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及其相关学术研究，旨在以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探寻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并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范式与研究视野，开创了一代风气之先。本文拟就李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其著略作评述。
　　[关键词]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知识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济先生的著作《中国文明的开始》，成书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万家宝（曹禺）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第一讲挖掘出中国的历史（中国考古学史），第二讲概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发展，第三讲讲述中国的青铜时代。目前大陆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谟编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出版，其书除了主体部分，另外还选了几篇相关的文字与之相补充并互为辉映。应当说，从其一生的学术著作来看，多数都与中国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关。各篇多按发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结合李济李济的主要学术成就和研究背景，对此著作大陆版本的主体部分作以评述。
　　在这本著作中，他首先谈到了考古学研究的目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构成了对中国考古学及其历史研究的最核心内容。而考古学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在他所倡导的“重建上古史”、“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以及“新史学的四种境界观”等之中。
　　如若不以严格西方学理意义下的学科分野来论述，中国的考古学渊源可以最早追溯到传统的金石学、古器物学。而在20世纪以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支持下的考古学，则成为率先“现代化”的学科之一，这门科学成为了革命性的科学。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罗列，自儒、释、道三家并立，标志着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宋明学术、乾嘉学术、晚清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在事实上拆毁它赖以建立的理念根基。”接下来他引述了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刘先生接下来评论说：“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学术界响应者甚众，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而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门的建立，也是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相联系的……二十世纪初，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李济、董作宾、郭沫若诸人，与有功焉。”回顾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即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之嬗变过程，“疑古学派”、“考古”与“二重证据法”是几个关键方面，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谓：“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在当时所带有的宣言性质，实际上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学术之变并非仅有新旧嬗变，因为所谓“学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知识活动的体现。在这个变化的整体趋势之中，考古学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这是由它的学科性质及学术运作的特征所决定，相比于“传统学术”中那种强烈的书斋性，这门学科的重视实物的实证主义态度和获取研究资料的方式，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鲜明的初生之气和青春气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股新鲜血液和“现代学术”的一支生力军，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考古学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为了充分地了解这个学科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必须把考古学纳入学术思想史之中。而在这门学科之中，李济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文明的开始》时，必须把李济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济，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0～1923年，他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以上这个学业简历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李济先生学术的基础，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他学术思想的线索。如果与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苏秉琦等先生相比较，可以看出李济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国人类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李济先生认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与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较贯穿，同时要把若干不能解释的成分，找出它们可能的来源。这些问题，在他看来都不是凭想象能解决的。它们的解决，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须以可靠的材料为立论依据，材料必须是经过考证及鉴定的文献史料，和以科学方法发掘及报道的考古资料。撰稿人须尽量利用一切有关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资料，其中包括几大范围：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人类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资料；二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种研究成果；三是人类的文化遗迹（史前考古学，主要针对古器物即古代人类遗留下的工具等）；四是体质人类学的成果（包括对古代人身体遗骸的研究、其分化演变的过程以及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狭义的考古学资料（即古器物学家所承认研究的考古资料，青铜时代以及以后的历史），但李济先生同时指出，因为在采集方法与看法上的不同，这批材料的价值在过去都没有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注意，而在现代考古学的视野下，它们的学术重要性会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体质上；七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基本的资料，即传统的经学与史学文献，而如何辨别这些庞杂的资料和评价它们的价值，均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研习。 　　由此看来，作为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奠基者，李济一直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与民国时期的各种史学观点进行对话，他试图打消严密的学科壁垒，用广博的考古实物、文献、人类学民族学资料为上古史做以科学意义层面的解读，其总体的出发点是要“用实物捍卫文字记载的尊严”，对五四以来的疑古观点拨乱反正。自然，他的考古学研究也无法摆脱一种国族心态，尤其是他在中国人种起源问题上在与人种西来说的论战中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同时联系到民国以来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工作或多或少蕴含了“救国保种”的时代色彩，后过程考古学者主张，考古学不仅要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同时还要反省考古学的知识体系本身，贝格利在《商代考古》中以批评的口吻说：“然而，对于后继者来说，仅仅重建传统文献的可信度仍然不够，民族考古的下一个任务是要将中国文明从它是依靠外部刺激的产物的结论中解救出来……考古学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满足强烈的民族主义需要。由于这一因素，当时（中国考古初期）没有什么比发现安阳文明的本土源头更重要……通过显示（考古学）证实传统的力量（能力），安阳的发掘为考古学在中国赢得了一个安全的立足点……民族自豪感使得解释考古资料这一本来就十分棘手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化了。由于总是坚持传统是可靠的，而且考古学的任务只是证明传统而已。”在社会大环境中，同时由于受早期单线进化论和传播学派的影响，李济先生在殷墟的发掘工作和考古学研究也不免带有这样的色彩，而这显然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积极应对西方学术对中国的认知与描述，努力用新方法论证经史学中的老问题，具备更加明确的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而且注重在概念体系上与传统学术的接驳，对经史学资料和考古实物的社会科学再分析，其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文献资料与实物看作是僵死的文化遗存，而是自觉地在传统学术的概念和西学概念之间进行深度对话。
　　李济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里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坚持以使用第一手的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而非过去写在书上的教条）为信仰和立论的依据；他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所作的解释‘他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陈寅恪先生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那么，李济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预流”者，他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范式与研究视野。开创了一代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