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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海外华文写作群体中，严歌苓可谓是“新移民”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她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是一个精于叙事的文本，小说试图以多个视角来为读者讲述和言说“南京大屠杀”。并且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展开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恩，这在“抗战”文学中无疑具有其特别的品味和价值。
【关键词】叙事层面 女性视角 面对战争 文化反思
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第6期上，作家写这样一篇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应该是早有准备和长期酝酿的结果。早在1997年，严歌苓就写过散文《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借以批评南京市民对历史的冷漠态度。作者的母亲是南京人，她对南京的那段历史一直特别在意，对国内同胞面对历史的麻木态度，她肯定感到悲愤。所以，《金陵十三钗》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发表，作者可能用心良苦，就是要揭开我们民族隐痛的伤疤，试图给盲目乐观和健忘的国人一点儿痛的刺激。
这是一部描写灾难的作品。1937年12月13南京城沦陷后，日军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疯狂虐杀和犯下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耻辱记忆。《金陵十三钗》在那个惨痛的历史场景中选取了一座教堂，在这座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美国天主教堂里，英格曼神父等教职人员对二十一个中国女孩子负有监护之责。然而，妓女和国民党溃兵先后闯入，一再打破教堂里的和谐，教堂外面的轮奸和虐杀更在人们的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云。
讲求叙事方式是本文写作上的最大特点。为了从叙事学角度来分析《金陵十三钗》，我们对小说文本进行了一番技术性处理，将文中的描写、评论和抒情成分剔除，专门抽出叙述句进行分析。在对这些叙述句进行了一番辨析和归类之后，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知全能的“我”，文本中同时还出现了少女书娟、文豪书娟的声音，他们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讲述同一个故事：第一层面叙述者是少女书娟，第二层面叙述者是文豪书娟，第三层面叙述者是“我”。这三个层面的叙述各有侧重点，却又互为补充，三个叙事者将自己的言说杂糅在一起，共同构建起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作品各个叙事层面的具体解析，来探究《金陵十三钗》的文本价值。
女性对战争的恐怖体验
第一层面叙述者是十四岁的少女书娟。
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少女书娟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进行了“讲述”。
文中写到：
我姨妈妈书娟生怕自己将来会把圣诞夜事件记乱掉，就把它写了下来。她把它写成一篇书信体的记叙文，寄给了她的父母、舅舅、舅妈。我读到过这篇变黄发脆的文章。现在我根据她MR，章以小说体来转述一遍。我争取忠实于原稿。
少女书娟的书信已被“转述”，标示着历史的不可还原性，但是她所记下的几乎和历史同步的东西，却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私人体验的真实性。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
如果说，开头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符号的话，这就足已说明小说其实是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来审视和言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而且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私人体验。小说的前三个自然段一直在反复强调书娟只是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混沌的女孩时代”，她的女性意识苏醒了，但是对于大时代的认识，“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从历史书里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认定第一层面叙事的意义是——女性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私人体验。
少女书娟对战争的残酷体验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获得的一是神父的讲述和他拍的照片：二是亲眼目睹日本人对戴教官等人的掳杀。她在美国人的教堂里，最初根本没有意识到四周惨绝人寰的杀戮有多么凶暴，只有当妓女讲出“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时，她才感到恐怖。这时，女性的私人意识才和时代感受联系了起来，书娟意识到“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道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紧接着，听到豆蔻遭日本兵轮奸，并被砍伤，以至精神失常的惨剧，“凶险事发生在身边一个熟识者身上”，更让书娟意识到了“它的实感它的真切和险恶程度“。女性往往是战争罪恶最大的受害者，除了被杀戮，还要面对侮辱。女人对战争的体验是最切痛和巨恐具的，以女性视角来审视侵略者的暴行，就有了更为深刻的批判意义。
