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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者在构建科幻社会时，大多选择了人类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无论是地球人类与外星人的关系，还是人与机器的关系，都是以维护人类利益为最高准则，这似乎构成了科幻小说创作的“政治正确”。
科幻作品是科幻与现实的交接点，历史与价值观念体现在作品内外，连有“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有时候也难逃藩篱。
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斩获雨果奖后谦虚地称，荣获这一殊荣有机缘巧合的成分，“雨果奖评选十分复杂，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力量在博弈和斗争。”
该届评选中就出现颇有价值观念色彩的“小狗门”事件。美国一个团体组织了“悲伤小狗”和“疯狂小狗”两个团体造势宣传，在价值观念上撕裂科幻作品和读者群体，对某些作品进行疯狂刷票，原来提名票数第一的作者认为这是对其他作者的不公，宣布退出评选。
当然，这样现实的撕裂并不常见，但科幻作品内的历史与价值观念却并不少见。
现实投影：科幻场景的政治隐喻
2015年底，《星战七》首映当天，时任美國总统奥巴马在年终记者会上请来了“帝国突击队”的士兵和原比例大小的R2-D2机器人，甚至他在短暂总结2015、憧憬2016之后，便以“赶着去看星战”为理由匆匆离开。
奥巴马对星战的迷恋源于39年前的《星球大战：新希望》（星战一）。彼时越战后的美国社会陷入了对战争的反思和空前的迷惘。导演乔治·卢卡斯在为迷惘的美国社会送上浪漫主义的宇宙遐想之外，也发出了终极叩问。
影片中“银河帝国”对“起义军”，或者高科技武器的帝国对自由战士及平民，俨然就是美国对越南的映射，这些概念调制出了“星战”的反战底色。难怪有人说，星战系列是披着科幻外衣的政治寓言。
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星战》正传中，邪恶帝国究竟是讽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还是“冷战”时代落下的阴影？而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星战》前传中，赏金杀手是不是多少与恐怖主义相重叠？白卜庭议长是美国总统附身吗？
这些最初也许只是似是而非的猜测，但当里根总统将导弹防御计划命名为“星球大战”时，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单纯的幻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代码。当时一名资深国会参议员唏嘘道：还是把这场“星球大战”留给电影界吧。
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在科技、军备与太空探索等方面竞赛的时代背景，在众多科幻作品中得以投射，并深深影响了科幻作品里的情节、人物形象、环境以及思想情感。
这一时期美国科幻作品中多少都触到了冷战中美国人的恐惧和欲望。电影中把人们对于苏联的恐惧戏剧化，并呈现到了银幕上。比如上映于1964年的电影《奇爱博士》中，就把苏联塑造成研制出了能够毁灭世界的“末日装置”的邪恶势力。
与此相对，苏联科幻作家塔科夫斯基在《潜行者》里，将联合国、美国等描述为封锁外星科技的势力，苏联等“潜行者”则突破封锁，为寻找高科技外星东西不惜献出生命。
当然除了恐惧，美国科幻作品中还表达着对本国政府的不信任和腹黑描述。这后来基本成为美国科幻作品的一个传统，延续至今。美剧《升天号》中，美国在冷战期间发射了一艘巨大的飞船“升天号”飞往外太空，以开拓一个能供人类生存的宇宙殖民地，保存人类火种。50年后，一场飞船上的谋杀案引发了权力地震，飞船上有人被抛到“太空”中，却发现飞船根本就没有起飞，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作者在作品中传达出的是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家不信任的虚无主义心态。
类似的情境还可以从电影《星际穿越》中看到。当地球陷入了沙尘时代，农业生产成为人类延续文明的基础，航天项目等高科技项目表面上落马了。老师教给学生的是阿波罗登月是一个骗局。然而，在暗地里，被取消的NASA依旧在暗地里运行。在这些电影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是双向的。
时代胎记：科幻诞生的历史预见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即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时，评论科幻小说是“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
有时，确实如此。现在几乎人人都在用的耳机，1953年就出现在科幻小说《华氏451度》中，被称为微小的“壳”。小说人物米尔德里德过去十年一直戴着那种贝壳形状的“壳”，时间在嗡嗡的鸣叫声中慢慢流逝，也在鸣叫声中，把她与世界隔绝，让她精通唇读。当吐司送到盘子里，她没有取下“壳”，也能读出对方在关心问她，“你没事吧？”
而真正的耳机，要在小说出版26年后，才会真正的出现。
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家阿西莫夫曾在谈论其“基地”系列作品时总结道：“科幻作家们努力在现实主义上下功夫，描绘着计算机、火箭与核武器，它们与10年内出现的计算机、火箭与核武器如出一辙。而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实生活，与40年代坎贝尔式的科幻小说中描绘的情景惊人地吻合。”
