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自古不是富贵的阶层，其收藏来源大多不是来自于市场交易，往往是友朋之间的互赠，或者是自己不拘一格的随手之作，即所谓文人书画，再或者是收集一些为市场轻弃的文化遗物。通过品鉴赏玩，或自成一家。呈现在这里的“忆梅庵”长物，就是这样一份已经“成器”文人的收藏。
　　“忆梅庵”主人乃罗寄梅及其夫人刘先。“忆梅庵”的收藏来源，主要是来自于两位朋友的赠送，一是傅抱石，一是张大千。傅抱石先生与忆梅庵主人夫妇，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交往甚密，80年代，傅抱石先生及夫人仍然与“忆梅庵”主人书函往来。从现存的“忆梅庵”长物中，傅抱石、李可染等绘的《林和靖》、傅抱石先生篆刻和微雕边款的百花诗印，都是1943年“忆梅庵”主人夫妇将远赴敦煌，傅抱石先生为其壮行所创作的。傅抱石先生一生画作以千计，而存世可知的篆刻微雕治印作品不过十余方，且大多存于日本，赠送给友朋者更是前所未闻。故傅抱石先生这方微雕篆刻印鉴，足以令人感悟到先生与“忆梅庵”主人夫妇彼此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而张大千先生与“忆梅庵”主人夫妇1943年同在安西榆林窟，有一段世人鲜知的共同生活经历。大千先生率领徒弟临摹壁画，“忆梅庵”主人夫妇也从重庆来到安西榆林窟，为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壁画彩塑摄影，同时也为大千先生拍摄了一些工作和生活照片，现存文献中所见到的大千先生在安西榆林窟的照片资料（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没有照片），都是出自“忆梅庵”主人夫妇。大千先生的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在榆林窟内带着弟子临摹壁画的工作照，这张照片也出自“忆梅庵”主人夫妇之手。
　　这张照片从曝光的时间和亮度来说都掌握得很好，可是敦煌洞窟内的光线非常暗，那时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都没有电照明，这张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出来的，简单地依靠增加曝光时间显然不行。原来“忆梅庵”主人夫妇拍摄经常使用反光板，将阳光折射到洞窟内，才拍摄到了这幅效果上佳的照片。
　　大千先生带弟子在洞窟内都是一手秉烛，一手临摹壁画，当看到“忆梅庵”主人夫妇的这点雕虫小技时，不由得大叫起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办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将安西城内的蜡烛全都买光了。此后大千先生和弟子也学用此方法，反光照明，解放了双手，临摹壁画不仅加快了速度，也提高了临摹的质量。这段经历令大千先生和“忆梅庵”主人夫妇成为终生最密切的挚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千在美国加州的“可以居”、“环碧庵”居住，“忆梅庵”主人夫妇多次赴加州探望，为这一时期大千先生的生活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摄影照片，而大千先生不仅将一些私密的事物交予“忆梅庵”主人夫妇去办理，留下了许多往来信函，也将许多“可以居”、“环碧庵”案头文玩送给“忆梅庵”主人夫妇留作纪念。
　　“忆梅庵”收藏的另一来源，是工作闲暇之余的爱好收集。在敦煌的漫漫沙海中，历史沧桑变化留下了许多零碎的遗物，收集这些遗物，或是只言片纸，或是残渣碎木，都成了“忆梅庵”主人夫妇在大漠中工作之余的生活情调和乐趣。敦煌残经碎片部分是“忆梅庵”主人夫妇在沙土里拣出来的，部分是大千先生在敦煌沙堆里拣出来的，后来大千先生将自己捡的这些佛经残片，也都全部转赠给了“忆梅庵”主人夫妇。这些残经碎片虽非整卷，但其重要性在于直出大漠，而非敦煌编号17号的藏经洞。它证实了在藏经洞之外的其他洞窟里，也有供养的经卷，故敦煌写经并非藏经洞独有。
　　“忆梅庵”长物中，还有一些是业余爱好的作品。“忆梅庵”主人夫妇从敦煌返回之后，整理数千张敦煌照片，成为他们日常的工作。之外，自娱仿真临摹敦煌壁画，一时成为绝技。临摹敦煌壁画，与大千先生方法不同，“忆梅庵”主人夫妇完全是历史性的、还原性的临摹。这种临摹也得到了文化界的认同。“忆梅庵”主人夫妇的80余幅敦煌壁画，遴选成为1964年美国纽约世界博览会台湾馆的展品，他们因此获得了终身的荣誉。
　　即将于中国嘉德2012年秋拍亮相的“忆梅庵长物”专场，将首次全景展现忆梅庵主人近70年与张大千、傅抱石等人稽古敦煌、书画酬唱的珍藏。英雄岁月、名士文章，精彩呈现，共享其芳。
　　点击 “忆梅庵”主人
　　罗寄梅，为湖南长沙人，1902年出生，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是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家。1929年北伐结束后，罗寄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处任干事。罗夫人刘先，为安徽贵池刘氏后人。其先祖刘瑞芬追随李鸿章，总理淮军的水陆军械制造，并由此起家。罗夫人其母为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樾之女，沈曾植先生为清末大儒。深受良好家庭氛围的熏染，刘先崇慕艺术，雅好收藏，与儒雅的罗先生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爱好。
　　傅抱石、李可染等创作的《林和靖》 1943年作
　　尺幅：57.9厘米×7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