据相关统计数据，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三十五万中国人惨遭杀害，其中有八万女性被强暴，占了受难者人数的近四分之一。在一篇散文中，严歌苓曾经写到了自己在图片上看到日本兵糟蹋中国妇女的感受，“那恐怖与我并没有六十年的间隔，甚至觉得被糟践的也不止那一代南京女性。”
透过小说第一层面的叙事，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女性在灾难历史中的恐怖体验，正因为它具有私人体验的性质，所以才更加能够表现出逼真的历史感受。
人性的洗礼与反思
第二层面叙述者是“老了后，成了文豪”的姨妈书娟。
同样是故事的亲历者，“她向我多次讲述过这五个中国战士的死亡，讲述这次葬礼”。这里，不同于少女书娟的私人体验，它是一个老人在向后辈讲述她对过去的回忆。由于她是一个“文豪”，所以她能够把自己以前的“一点感觉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一大堆文字”。很明显，她的这种分析是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成分的，她是在感念过去，又是在寻找理由。这也是一种私人话语，所不同的是，在有了一定的整体认识和人生经验后，姨妈书娟隔着时间距离对记忆中的过去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我们不妨说这是对自我历史的总结和评价。
这一层面的私人话语相比较少女书娟的私人体验来说，理性成分更多一些。文本中写到：
她分析她当时流泪是因为她对人这东西彻底放弃了希望：人怎么没事就要弄出一场战事来打打呢?打不了几天人就不是人了，就退化成动物了。而动物也不吃自己的同类呀。这样的忍受、躲避、担惊受怕。她一眼看不到头。
可见，“文豪”书娟是从人性角度来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
为了强化这种人道主义批判立场，小说在进行宏大历史叙事的过程中还同时穿插着书娟对玉墨的“复仇”这一耐人寻味的情节。小说遵从“文豪”书娟的思辨式探讨，围绕“复仇”设置了三组既互相对立又联系紧密的意象：
堕落与高贵
侵害与受难
复仇与忏悔
在小说的整个事件中，书娟最终由一个复仇者转变为一个忏悔者，这个转变标志着她真实人性的觉醒。三组意象处在一种对立而又可以互换的动态系统中，构成了书娟历史感受的全部：首先，与“堕落”的妓女相比，书娟是一个“高贵”的小姐，这一种身 份的悬殊，带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性，似乎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但是，当她决定向玉墨“复仇”时，“心里升起魔鬼般的快感。这快感或许离日本野兽砍下王浦生头颅的快感不远了。”这又使她差点衍化成为一个侵犯者，报复心理将她推向了灵魂堕落的边缘，所以当玉墨等人舍身救下她们后，书娟“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诚实、最长久的一次忏悔，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忏悔。”这忏悔，是人性的洗礼。
在对悲情历史的回忆中，自我的反思和觉醒远比复仇更重要，“文豪”书娟在自己的私人记忆中找到了借以烛照日本人丑恶的动物性的东西——普遍的人性。
灾难历史的客观呈现
第三层面叙述者是“我”。
“我”是姨妈故事的聆听者和“转述”者，是一个“小说家”。
从文本叙述中可以看出，“我”谙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且“在一九九四年，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览会上，看见了另一张豆蔻不堪入目的照片。”，“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知道姨妈的所有故事和想法，并且对姨妈不知道的事件也能娓娓道来，比如豆蔻在外面惨遭轮奸的情景，“我”也宛如亲见。“我”的这种全知全能叙事，就将姨妈的私人体验和私人记忆镶嵌到了大时代的框架内。
和姨妈相比，“我”对历史更有距离感，甚至是陌生的。“我”站在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审视历史，这一层隔膜，导致“我”在叙述中只能“争取忠实于原稿”，或者借用其他人物之口畅谈“我”对历史的认识：
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英格曼神父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最不幸的一天”、“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这些通过文中人物之口说出的话，其实表现了“我”对历史的认识，表现了“我”对历史深沉的痛感。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超出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容忍的程度，这里有意拿纳粹德国和日本作比，其用意不言而喻。叙述者“我”负有沉重的历史屈辱感，在“转述”或叙述一个个事件时，流露出一股义愤填膺的愤慨。
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叙述者，“我”没有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兽性的同时，“我”并不去刻意丑化他们，而是以严肃的态度审视战争的罪恶。“我”是这样言说一个日本魔鬼的：
日本兵的领头者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中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眉宇间英气逼人，若不是杀人杀得眼神发直。他也不失英俊。
