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孔子的仁美思想讲求的是一种超越性的博爱的生命之美，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基础。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孔子的仁美思想，首先体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之美；其次，体现为崇高的悲壮之美。
关键词：孔子；仁美思想；中庸之美；悲壮之美
作者简介：赵有岩（1990.3-），女，吉林德惠市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1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还没有产生所谓的美学这个学科或者说学问，但是于无形中，孔夫子却阐发了一种美学思想——仁。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的仁之美学思想是与当时变动不安、混乱纷争的春秋争霸的社会状况相适应，与孔子本人对人之为人的本质的认识相关，对孔子的仁美思想的探讨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庸之美
所谓英雄者，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或许孔子不像曹公那样文韬武略，但孔子也可以说是一位拥有豪情壮志而又有大德大仁的英雄，然而在春秋时期的奴隶制度统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孔子的政治理想不被看好，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英雄也只能一时悲凉。孔子一生博学多才，又志在学问，于是收徒讲学，提倡仁道，以仁释礼。孔子提倡“仁学”思想最初旨在复兴周礼，振兴周王室的统治，官员能够端正本心、秉公执法，以德化恶，导民为善，不逾礼；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往来、尊长爱幼、邻里相敬、夫妇和睦，从而使国家兴盛，百姓富足安乐，社会和谐。
孔子的“仁”表现在重情，而不是滥情，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度”的问题，正如孔子在评价《关雎》时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透露出孔子所秉持的一种审美人格理想，即强调一种中庸、中和之美，注重的是一种合适的尺度与范围。中庸思想是孔子衡量美的尺度，《中庸》中说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将中庸作为至德提高到仁的境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到“中，内也”、“雍，用也”，孔子也曾说过”过犹不及”，由此，可以分析出，中庸即不偏不倚，无过也无不及，一切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恰到好处，一切都相适应。孔子欲恢复周礼，也正是需要重拾中庸的精神，恢复社会秩序，这一切都要依赖“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来实现。
与同时期的西方古希腊文明的粗犷、豪放、纵情、欲望、野性的酒神精神相比，中华文明呈现出的是仁者爱人的日神精神这种美学特征。日神精神讲求稳重、理智、冷静、节制，而不是疯狂、没有限度。仁之特质是脉脉温情的、笃诚深广的，是一种超越感性范畴的理性存在。正如孔子所说“仁者乐山”、“仁者静”。中华美学追求的是一种谐同、中和的美学理念，不主张过分的情绪表现，比如大喜大悲，而是强调《关雎》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二、崇高的人格理想——悲壮之美
美乃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之美，而在所谓的存在者之中，人为贵，人乃天地之灵，万物之主。美不仅是自然之景的赏心悦目，也不仅是情与景的交融，更是人的一种超越性的内在精神的外显，是一种道德界面的人格情操。
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所处的时代，即春秋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的大变动时期，周天子的统治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周王室的地位岌岌可危。对于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孔子感到十分痛心愤怒，“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一生主张积极入世，在做官期间，为人民做出许多实绩，为鲁国赢得声誉。由于孔子博学多才，被执政的季氏信任，但是孔子在帮助鲁国收回政权的运动中失败了，只好无奈地离开了鲁国。从此孔子周游列国，但是他所推行的治世方法不被重视，始终不得志，无法施展抱负。在那封建制度大崩溃的动乱时代，一直想为鲁国做出贡献的孔子，面对周礼被无情的破坏的现实，他以自己坚定的态度主张维护周礼并复兴王室，虽然这在当时人看来是迂阔的。然而孔子的智慧之处也由此显现，即变通的“以仁释礼”，由外在的约束转向个人内在的道德培养，即自发的向仁，铸就一种“杀身以成人”的崇高的人格魅力。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充斥着战火、残暴、贪欲、斗争和人性之恶。虽然孔子一生经历坎坷，壮志未酬，在仕途上屡受打击与排挤，但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磨砺，使得孔子的仁的思想如琢如磨，越发光采，铸就了孔子不屈的灵魂和坚强的意志，不断地将个人有限的生命注入到无限的社会生活中，甘之如饴，为中国古典美学增添了一种崇高的悲壮之美。
三、总结
孔子的仁美思想中的中庸之美与悲壮之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观照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它我们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人道与博爱精神的渊源，也正是我们华夏民族今日所要发扬和倡导之所在，所以，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努力地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不断去践行。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2]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3]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4]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孔子；仁美思想；中庸之美；悲壮之美
