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在我看来并不尽然，或许说，回家的感觉酸甜苦辣更为恰切一些吧。人们对家的眷恋情感，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对回家的感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生经历，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和演绎。
　　光阴荏苒，人生如梦。回首往事，最为难忘的是知青岁月。在那激情燃烧，特殊的年代，团里和连队组织的开荒大会战一个紧接一个，知青们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挥舞锄头砍刀，拼命苦干，体力严重透支。下乡头一二年，尽管知青们内心想家想得发慌，但那年头到处在抓“阶级斗争”，抓“斗私批修”，抓“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谁也不敢贸然提出回家探亲的要求，彼此缄默不语，讳莫如深。有的知青把家里发来的“父病危，速回”，“母住院，盼归”之类的加急电报藏了起来，深夜里蒙着被盖偷着哭泣流泪；有的知青激进狂热夹杂着懵懂无知，提出“不消灭帝、修反，不实现祖国橡胶自给，就决不回家探亲”的口号，有的写下决心书发誓“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山区一辈子”，被连里和团里树为“先进典型”，广为宣传。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豪言壮语很快烟消灰灭，知青们纷纷提出申请，都把回家探亲当作漫长艰苦生活的短暂解脱，寻求那间歇的喘息。
　　我第一次回潮州探家，记得是在1972年的国庆节前夕，从偏僻的山区农场坐车到达海口后，几个结伴同行的知青直奔秀英码头去购买往广州的船票，只见售票处里三层，外三层，人头攒动，我们跻身到排队购票的长龙之中像蜗牛般缓慢地挪动发酸麻木的双腿。从中午到傍晚日落时分，那窄小的售票窗还是无情地关上了。没办法，我们唯有继续排队通宵等候，好在得到同行探家的海口知青的关照，从自己家中拿来了草席被单，让我们在码头附近打了个地铺，几个人凑合着轮换歇息打盹和排队，熬过了天气闷热，蚊虫叮咬的不眠之夜。第二天好不容易才买到船票，那一次我们坐的是临时改作运载旅客的“红旗号”货轮，偌大的货舱甲板，一溜排开仅有一张张草席的睡铺，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疲累不堪，好多晕船的连胆汁都快要吐了出来。到达广州港口后，又急匆匆地赶往汽车总站排队购买往潮州的车票，途中几经辗转才回到家。那年头没有手机电话可打，可苦了知青们家里的亲朋好友，提早到车站苦苦守候，掐着指头计算着归来的时辰，如碰上汽车晚点到站，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是归心似箭，舟车劳顿，一边是翘首热盼，望断天涯路。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家，已经是心力交瘁，浑身快散了架，要休息好几天才缓过气来。现在想想当年探家的旅途艰辛，知青们往往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尤其是探家归队时，知青亲属们托带的大包小包，一路上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包袱，更是苦不堪言。因此，多少年来，每当我从报刊和电视台看到春运期间那人流涌动的火爆场面，看到因暴风雪天气停车停航而滞留在车站、码头和机场旅客们那焦急无奈的神情，我不禁感同身受，总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愿：“让暴风雪快些停下来吧，让旅客们快些平平安安回家过年吧！”
　　前些年，我在官方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我国正在逐步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将不再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别，这意味着将撤除农民工准入城市的门槛，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对此，我感触万千，不久的将来，城乡之间或许会出现人口自由流动的“移民潮”。时至今日，在各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家庭里，都有一本当地公安机关核发的“户口簿”，记载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个人信息资料，那是城市人口身份的见证，从解放后一直沿袭使用至今。二十多年来，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居住，领取的是“暂住证”，始终难以改变农业人口身份的烙印。如今，历史即将改写新的一页。由此我又想起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纸“户口迁移证”，把我们一代知青锁定钉死在荒凉边远的海岛山区，由城市人口的身份变成农林工的身份，面临着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后代的严酷命运。幸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下乡知青回城政策，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才有了转机。像变戏法似的，经历了由“非转农”到“农转非”的曲折过程。下乡八年多，我先后三次回家探亲，每当短暂的探亲假进入倒计时，一家人便开始慌乱不安起来，留恋、忧伤、无奈、困惑、迷茫，心绪纷乱，百感交集。