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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几乎垄断了所有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的话，那么到了17世纪、18世纪，随着一类特殊的贸易公司的出现，新的海上贸易霸主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类公司虽创建于不同的国家，名称各有不同，却因为相同的使命而打上了统一的符号——东印度公司。毫无疑问，它是中国瓷器得以闪耀世界的第一推手，它的出现不仅影响着明清两代的中国，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历史命运。
海上马车夫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引来了欧洲其他国家浓厚的兴趣，纷纷打起了插手远东贸易的主意，首先表现出强势态度的是当时造船业迅猛发展的荷兰。
从1595年至1602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为了避免过度的商业竞争，这14家公司于1602年3月20日合并，成为一家联合公司，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这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拥有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虽然英国组织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早两年成立，但荷兰的资本为英国的十几倍，英国无法与其争雄。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攻击目标自然是葡萄牙，就在公司成立当年，他们便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地亚哥”号。1604年，又劫俘了“凯莎琳娜”号，并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
瓷器的暴利使荷兰人兴奋不已，1605年，荷兰在安波那岛建立起第一个在东方的据点。1606年，荷兰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驱逐葡萄牙殖民势力，并且在暹罗、苏拉特设立了商行。1619年，在爪哇北部建立了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作为殖民扩张的据点。1624年，荷兰人在窃取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后，台湾也迅速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又一个瓷器贸易中心。1641年和1656年，荷兰又先后将马六甲和锡兰攫取到手里。到17世纪中叶，荷兰又占领了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和科罗曼德尔海岸。
17世纪的中西贸易，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实力爆炸性地增长，荷兰也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其他欧洲国家所需的商品往往要通过荷兰的中转。到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股息高达40%，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船、5万名员工和1万多名雇佣兵。
早在17世纪初，中荷瓷器贸易就已按照国际贸易惯例，采取签订销售合同、预付定金的方式进行交易。作为东方瓷器在欧洲的主要代理，荷商收集不同国家的要求转达到中国，最后再把运到荷兰的瓷器分销到欧洲各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为中国瓷器在欧洲打开市场的是荷兰商人。明末清初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朝代更迭，海禁政策也时紧时松，瓷器的生产和外销都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但荷兰人表现出超凡的商业组织能力，他们不像葡萄牙人那样，只满足极少数皇室贵族、高级官员和航海商人的特殊订瓷需求，而是把订制瓷器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不断加以完善。他们真正把欧洲市场的销售信息迅速反馈回中国，连结了瓷器生产者和欧洲客户，使中国瓷器注入了欧洲文化因素。
英国的崛起
荷兰人半海盗式的经商方法卓有成效，但也必须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为了保障本国的海上利益，在海外设立据点、派战船护航和攻击他国商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加以海员们日益严重的走私夹带，使东印度公司不堪重负。同时，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兴起，企图在远东贸易中分一杯羹。17世纪后半期，荷兰先后与英、法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英国通过战争严重消耗了荷兰的贸易和海军实力，荷兰独揽对华贸易的局面有所改变。进入18世纪，英国继续通过战争排挤荷兰和法国的势力，控制了全部印度，成为东印度海域新的霸主。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似，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同样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贸易的专利特许。1615年，英国人获得独一无二的在印度定居和建立工厂的权利，他们很快在苏拉特、金奈、孟买和加尔各答建立了大本营。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及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17世纪8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很快就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到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拥有了一个“国家”的特性。
