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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文艺政策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于新时期文艺政策的研究与历史定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新时期文艺与文化现象。
关键词：新时期；文艺政策；文学现象；互构关系
1976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政治上“四人帮”被打倒，“阶级斗争”的口号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代，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也随之开始。这个时期中国文艺创作，既有过去留下的印记，也有发展所带来的新现象，二者相互融合而体现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中首次提出把文革后的社会时期称为“新时期”，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现代化建设。会议精神在文艺界的反映，一种全新的文学现象终于浮出水面，即“伤痕文学”。1977年11月，作家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于《人民文学》发表；这篇小说重新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关注社会问题，表现对现实弊病的批驳，对“人”的处境问题的关注终于重新回到文学的主题中，“为一种新的文学的出现拉开了序幕。”就在《班主任》发表一年后，“伤痕文学”的浪潮在校园文学中被掀起；1978年，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发表，《伤痕》的发表表明一个事实：无论是不是作为“社会精英”，身为“个体”所发出的情感诉说，所凝聚而成的文学作品，同样有机会被出版，从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并被读者所喜爱。同时也预示着表现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回归。
随着“解放思想”的深入，在新的文艺控制体制尚未建立的时期，文艺政策主要面对的是顺应政治“拨乱反正”的任务，从而表现地相对宽松化。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词”中——“它希望将新时期文艺的‘边界’规划得更宽松一些”。于是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同时，文革时期部分地下文学，手抄文学也公开出版，如靳凡《公开的情书》、赵振开《波动》等。这些作品体现更高的哲理陛，批判性，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浮于表面，这些作品从更深层次去思考社会问题和民族历史。通过对这种精神的继承，随之开始的是1979年的“反思文学”。
而在这一时期，文学政策也随着文学现象的改变而改变。这种逆向的“反映”可以理解为文艺政策对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巩固。当意识到，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文学作品中日趋个体化的情感表达，及在文艺作品内西方思想的流露将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面对这些“新时期文学”初期的表现，政策上的回应是，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以及通过重建文艺管理体制对主流报刊以及出版行业进行调控。但这些政策干预的“力度”远低于前三十年，也在均未形成像前三十年那样大规模社会影响。我们终于可以说，像前三十年那样强硬而刻板的文艺政策已经无法跟上历史的步伐，而“文艺政策”同当时的文学现象，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仅仅在自身领域——而没有延伸到社会其它方面——得到讨论。而当“对外开放”的国策确立时，中国终于重新对世界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并在社会上掀起了翻译、出版国外经典学术、文艺作品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外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而对于文艺界，这种冲击带来的反映是可想而知的，“现代派”应运而生，其中，小说界的代表即“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前者直接从叙事、语言、主题多方面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后者则受拉美文学的启发，倾向于寻求非西方的文化认同；在诗歌界，大量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暗示、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的“朦胧诗”开始崛起。
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面临“分化”。这既是在文坛中，所谓“体制文人”与“独立文人”的分化，也是在文学创作中，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化。对于后者，其原因在于，市场化的经济必然使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愈来愈高，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在现代派崛起后日趋“精英化”的严肃文学形成了某种矛盾。这导致的结果是，在普罗大众中，“纯文学”逐渐“失宠”，失去了曾作为社会热潮的角色。纯文学这种“收缩”的表现，对于文学本身而言，利弊姑且不论，但在这一时期，所谓政治与文学的疏远，不仅是自“新時期”以来文学观不断调整而得到的结果，也是其时“严肃文学”不断“退守自身”的结果。
我们也同样看到，所谓严肃文学的退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渐趋远离，这也意味着曾经“声名显赫”的纯文学面临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尴尬境遇。八十年代的政策上以奖励制度一边旨在鼓励规范化的作品，此外也不能不指出在八十年代后期希望以此对纯文学进行一种扶持。但这种扶持显然无法挽回纯文学与大众日渐扩大的距离。而就中国的纯文学自身而言，文坛的“一体化”几乎不可能的时期，而我们又希望纯文学领域出现经典级的作品，如何使这两种状况并存，这也是对自此以来的文艺政策的极大考验。
可以看到，新中国文学的“新时期”，文艺政策与文学现象的关系是复杂而密切的，文艺政策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促使了新的文学现象出现。而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又反作用于政策，要求政策经行新的调整。新时期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它独有的历史特征，也应当看见它其中蕴含的对今天依然有价值的部分。而八十年代的文艺政策无疑也有其局限，也表现出对其时错综复杂的现象的无奈。而我们也理应从中看到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也应当有理由期许，应当也能够出现适应于其时代并能促使文艺繁荣的文艺政策。