所以，在第三层面叙述中，“我”试图客观、公正地再现历史，试图用宏大叙事来还原历史真实。
不难想象，严歌苓精心设计这一多层次叙事结构，正是要把自己的女性意识和历史态度有机结合起来，在多层面的言说中构建历史叙事。研究者只有首先理清小说的叙事脉络，才能洞晓其中的“真意”，才能正确理解《金陵十三钗》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叙事层面 女性视角 面对战争 文化反思
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第6期上，作家写这样一篇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应该是早有准备和长期酝酿的结果。早在1997年，严歌苓就写过散文《南京杂感写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借以批评南京市民对历史的冷漠态度。作者的母亲是南京人，她对南京的那段历史一直特别在意，对国内同胞面对历史的麻木态度，她肯定感到悲愤。所以，《金陵十三钗》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发表，作者可能用心良苦，就是要揭开我们民族隐痛的伤疤，试图给盲目乐观和健忘的国人一点儿痛的刺激。
这是一部描写灾难的作品。1937年12月13南京城沦陷后，日军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疯狂虐杀和犯下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耻辱记忆。《金陵十三钗》在那个惨痛的历史场景中选取了一座教堂，在这座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美国天主教堂里，英格曼神父等教职人员对二十一个中国女孩子负有监护之责。然而，妓女和国民党溃兵先后闯入，一再打破教堂里的和谐，教堂外面的轮奸和虐杀更在人们的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云。
讲求叙事方式是本文写作上的最大特点。为了从叙事学角度来分析《金陵十三钗》，我们对小说文本进行了一番技术性处理，将文中的描写、评论和抒情成分剔除，专门抽出叙述句进行分析。在对这些叙述句进行了一番辨析和归类之后，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知全能的“我”，文本中同时还出现了少女书娟、文豪书娟的声音，他们分别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讲述同一个故事：第一层面叙述者是少女书娟，第二层面叙述者是文豪书娟，第三层面叙述者是“我”。这三个层面的叙述各有侧重点，却又互为补充，三个叙事者将自己的言说杂糅在一起，共同构建起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作品各个叙事层面的具体解析，来探究《金陵十三钗》的文本价值。
女性对战争的恐怖体验
第一层面叙述者是十四岁的少女书娟。
作为故事的亲历者，少女书娟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就进行了“讲述”。
文中写到：
我姨妈妈书娟生怕自己将来会把圣诞夜事件记乱掉，就把它写了下来。她把它写成一篇书信体的记叙文，寄给了她的父母、舅舅、舅妈。我读到过这篇变黄发脆的文章。现在我根据她MR，章以小说体来转述一遍。我争取忠实于原稿。
少女书娟的书信已被“转述”，标示着历史的不可还原性，但是她所记下的几乎和历史同步的东西，却能最大限度的保证私人体验的真实性。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
如果说，开头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符号的话，这就足已说明小说其实是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来审视和言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而且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私人体验。小说的前三个自然段一直在反复强调书娟只是在“这个早晨告别了她混沌的女孩时代”，她的女性意识苏醒了，但是对于大时代的认识，“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从历史书里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认定第一层面叙事的意义是——女性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私人体验。
少女书娟对战争的残酷体验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获得的一是神父的讲述和他拍的照片：二是亲眼目睹日本人对戴教官等人的掳杀。她在美国人的教堂里，最初根本没有意识到四周惨绝人寰的杀戮有多么凶暴，只有当妓女讲出“全南京的金枝玉叶也好，良家妇女也好，婊子窑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里都一样，都是扒下裤子，两腿一掰”时，她才感到恐怖。这时，女性的私人意识才和时代感受联系了起来，书娟意识到“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道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紧接着，听到豆蔻遭日本兵轮奸，并被砍伤，以至精神失常的惨剧，“凶险事发生在身边一个熟识者身上”，更让书娟意识到了“它的实感它的真切和险恶程度“。女性往往是战争罪恶最大的受害者，除了被杀戮，还要面对侮辱。女人对战争的体验是最切痛和巨恐具的，以女性视角来审视侵略者的暴行，就有了更为深刻的批判意义。