作者简介：赵有岩（1990.3-），女，吉林德惠市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1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还没有产生所谓的美学这个学科或者说学问，但是于无形中，孔夫子却阐发了一种美学思想——仁。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的仁之美学思想是与当时变动不安、混乱纷争的春秋争霸的社会状况相适应，与孔子本人对人之为人的本质的认识相关，对孔子的仁美思想的探讨与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庸之美
所谓英雄者，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或许孔子不像曹公那样文韬武略，但孔子也可以说是一位拥有豪情壮志而又有大德大仁的英雄，然而在春秋时期的奴隶制度统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孔子的政治理想不被看好，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英雄也只能一时悲凉。孔子一生博学多才，又志在学问，于是收徒讲学，提倡仁道，以仁释礼。孔子提倡“仁学”思想最初旨在复兴周礼，振兴周王室的统治，官员能够端正本心、秉公执法，以德化恶，导民为善，不逾礼；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往来、尊长爱幼、邻里相敬、夫妇和睦，从而使国家兴盛，百姓富足安乐，社会和谐。
孔子的“仁”表现在重情，而不是滥情，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度”的问题，正如孔子在评价《关雎》时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透露出孔子所秉持的一种审美人格理想，即强调一种中庸、中和之美，注重的是一种合适的尺度与范围。中庸思想是孔子衡量美的尺度，《中庸》中说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在这里，孔子将中庸作为至德提高到仁的境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到“中，内也”、“雍，用也”，孔子也曾说过”过犹不及”，由此，可以分析出，中庸即不偏不倚，无过也无不及，一切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恰到好处，一切都相适应。孔子欲恢复周礼，也正是需要重拾中庸的精神，恢复社会秩序，这一切都要依赖“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来实现。
与同时期的西方古希腊文明的粗犷、豪放、纵情、欲望、野性的酒神精神相比，中华文明呈现出的是仁者爱人的日神精神这种美学特征。日神精神讲求稳重、理智、冷静、节制，而不是疯狂、没有限度。仁之特质是脉脉温情的、笃诚深广的，是一种超越感性范畴的理性存在。正如孔子所说“仁者乐山”、“仁者静”。中华美学追求的是一种谐同、中和的美学理念，不主张过分的情绪表现，比如大喜大悲，而是强调《关雎》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二、崇高的人格理想——悲壮之美
美乃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之美，而在所谓的存在者之中，人为贵，人乃天地之灵，万物之主。美不仅是自然之景的赏心悦目，也不仅是情与景的交融，更是人的一种超越性的内在精神的外显，是一种道德界面的人格情操。
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所处的时代，即春秋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的大变动时期，周天子的统治衰微，诸侯争霸，礼乐崩坏，周王室的地位岌岌可危。对于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孔子感到十分痛心愤怒，“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孔子一生主张积极入世，在做官期间，为人民做出许多实绩，为鲁国赢得声誉。由于孔子博学多才，被执政的季氏信任，但是孔子在帮助鲁国收回政权的运动中失败了，只好无奈地离开了鲁国。从此孔子周游列国，但是他所推行的治世方法不被重视，始终不得志，无法施展抱负。在那封建制度大崩溃的动乱时代，一直想为鲁国做出贡献的孔子，面对周礼被无情的破坏的现实，他以自己坚定的态度主张维护周礼并复兴王室，虽然这在当时人看来是迂阔的。然而孔子的智慧之处也由此显现，即变通的“以仁释礼”，由外在的约束转向个人内在的道德培养，即自发的向仁，铸就一种“杀身以成人”的崇高的人格魅力。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充斥着战火、残暴、贪欲、斗争和人性之恶。虽然孔子一生经历坎坷，壮志未酬，在仕途上屡受打击与排挤，但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磨砺，使得孔子的仁的思想如琢如磨，越发光采，铸就了孔子不屈的灵魂和坚强的意志，不断地将个人有限的生命注入到无限的社会生活中，甘之如饴，为中国古典美学增添了一种崇高的悲壮之美。
三、总结
孔子的仁美思想中的中庸之美与悲壮之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观照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它我们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人道与博爱精神的渊源，也正是我们华夏民族今日所要发扬和倡导之所在，所以，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努力地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不断去践行。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2]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3]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4]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