1662年，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把饮茶的习惯带到了英国皇室，并迅速成为贵族间流行的一种时尚。随之，饮茶之风席卷英国，到18世纪中期，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作为茶叶贸易的附带品进入英国后，瓷器逐步由收藏品、装饰品，变为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茶与瓷，无论从配重装运还是销售使用，都成了最佳搭配。
而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适时帮了英国一个大忙。1684年，康熙皇帝宣布开放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大海关，英国不再需要像荷兰人那样，靠邀击他国商船或和海盗私商打交道而获得瓷器。而清初复苏并进一步发展的瓷器生产，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更广的选择。1685年，英国派遣商船“中国商人”号到达福建厦门，第一次大批运载了中国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回国。1700年，“麦士里菲尔德”号到粤开通了广州中英贸易。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获得了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的权力。1755年，英国在宁波开辟了贸易港，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1757年，乾隆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英国人率先建立了驻粤商馆，与清政府规定的贸易中间商——十三行进行双边贸易，从此迎来了中英瓷器贸易的黄金时代。
1751年，英船在所有到达广州黄埔港的外国商船中，占有半数之多。至1790年，驶入广州的商船为56艘，其中英国有46艘，占82%。同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各国的商人们也都统一使用了英语。
1.5亿件？ 东印度公司在连结欧洲与中国的进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其中，尤以荷、英两国的东印度公司最为突出，法国次之，虽然丹麦、奥地利、西班牙、瑞典等国也先后组建了东印度公司，但因贸易量小而占不到主要地位，远不能和前者相提并论。
伴随东印度公司而来的，就是对东印度区域的资源盘剥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欧洲国家来说无疑是增加资本积累的捷径。比如成立于1731年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在75年间共派出35艘商船，总共进行过132次航行，其中只有3次到达印度，其余都以广州为目的地。其中，该公司的第一次航行就赚了90万克朗，而那时瑞典国库只有100万克朗。由此，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当时瑞典最大的企业之一。
然而，到了19世纪上半叶，随着日本外销瓷器的市场竞争和欧洲各国制瓷业的发展，欧洲本土生产的瓷器较之中国瓷器在满足欧洲和北美市场方面有着适销对路、供货快捷、价格便宜等优势。加上中国制瓷质量的逐步下降，外销瓷渐渐失去了过去的繁华。
当然，随着欧洲各国对亚洲货品的热情逐渐减少、需求大幅缩减，各国东印度公司的红利和股息也因为业务衰退而快速下降。同时，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使得工业资本在各国日渐壮大，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商业资本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垄断地位，最终在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先后宣布解散。而硕果仅存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为巨大的商贸权利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担忧，被逐步收回了财政、军政和政治控制权。印度反英民族起义后，1858年，“东印度公司”的名字便从英国官方的文件中永远消失了。
那么，到底有多少瓷器经过东印度公司之手转运他国？这个数字恐怕很难搞清楚，我们只能粗略估计一下。
有一项根据国外有关档案资料的统计，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到1695年，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2000万件。加上其他国家的少量进口，估计中国瓷器在17世纪的出口总数量可达到2500万件左右。至于18世纪，据西方学者研究，从1729至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08年到1802年，共航行了790次，这一时期正是进口瓷器的最高峰。加上其他国家的数量，粗略估计，18世纪欧洲进口的瓷器恐怕至少超过1亿件。虽然19世纪的瓷器出口数量肯定要少于18世纪，但整体保守估计，明清时期我国外销瓷的总出口量不会低于1.5亿件。
东印度公司第二次远航后回到阿姆斯特丹
荷兰油画 安德里斯·凡·艾维特（Andries Van Evertvelt），约1610年。
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
Gustaaf Willem Baron van Imhoff
版画 1745年
1.清乾隆 粉彩“VOC”字母杯、碟
这套杯碟装饰着荷兰共和国纹章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字母缩写“VOC”。在纹章中，一只头戴王冠的狮子手握代表七个省份的七支箭。在纹章周围装饰有荷兰的格言“Concordia res pavae crescunt”（团结弱小来实现强大），纪年为1728年。
2.清乾隆 瑞典船员定制大酒杯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其运送中国瓷器的顶峰为1766年至1786年，这件大酒杯就是此间定制的纪念瓷。杯身表现的是一处港口景色，在若干小船中停泊一艘悬挂瑞典旗帜的大船。下腹部有瑞典语墨色题记，译为：“1784年12月8日至1785年4月21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号停靠海南亚龙湾景象”。