关键词：新时期；文艺政策；文学现象；互构关系
1976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政治上“四人帮”被打倒，“阶级斗争”的口号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代，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也随之开始。这个时期中国文艺创作，既有过去留下的印记，也有发展所带来的新现象，二者相互融合而体现这一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中首次提出把文革后的社会时期称为“新时期”，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现代化建设。会议精神在文艺界的反映，一种全新的文学现象终于浮出水面，即“伤痕文学”。1977年11月，作家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于《人民文学》发表；这篇小说重新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关注社会问题，表现对现实弊病的批驳，对“人”的处境问题的关注终于重新回到文学的主题中，“为一种新的文学的出现拉开了序幕。”就在《班主任》发表一年后，“伤痕文学”的浪潮在校园文学中被掀起；1978年，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发表，《伤痕》的发表表明一个事实：无论是不是作为“社会精英”，身为“个体”所发出的情感诉说，所凝聚而成的文学作品，同样有机会被出版，从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并被读者所喜爱。同时也预示着表现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回归。
随着“解放思想”的深入，在新的文艺控制体制尚未建立的时期，文艺政策主要面对的是顺应政治“拨乱反正”的任务，从而表现地相对宽松化。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词”中——“它希望将新时期文艺的‘边界’规划得更宽松一些”。于是在“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同时，文革时期部分地下文学，手抄文学也公开出版，如靳凡《公开的情书》、赵振开《波动》等。这些作品体现更高的哲理陛，批判性，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浮于表面，这些作品从更深层次去思考社会问题和民族历史。通过对这种精神的继承，随之开始的是1979年的“反思文学”。
而在这一时期，文学政策也随着文学现象的改变而改变。这种逆向的“反映”可以理解为文艺政策对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巩固。当意识到，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文学作品中日趋个体化的情感表达，及在文艺作品内西方思想的流露将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面对这些“新时期文学”初期的表现，政策上的回应是，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以及通过重建文艺管理体制对主流报刊以及出版行业进行调控。但这些政策干预的“力度”远低于前三十年，也在均未形成像前三十年那样大规模社会影响。我们终于可以说，像前三十年那样强硬而刻板的文艺政策已经无法跟上历史的步伐，而“文艺政策”同当时的文学现象，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仅仅在自身领域——而没有延伸到社会其它方面——得到讨论。而当“对外开放”的国策确立时，中国终于重新对世界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并在社会上掀起了翻译、出版国外经典学术、文艺作品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外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而对于文艺界，这种冲击带来的反映是可想而知的，“现代派”应运而生，其中，小说界的代表即“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前者直接从叙事、语言、主题多方面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后者则受拉美文学的启发，倾向于寻求非西方的文化认同；在诗歌界，大量运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暗示、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的“朦胧诗”开始崛起。
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面临“分化”。这既是在文坛中，所谓“体制文人”与“独立文人”的分化，也是在文学创作中，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化。对于后者，其原因在于，市场化的经济必然使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愈来愈高，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在现代派崛起后日趋“精英化”的严肃文学形成了某种矛盾。这导致的结果是，在普罗大众中，“纯文学”逐渐“失宠”，失去了曾作为社会热潮的角色。纯文学这种“收缩”的表现，对于文学本身而言，利弊姑且不论，但在这一时期，所谓政治与文学的疏远，不仅是自“新時期”以来文学观不断调整而得到的结果，也是其时“严肃文学”不断“退守自身”的结果。
我们也同样看到，所谓严肃文学的退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渐趋远离，这也意味着曾经“声名显赫”的纯文学面临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尴尬境遇。八十年代的政策上以奖励制度一边旨在鼓励规范化的作品，此外也不能不指出在八十年代后期希望以此对纯文学进行一种扶持。但这种扶持显然无法挽回纯文学与大众日渐扩大的距离。而就中国的纯文学自身而言，文坛的“一体化”几乎不可能的时期，而我们又希望纯文学领域出现经典级的作品，如何使这两种状况并存，这也是对自此以来的文艺政策的极大考验。
可以看到，新中国文学的“新时期”，文艺政策与文学现象的关系是复杂而密切的，文艺政策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促使了新的文学现象出现。而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又反作用于政策，要求政策经行新的调整。新时期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它独有的历史特征，也应当看见它其中蕴含的对今天依然有价值的部分。而八十年代的文艺政策无疑也有其局限，也表现出对其时错综复杂的现象的无奈。而我们也理应从中看到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也应当有理由期许，应当也能够出现适应于其时代并能促使文艺繁荣的文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