的确，二战后，由于核裂变、宇宙航行、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使西方科幻小说的繁荣，也让科幻小说家从科幻作品的主题、情节，到艺术的方法都做出了新的探索。
1944年底美国发表了一篇科幻小说，精确地描述了原子弹的功能。小说当即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强烈震动。展开调查的结论是，“曼哈顿计划”不存在任何泄密行为，小说中的描写只是作者幸运地“推测”出来的。几个月后，世界上第一颗真正的原子弹爆炸了。杂志主编们将此事作为树立科幻严肃性的实例反复使用。
科幻史家认为，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清晰地揭示了科学幻想与科学事实之间的联系。此后的种种科幻作品中，科幻的“前瞻性”甚至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模式。
科幻作家S.K.罗宾逊曾写道：科幻小说是“一种历史文学。在每一个科幻小说的叙述里，都有一种明显或隐含的虚构的历史，它将小说描写的时期与我们现在的时刻或我们过去的某个时刻联系起来”。
而评论家约翰·克鲁特甚至认为，美国科幻小说传递的意义关系到“西方世界线性的、由时间限定的逻辑”。什么逻辑？这其中是优越感与自信。
终极思考：人类命运的另类警醒
科技最终会把人类带往何处？这恐怕是所有科幻作品的终极命题。在这些作品中，往往都存有对“末世”的隐忧，大多描述科技带来的权力称霸世界或者无政府的末世、荒谬的情景，如小说《1984》、电影《饥饿游戏》等，它们被称为反乌托邦的题材。
这些文字或电影甚或游戏是一则则政治寓言，象征着脱离人类掌控，称霸世界的科技，正如一个暴君安坐在皇位上，在荒凉的宫殿内，除了电流和电路板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古代帝王一个人坐在王位上，实则是孤家寡人。
正如美国科幻作家特德·姜的《巴比伦塔》中所描述的那般：人类通过通天塔凿开了天国的墙壁，通过之后发现自己回到了塔底。这篇著作被认为是“元科幻”作品。
威尔斯发表于1899年的《当睡者醒来时》，描写了异星球上的主人公在冬眠了200年后醒来，发现未来世界的大都市比过去的时代更为槽糕。他在小说前言中写道：“这篇故事所描述的大都市正是资本主义胜利的恶梦。”造成人类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加邪恶、堕落的制度原因替代了技术因素，“人祸”成了科幻小说的主题。
科幻小说也往往涉及科学伦理，而科学伦理与政治伦理密切相关。科幻作者在构建科幻社会时，大多选择了人类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无论是地球人类与外星人的关系，还是人与机器的关系，都是以维护人类利益为最高准则，这似乎构成了科幻小说创作的“政治正确”。
阿西莫夫在其代表作《我，机器人》中，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原则”，至今也已经被严肃科学界所采纳。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也许不能用“三大原则”来全部概括，但正如许多科幻小说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对未来的想象最终会指引现实。
科幻作品是科幻与现实的交接点，历史与价值观念体现在作品内外，连有“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有时候也难逃藩篱。
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斩获雨果奖后谦虚地称，荣获这一殊荣有机缘巧合的成分，“雨果奖评选十分复杂，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力量在博弈和斗争。”
该届评选中就出现颇有价值观念色彩的“小狗门”事件。美国一个团体组织了“悲伤小狗”和“疯狂小狗”两个团体造势宣传，在价值观念上撕裂科幻作品和读者群体，对某些作品进行疯狂刷票，原来提名票数第一的作者认为这是对其他作者的不公，宣布退出评选。
当然，这样现实的撕裂并不常见，但科幻作品内的历史与价值观念却并不少见。
现实投影：科幻场景的政治隐喻
2015年底，《星战七》首映当天，时任美國总统奥巴马在年终记者会上请来了“帝国突击队”的士兵和原比例大小的R2-D2机器人，甚至他在短暂总结2015、憧憬2016之后，便以“赶着去看星战”为理由匆匆离开。
奥巴马对星战的迷恋源于39年前的《星球大战：新希望》（星战一）。彼时越战后的美国社会陷入了对战争的反思和空前的迷惘。导演乔治·卢卡斯在为迷惘的美国社会送上浪漫主义的宇宙遐想之外，也发出了终极叩问。
影片中“银河帝国”对“起义军”，或者高科技武器的帝国对自由战士及平民，俨然就是美国对越南的映射，这些概念调制出了“星战”的反战底色。难怪有人说，星战系列是披着科幻外衣的政治寓言。
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星战》正传中，邪恶帝国究竟是讽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还是“冷战”时代落下的阴影？而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星战》前传中，赏金杀手是不是多少与恐怖主义相重叠？白卜庭议长是美国总统附身吗？
这些最初也许只是似是而非的猜测，但当里根总统将导弹防御计划命名为“星球大战”时，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单纯的幻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代码。当时一名资深国会参议员唏嘘道：还是把这场“星球大战”留给电影界吧。
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在科技、军备与太空探索等方面竞赛的时代背景，在众多科幻作品中得以投射，并深深影响了科幻作品里的情节、人物形象、环境以及思想情感。