3.清 十三行外景图潘趣酒碗
此碗描绘了众多贸易货栈，通过高杆上悬挂的国旗，可辨认是荷兰、英国、瑞典、法国、奥地利、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租用的。中国商船停靠在港口，中国商人和欧洲商人在码头交易。
海上马车夫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引来了欧洲其他国家浓厚的兴趣，纷纷打起了插手远东贸易的主意，首先表现出强势态度的是当时造船业迅猛发展的荷兰。
从1595年至1602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为了避免过度的商业竞争，这14家公司于1602年3月20日合并，成为一家联合公司，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这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拥有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虽然英国组织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早两年成立，但荷兰的资本为英国的十几倍，英国无法与其争雄。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攻击目标自然是葡萄牙，就在公司成立当年，他们便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地亚哥”号。1604年，又劫俘了“凯莎琳娜”号，并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
瓷器的暴利使荷兰人兴奋不已，1605年，荷兰在安波那岛建立起第一个在东方的据点。1606年，荷兰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驱逐葡萄牙殖民势力，并且在暹罗、苏拉特设立了商行。1619年，在爪哇北部建立了巴达维亚城（今雅加达），作为殖民扩张的据点。1624年，荷兰人在窃取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后，台湾也迅速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又一个瓷器贸易中心。1641年和1656年，荷兰又先后将马六甲和锡兰攫取到手里。到17世纪中叶，荷兰又占领了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和科罗曼德尔海岸。
17世纪的中西贸易，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实力爆炸性地增长，荷兰也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其他欧洲国家所需的商品往往要通过荷兰的中转。到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股息高达40%，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船、5万名员工和1万多名雇佣兵。
早在17世纪初，中荷瓷器贸易就已按照国际贸易惯例，采取签订销售合同、预付定金的方式进行交易。作为东方瓷器在欧洲的主要代理，荷商收集不同国家的要求转达到中国，最后再把运到荷兰的瓷器分销到欧洲各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为中国瓷器在欧洲打开市场的是荷兰商人。明末清初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朝代更迭，海禁政策也时紧时松，瓷器的生产和外销都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但荷兰人表现出超凡的商业组织能力，他们不像葡萄牙人那样，只满足极少数皇室贵族、高级官员和航海商人的特殊订瓷需求，而是把订制瓷器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不断加以完善。他们真正把欧洲市场的销售信息迅速反馈回中国，连结了瓷器生产者和欧洲客户，使中国瓷器注入了欧洲文化因素。
英国的崛起
荷兰人半海盗式的经商方法卓有成效，但也必须付出更高昂的成本。为了保障本国的海上利益，在海外设立据点、派战船护航和攻击他国商船，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加以海员们日益严重的走私夹带，使东印度公司不堪重负。同时，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纷纷兴起，企图在远东贸易中分一杯羹。17世纪后半期，荷兰先后与英、法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英国通过战争严重消耗了荷兰的贸易和海军实力，荷兰独揽对华贸易的局面有所改变。进入18世纪，英国继续通过战争排挤荷兰和法国的势力，控制了全部印度，成为东印度海域新的霸主。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相似，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同样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贸易的专利特许。1615年，英国人获得独一无二的在印度定居和建立工厂的权利，他们很快在苏拉特、金奈、孟买和加尔各答建立了大本营。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及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17世纪8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很快就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到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拥有了一个“国家”的特性。
1662年，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把饮茶的习惯带到了英国皇室，并迅速成为贵族间流行的一种时尚。随之，饮茶之风席卷英国，到18世纪中期，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作为茶叶贸易的附带品进入英国后，瓷器逐步由收藏品、装饰品，变为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茶与瓷，无论从配重装运还是销售使用，都成了最佳搭配。
