介：李建明，嘉兴秀洲区油车港镇马厍村人，1968年5月生，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分公司管理人员，建造师，工程师。在枯燥乏味的建筑行业里，喜欢读诗词歌赋，喜欢看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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