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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方谈话”贯穿着邓小平鲜明的实干精神。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阐述了实干精神的基本内涵，论述了倡导实干精神的主要原因，指明了落实实干精神的基本路径。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更要重新发现“南方谈话”的价值和力量，重温和发扬实干精神。
关键词：“南方谈话”；实干精神；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3-0081-03 “南方谈话”是指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长沙、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的重要谈话的简称。它“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1]，被认为是“解放思想的浩荡东风，是深化改革的浩荡东风，是扩大开放的浩荡东风，也是加快发展的浩荡东风”[2]。“南方谈话”有这么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其渗透了邓小平的实干精神。这种精神被全党全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切实转化为改革开发的强劲动力。“南方谈话”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而实干精神则是这种精髓的自然衍发。
一
对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之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他在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讲话。其实，此次南方之行是一个武昌——长沙——深圳——珠海——顺德——鹰潭——上海——南京——蚌埠的完整行程。他在上述各站的讲话重点中都贯穿着实干思想。
实干就是多做少说，多办实事，坚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在南方之行伊始武昌站，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3]。他痛批形式主义太多，还明确地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他一开始就以批评形式主义开端，足见其对此非常关注。这或许是他退休下来以后观察到的最严重的问题。针对形式主义多说话、少做事的突出特点，他进一步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3]382。 他接着例举了毛主席的主张：“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要精练，可以作为“多做少说”的典范，并进而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3]382。他接着进一步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内容[4]。
实干就是抓住机遇，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在长沙站，邓小平在听取了湖南省有关负责人关于湖南省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和目标的汇报后，指出：“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4]779。在这里，他强调了要抓住当前的大好机遇，不要徘徊不前，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而且要更大胆一点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实干就是实实在在地干实事，扎实快速地发展经济；不争论、大胆坚决地搞改革开放。实干就是要体现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在深圳，他再次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5]。谈到这里，他指着窗外的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4]783。在参观完华侨城驱车回宾馆途中，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4]783， “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5]31-32，“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5]32。针对沿海和内地的贫富差距问题，他提出了解决方案即扎扎实实地快速发展经济。在接见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时，他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4]784。 他进一步强调：“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6]451。
实干就是大胆地干、及时地总结实践经验；坚定不移地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在去珠海的途中，他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4]785。他又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4]786。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成功靠的是实践，靠的是实事求是。怎么实干呢？他在这里也作了回答，即要大胆地干、实事求是地及时地总结实践经验。在视察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的过程中，当他看到拐角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不求虚名，只求实干”的标语牌时，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4]787。这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实干”来表达他的思想，因此赞许地重复了一遍。在拱北，他再次强调：“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5]36。在谈到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时，他说：“当然，随着实践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4]789。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抓住时机推进改革。这也就是实干。在前往珠海度假村的途中，他再次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5]36。如此，他再次明确了实干方向——坚持发展。
实干的重点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把经济搞上去。在驱车前往顺德考察的途中，邓小平在同顺德县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顺德经济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4]791。这里，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实干的大前提：坚持改革开放。
实干就是抓住机遇，能跳还是要跳。在江西鹰潭站，他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志想不通，存在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5]39。
实干就是在坚持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创新改革思路。在上海视察期间，他指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5]42。我们牢牢把握一些不可动摇的基本东西不变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也比较容易动摇，这些东西一动摇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动乱，“六四”就是个例子。其实，“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1992年以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上都不是很稳定”[7] 381。那么，我们要推进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就必须坚持基本路线。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我们的新思路，我们的实干只能是在做无用功。 实干就是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在南京站，邓小平在听取江苏省负责人关于江苏改革开放相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要抓住时机……江苏条件比较好，应该发展得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点”。说到这里，他加重语气说：“我现在就怕丧失良机。要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4]795。在这里，他再一次明确了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
实干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在即将结束南方之行时，邓小平来到了蚌埠。刚下车，他就亲切地问蚌埠市负责同志：“去年你们这里受了大灾，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受过水灾的痕迹。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城市进水了没有？工业生产受到影响了吗？”[8]1由此可见，他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当听到蚌埠市负责人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蚌埠市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发展，他频频点头，满意地笑了，并说“都是靠大家干出来的，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的功劳”[8]1。实干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并改善人民生活。
二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对倡导实干精神的原因进行了阐述。