而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适时帮了英国一个大忙。1684年，康熙皇帝宣布开放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大海关，英国不再需要像荷兰人那样，靠邀击他国商船或和海盗私商打交道而获得瓷器。而清初复苏并进一步发展的瓷器生产，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更广的选择。1685年，英国派遣商船“中国商人”号到达福建厦门，第一次大批运载了中国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回国。1700年，“麦士里菲尔德”号到粤开通了广州中英贸易。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获得了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的权力。1755年，英国在宁波开辟了贸易港，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1757年，乾隆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英国人率先建立了驻粤商馆，与清政府规定的贸易中间商——十三行进行双边贸易，从此迎来了中英瓷器贸易的黄金时代。
1751年，英船在所有到达广州黄埔港的外国商船中，占有半数之多。至1790年，驶入广州的商船为56艘，其中英国有46艘，占82%。同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各国的商人们也都统一使用了英语。
1.5亿件？ 东印度公司在连结欧洲与中国的进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这其中，尤以荷、英两国的东印度公司最为突出，法国次之，虽然丹麦、奥地利、西班牙、瑞典等国也先后组建了东印度公司，但因贸易量小而占不到主要地位，远不能和前者相提并论。
伴随东印度公司而来的，就是对东印度区域的资源盘剥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对欧洲国家来说无疑是增加资本积累的捷径。比如成立于1731年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在75年间共派出35艘商船，总共进行过132次航行，其中只有3次到达印度，其余都以广州为目的地。其中，该公司的第一次航行就赚了90万克朗，而那时瑞典国库只有100万克朗。由此，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当时瑞典最大的企业之一。
然而，到了19世纪上半叶，随着日本外销瓷器的市场竞争和欧洲各国制瓷业的发展，欧洲本土生产的瓷器较之中国瓷器在满足欧洲和北美市场方面有着适销对路、供货快捷、价格便宜等优势。加上中国制瓷质量的逐步下降，外销瓷渐渐失去了过去的繁华。
当然，随着欧洲各国对亚洲货品的热情逐渐减少、需求大幅缩减，各国东印度公司的红利和股息也因为业务衰退而快速下降。同时，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使得工业资本在各国日渐壮大，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商业资本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垄断地位，最终在经济压力下不得不先后宣布解散。而硕果仅存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为巨大的商贸权利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担忧，被逐步收回了财政、军政和政治控制权。印度反英民族起义后，1858年，“东印度公司”的名字便从英国官方的文件中永远消失了。
那么，到底有多少瓷器经过东印度公司之手转运他国？这个数字恐怕很难搞清楚，我们只能粗略估计一下。
有一项根据国外有关档案资料的统计，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到1695年，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达2000万件。加上其他国家的少量进口，估计中国瓷器在17世纪的出口总数量可达到2500万件左右。至于18世纪，据西方学者研究，从1729至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08年到1802年，共航行了790次，这一时期正是进口瓷器的最高峰。加上其他国家的数量，粗略估计，18世纪欧洲进口的瓷器恐怕至少超过1亿件。虽然19世纪的瓷器出口数量肯定要少于18世纪，但整体保守估计，明清时期我国外销瓷的总出口量不会低于1.5亿件。
东印度公司第二次远航后回到阿姆斯特丹
荷兰油画 安德里斯·凡·艾维特（Andries Van Evertvelt），约1610年。
荷属东印度公司总督
Gustaaf Willem Baron van Imhoff
版画 1745年
1.清乾隆 粉彩“VOC”字母杯、碟
这套杯碟装饰着荷兰共和国纹章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字母缩写“VOC”。在纹章中，一只头戴王冠的狮子手握代表七个省份的七支箭。在纹章周围装饰有荷兰的格言“Concordia res pavae crescunt”（团结弱小来实现强大），纪年为1728年。
2.清乾隆 瑞典船员定制大酒杯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31年，其运送中国瓷器的顶峰为1766年至1786年，这件大酒杯就是此间定制的纪念瓷。杯身表现的是一处港口景色，在若干小船中停泊一艘悬挂瑞典旗帜的大船。下腹部有瑞典语墨色题记，译为：“1784年12月8日至1785年4月21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号停靠海南亚龙湾景象”。
3.清 十三行外景图潘趣酒碗
此碗描绘了众多贸易货栈，通过高杆上悬挂的国旗，可辨认是荷兰、英国、瑞典、法国、奥地利、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租用的。中国商船停靠在港口，中国商人和欧洲商人在码头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