那时候，想想这边是养育我们长大的“老家”，即使再贫穷、再困苦也不嫌弃，又想想远在天涯海角的山区角落里，还有一个我们知青所谓的“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根在何处，家在何方，前途未卜，天命难知。还有那社会上世俗偏见对知青心灵上的伤害，更是难以忍受，心如刀绞。当年回家探亲时，我们知青由于长年的开荒大会战，个个晒得像非洲黑人一般，走到城里的大街上，令某些城里人刮目相看，投来异样厌恶鄙视的眼光，知青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城市的“弃儿”和“另类”，有的探家期间干脆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走亲访友，而探家期满滞留不归，也将成为城里的“黑户人口”。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包括整治遣返城里“盲流人口”，街道和居委曾多次组织清退滞留在城里的下乡知青，动员规劝他们归队，知青的家里人也爱莫能助，弄不好就会扣上“对抗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结果，别无选择，大多数知青只有认命，灰溜溜地返回农场那简陋的“老窝”安身立命，继续修理着地球，度日如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农垦建制后，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和转机，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一批又一批下乡知青通过招工、参军、保送上大学，以及办理“困退”、“病退”手续等不同途径，悄然地离开了农场，返回城里去，而对还留在农场的下乡知青来说，无形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流行着恐慌情绪，他们大多是无家庭背景，无后门可走，面临着扎根山区还是等待回城的艰难抉择。不少知青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仍处在苦等观望的水深火热之中，继续着马拉松式的恋爱生活，不敢草率结婚成家，因为这样一来，返城回家的一线希望将成泡影。当时农垦系统有一条不成条文的规定，凡是符合条件转干提干的，必须向组织承诺保证，在山区农场安家落户，否则一切免谈。当年我也有过同样的遭遇，1978年初，我被农垦总局借用写作期满返回农场，调到场部机关负责新闻报道工作，随后入了党，但在转干提干问题上卡了壳，组织科的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要么承诺扎根留在农场转干提干，要么只能是“以工代干”的待遇。我们几个在场部机关工作的潮汕知青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后者。那时，“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正在土崩瓦解，全国性的知青大回城浪潮已经形成，我也随波逐流地选择了现实主义，这不仅仅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还因为当年山区农场那生存环境条件的恶劣残酷，遥遥无期，前途渺茫，何时才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第三次探家期间，开始办理“照顾困退回城”的手续，断然舍弃那转干提干的机遇，在1978年底回到那魂绕梦牵，真正属于自己归宿的家乡。当年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耳边仿佛听到费翔所唱那首《故乡的云》“……眼前飘过故乡的云，一个声音在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我曾经豪情万丈，回来时却是空空的行囊，故乡的云啊，故乡的风，为我抚平创伤……”一曲未终，我已经潸然泪下！
　　我们家居住在市区城新路一带的楼房里，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整条楼道住着十几户人家，彼此的邻里关系很和谐融洽。前几年，各家的孩子像雨后春笋般长大了，陆陆续续考上大学，还有的已经毕业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一个个成为“飞鸽牌”，往日喧闹的楼道冷清了许多，孩子们匆匆上學的脚步声、父母的叮嘱声越来越稀少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邻居”，我曾戏谑地对大伙说，不用多久的时间，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之家。”幽默之中，略带几分失落、几分惆怅、几分无奈。花开花落，春去春来，每到春节和五一、国庆等节日，冷清的楼道又喧闹了起来，不时传来熟悉的笑声，带来了孩子们那青春的气息。邻里见了面，第一句话总是问：你家的孩子回来没有？什么时候回家过年？有没有带对象一起来？那段时间，家家户户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大人们跑前跑后，忙这忙那，张罗着给自家的孩子做可口的“潮州菜”，陪同孩子走亲访友，或是聚会，其乐融融。孩子们长大了，放飞了对“家”的观念改变了许多，不再固守“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思想，人各有志，只要年轻一代过得比我们这一代好就满足了，尽管守着空巢，平添了几多孤独和寂寞，但仍是坦然面对，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选自《长河》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