据相关统计数据，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三十五万中国人惨遭杀害，其中有八万女性被强暴，占了受难者人数的近四分之一。在一篇散文中，严歌苓曾经写到了自己在图片上看到日本兵糟蹋中国妇女的感受，“那恐怖与我并没有六十年的间隔，甚至觉得被糟践的也不止那一代南京女性。”
透过小说第一层面的叙事，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女性在灾难历史中的恐怖体验，正因为它具有私人体验的性质，所以才更加能够表现出逼真的历史感受。
人性的洗礼与反思
第二层面叙述者是“老了后，成了文豪”的姨妈书娟。
同样是故事的亲历者，“她向我多次讲述过这五个中国战士的死亡，讲述这次葬礼”。这里，不同于少女书娟的私人体验，它是一个老人在向后辈讲述她对过去的回忆。由于她是一个“文豪”，所以她能够把自己以前的“一点感觉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一大堆文字”。很明显，她的这种分析是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成分的，她是在感念过去，又是在寻找理由。这也是一种私人话语，所不同的是，在有了一定的整体认识和人生经验后，姨妈书娟隔着时间距离对记忆中的过去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我们不妨说这是对自我历史的总结和评价。
这一层面的私人话语相比较少女书娟的私人体验来说，理性成分更多一些。文本中写到：
她分析她当时流泪是因为她对人这东西彻底放弃了希望：人怎么没事就要弄出一场战事来打打呢?打不了几天人就不是人了，就退化成动物了。而动物也不吃自己的同类呀。这样的忍受、躲避、担惊受怕。她一眼看不到头。
可见，“文豪”书娟是从人性角度来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的。
为了强化这种人道主义批判立场，小说在进行宏大历史叙事的过程中还同时穿插着书娟对玉墨的“复仇”这一耐人寻味的情节。小说遵从“文豪”书娟的思辨式探讨，围绕“复仇”设置了三组既互相对立又联系紧密的意象：
堕落与高贵
侵害与受难
复仇与忏悔
在小说的整个事件中，书娟最终由一个复仇者转变为一个忏悔者，这个转变标志着她真实人性的觉醒。三组意象处在一种对立而又可以互换的动态系统中，构成了书娟历史感受的全部：首先，与“堕落”的妓女相比，书娟是一个“高贵”的小姐，这一种身 份的悬殊，带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性，似乎是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的。但是，当她决定向玉墨“复仇”时，“心里升起魔鬼般的快感。这快感或许离日本野兽砍下王浦生头颅的快感不远了。”这又使她差点衍化成为一个侵犯者，报复心理将她推向了灵魂堕落的边缘，所以当玉墨等人舍身救下她们后，书娟“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诚实、最长久的一次忏悔，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忏悔。”这忏悔，是人性的洗礼。
在对悲情历史的回忆中，自我的反思和觉醒远比复仇更重要，“文豪”书娟在自己的私人记忆中找到了借以烛照日本人丑恶的动物性的东西——普遍的人性。
灾难历史的客观呈现
第三层面叙述者是“我”。
“我”是姨妈故事的聆听者和“转述”者，是一个“小说家”。
从文本叙述中可以看出，“我”谙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且“在一九九四年，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览会上，看见了另一张豆蔻不堪入目的照片。”，“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知道姨妈的所有故事和想法，并且对姨妈不知道的事件也能娓娓道来，比如豆蔻在外面惨遭轮奸的情景，“我”也宛如亲见。“我”的这种全知全能叙事，就将姨妈的私人体验和私人记忆镶嵌到了大时代的框架内。
和姨妈相比，“我”对历史更有距离感，甚至是陌生的。“我”站在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审视历史，这一层隔膜，导致“我”在叙述中只能“争取忠实于原稿”，或者借用其他人物之口畅谈“我”对历史的认识：
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英格曼神父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最不幸的一天”、“连德国人都对此震惊”这些通过文中人物之口说出的话，其实表现了“我”对历史的认识，表现了“我”对历史深沉的痛感。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超出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容忍的程度，这里有意拿纳粹德国和日本作比，其用意不言而喻。叙述者“我”负有沉重的历史屈辱感，在“转述”或叙述一个个事件时，流露出一股义愤填膺的愤慨。
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叙述者，“我”没有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兽性的同时，“我”并不去刻意丑化他们，而是以严肃的态度审视战争的罪恶。“我”是这样言说一个日本魔鬼的：
日本兵的领头者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中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眉宇间英气逼人，若不是杀人杀得眼神发直。他也不失英俊。
所以，在第三层面叙述中，“我”试图客观、公正地再现历史，试图用宏大叙事来还原历史真实。
不难想象，严歌苓精心设计这一多层次叙事结构，正是要把自己的女性意识和历史态度有机结合起来，在多层面的言说中构建历史叙事。研究者只有首先理清小说的叙事脉络，才能洞晓其中的“真意”，才能正确理解《金陵十三钗》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