这一时期美国科幻作品中多少都触到了冷战中美国人的恐惧和欲望。电影中把人们对于苏联的恐惧戏剧化，并呈现到了银幕上。比如上映于1964年的电影《奇爱博士》中，就把苏联塑造成研制出了能够毁灭世界的“末日装置”的邪恶势力。
与此相对，苏联科幻作家塔科夫斯基在《潜行者》里，将联合国、美国等描述为封锁外星科技的势力，苏联等“潜行者”则突破封锁，为寻找高科技外星东西不惜献出生命。
当然除了恐惧，美国科幻作品中还表达着对本国政府的不信任和腹黑描述。这后来基本成为美国科幻作品的一个传统，延续至今。美剧《升天号》中，美国在冷战期间发射了一艘巨大的飞船“升天号”飞往外太空，以开拓一个能供人类生存的宇宙殖民地，保存人类火种。50年后，一场飞船上的谋杀案引发了权力地震，飞船上有人被抛到“太空”中，却发现飞船根本就没有起飞，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作者在作品中传达出的是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家不信任的虚无主义心态。
类似的情境还可以从电影《星际穿越》中看到。当地球陷入了沙尘时代，农业生产成为人类延续文明的基础，航天项目等高科技项目表面上落马了。老师教给学生的是阿波罗登月是一个骗局。然而，在暗地里，被取消的NASA依旧在暗地里运行。在这些电影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是双向的。
时代胎记：科幻诞生的历史预见
1903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即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时，评论科幻小说是“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
有时，确实如此。现在几乎人人都在用的耳机，1953年就出现在科幻小说《华氏451度》中，被称为微小的“壳”。小说人物米尔德里德过去十年一直戴着那种贝壳形状的“壳”，时间在嗡嗡的鸣叫声中慢慢流逝，也在鸣叫声中，把她与世界隔绝，让她精通唇读。当吐司送到盘子里，她没有取下“壳”，也能读出对方在关心问她，“你没事吧？”
而真正的耳机，要在小说出版26年后，才会真正的出现。
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作家阿西莫夫曾在谈论其“基地”系列作品时总结道：“科幻作家们努力在现实主义上下功夫，描绘着计算机、火箭与核武器，它们与10年内出现的计算机、火箭与核武器如出一辙。而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实生活，与40年代坎贝尔式的科幻小说中描绘的情景惊人地吻合。”
的确，二战后，由于核裂变、宇宙航行、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使西方科幻小说的繁荣，也让科幻小说家从科幻作品的主题、情节，到艺术的方法都做出了新的探索。
1944年底美国发表了一篇科幻小说，精确地描述了原子弹的功能。小说当即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强烈震动。展开调查的结论是，“曼哈顿计划”不存在任何泄密行为，小说中的描写只是作者幸运地“推测”出来的。几个月后，世界上第一颗真正的原子弹爆炸了。杂志主编们将此事作为树立科幻严肃性的实例反复使用。
科幻史家认为，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清晰地揭示了科学幻想与科学事实之间的联系。此后的种种科幻作品中，科幻的“前瞻性”甚至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模式。
科幻作家S.K.罗宾逊曾写道：科幻小说是“一种历史文学。在每一个科幻小说的叙述里，都有一种明显或隐含的虚构的历史，它将小说描写的时期与我们现在的时刻或我们过去的某个时刻联系起来”。
而评论家约翰·克鲁特甚至认为，美国科幻小说传递的意义关系到“西方世界线性的、由时间限定的逻辑”。什么逻辑？这其中是优越感与自信。
终极思考：人类命运的另类警醒
科技最终会把人类带往何处？这恐怕是所有科幻作品的终极命题。在这些作品中，往往都存有对“末世”的隐忧，大多描述科技带来的权力称霸世界或者无政府的末世、荒谬的情景，如小说《1984》、电影《饥饿游戏》等，它们被称为反乌托邦的题材。
这些文字或电影甚或游戏是一则则政治寓言，象征着脱离人类掌控，称霸世界的科技，正如一个暴君安坐在皇位上，在荒凉的宫殿内，除了电流和电路板什么都没有了，就像古代帝王一个人坐在王位上，实则是孤家寡人。
正如美国科幻作家特德·姜的《巴比伦塔》中所描述的那般：人类通过通天塔凿开了天国的墙壁，通过之后发现自己回到了塔底。这篇著作被认为是“元科幻”作品。
威尔斯发表于1899年的《当睡者醒来时》，描写了异星球上的主人公在冬眠了200年后醒来，发现未来世界的大都市比过去的时代更为槽糕。他在小说前言中写道：“这篇故事所描述的大都市正是资本主义胜利的恶梦。”造成人类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加邪恶、堕落的制度原因替代了技术因素，“人祸”成了科幻小说的主题。
科幻小说也往往涉及科学伦理，而科学伦理与政治伦理密切相关。科幻作者在构建科幻社会时，大多选择了人类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无论是地球人类与外星人的关系，还是人与机器的关系，都是以维护人类利益为最高准则，这似乎构成了科幻小说创作的“政治正确”。
阿西莫夫在其代表作《我，机器人》中，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原则”，至今也已经被严肃科学界所采纳。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也许不能用“三大原则”来全部概括，但正如许多科幻小说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对未来的想象最终会指引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