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我好像从小就有离家出走的怪癖。
　　读小学二年级时，没有任何原因，我一时异想天开，便策划了一次逃家行动。当时的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我如常去上学，但书包里装的是两个我最爱的破布熊，还有一小块拼图——那是一幅台湾拼图中的一块，上面只写了“合欢山”。
　　我还拉了一个同伴一道，这个倒霉孩子糊里糊涂就被我拉过去说：“我们去合欢山吧。”说来当时的我真是胡鬧，我可能还偷了爸妈的一些钱。两个那么小的孩子，要如何搭车去台北火车站，然后坐火车下台中，再从台中搭车去合欢山？整个过程我完全没概念，这样说来我真是个奇怪的孩子。
　　当然，我们根本没出校园就被逮了。我们在某一堂课下课后，躲在校园一处楼梯间死角的一个大箱子后面。老师发现有两个同学不见了，便发动所有人出来找寻。
　　总之，莫名其妙地发生了这种事，我被我妈揍了几下。但是这件事她不敢让我爸知道，或许是怕我爸会把我揍个半死吧。不过我想，我妈心中应该有一种疑惑的伤心——这孩子是对父母有何不满，为何小小年纪就想离家出走呢？
　　很多年后，我长大了，读了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他方》，才附会地想，可能人类潜藏着一种想去远方的无名冲动吧。记得我小时候的台湾社会封闭保守，或者说是我们生活的那个永和小镇，平静得让我总幻想着一定要戳破这个像电影画幕或马戏团的帐篷，才能看见外面新奇魔幻的世界。
　　其实，在许多次放学途中，我在蛛网状的永和小巷弄里穿绕，也常浮现出离家出走的想法。我也常在午休时趴在教室课桌，睡不着就浮想联翩。我幻想着世界遭受一种外星人的攻击，全部的人像“一二三，木头人”似的静止不动，只有我意外地成为不受这攻击影响之人，所以我可以任意进面包店拿我爱吃的巧克力蛋糕。说来，一个小孩对无限自由的想象，真是贫乏得可怜。
　　高中时，我交了一些“坏朋友”。有一次，我和几个哥们儿闯了祸，勒索了一个我们觉得有点傻的肥仔，训导处要给我记大过。我父亲本身就是个老师，我做了这样的事，他觉得我丢尽了我们骆家祖先的脸。于是，我就和一个哥们儿去找同学借了一千块，搭火车南下。当时，我们想到南部找个工厂做工，有一天闯出一片天地再衣锦还乡。
　　我们坐车到苗栗，在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夜，钱就不够我们再往南走了。于是，那哥们儿打电话给他一个笔友，那是个新竹女中的女孩，我们又搭车到新竹跟这位他从未见面的女生拿钱，再继续南下。然后，我们在彰化投奔一位朋友的朋友，他说会帮我们找工作。但是才待了一晚，我那朋友就想家了。最后，我们灰头土脸地返北，结束了这次莫名其妙的逃家行动。
　　在那趟旅程中，我们穿着卡其制服，背着书包，在火车站或客运站等车。那画面就像侯孝贤执演的电影《风柜来的人》里的场景，或是贾樟柯的导演处女作《小武》里的场景，是那么灰澹、凌乱和贫乏。
　　年少时，逃家这件事就像是发疹子，很怪。等长大了，真的离开家了，父亲十多年前过世了，母亲后来也老了，那个一直想逃离的家最终也就变成了幻影。可能还是对那个充满不可知的世界心怀憧憬、幻想，想不惜流浪去看看。然后，我们在长时间的漂流后，怕了那种随波逐流的渺小、易碎，就又渴盼有个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