（一）发展论：“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武昌站，他在同湖北省负责人做简短谈话时说：“发展才是硬道理”[4]778。在珠海谈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时，他再次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5]36。从珠海驱车前往顺德考察途中，他在同佛山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4]789。再如，他再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9]。这个著名论断直到目前仍有很高的价值。
（二）稳定论：“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政策不稳，民心思变，就会开始对路线、方针、政策展开质疑，最终导致裹足不前，更别提实干。正如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3]371。的确，对一定时期内的一些敏感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影响整个发展进程。当然，这个稳定是政策的稳定。再如在拱北，他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4]789。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3]371。再如在南京站，他指出：“不能变，政策变不得”[4]795。可见，他对这一点坚定不移。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更是对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深刻把握。
（三）时机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在长沙站，他指出：“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4]779。 在深圳时，他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5]32。在去珠海的途中，他在听完广东省负责人关于试办特区和珠海的变化汇报后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4]786。在南京站，他再次指出：“要抓住时机，搞得快一点”，并进一步强调：“我现在就怕丧失良机。要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4]795。他强调：“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9]。他还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会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7]356。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重视“抓住时机”。“抓住时机”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判断时机；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时机——有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是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
三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论述了如何实干。
（一）不动摇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扭住一些不可动摇的基本东西不变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比较容易动摇。这是因为不同时期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到一些人对基本路线的看法。在南方之行伊始武昌站，邓小平就告诫湖北省负责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778。在深圳，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4]783，“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0]。他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6]451。这里已经明确地说要坚持基本路线，否则就是与人民为敌。在珠海视察时，他指出：“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9]97。决策只有不动摇才能给人民带来收益，人民才高兴。在拱北，他再次指出：“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4]789。我们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是因为这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是被广大劳动人民所认可的。那么，这个一百年怎么管呢？“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对一些已经得到实践证明的基本路线之类的东西不动摇。”[7]281这不是说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这种不动摇要求我们把它推向新的更高层次的水平上。
（二）生产力务实论：“三个有利于”
在武昌，邓小平就指出：“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779。在深圳，他又再次强调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不是其他标准。这是基于生产力状况的务实考虑，即一方面要重视生产力，另一方面要重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珠海视察高科技企业时，他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377。在视察完深圳、珠海之后，他得出结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370。他并且进一步阐释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370。
（三）共富论：“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深圳参观华侨城后驱车回宾馆途中，邓小平和陪同的同志谈话时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5]31。在这里，他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构想出来了，通过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他所关心的最大的实干即避免两极分化。正如他所说的：“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3]374。 （四）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同深圳市五套班子谈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时，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很大错误”[4]784。他还进一步强调：“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3]374。他明确要求坚决大胆地去试、去闯，不要怕犯错误。而且在去珠海的途中，他再次强调：“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很大错误”[4]785。还进一步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4]785。由此可见，他强调的“不争论”是为实干服务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1]，更别说实干了。
（五）两手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表述的“两手抓”思想有另外的涵义。在武昌，邓小平告诫湖北省负责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4]778。这里讲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手抓。而在深圳，他在同市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4]783。这里讲的两手抓却是“改革开放”和“打击犯罪活动”。他还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3]379。这里“改革开放”和“反对腐败”也可以看成两手抓。可见，“两手抓”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而阐发的。它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赋予其新的内容。
（六）关键论：“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在南方之行伊始武昌站，邓小平在同湖北省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4]779。在深圳，他在同广东省、市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关键是我们党内部要搞好”[5]31。再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380。
“南方谈话”坚定了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激起人民内心强大的发展动力，使得改革开放的航船劈波斩浪、驶向纵深。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更要重新发现“南方谈话”的价值和力量，重温和发扬实干精神。
参考文献：
[1] 赵晓光,刘杰.邓小平三起三落(第3版)[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91.
[2] 王东.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十个特点新论[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1,(4):13-15.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1.
[4] 钟文.百年小平: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78.
[5] 吕书正.南方谈话以后的中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1.
[6] 武市红,高屹.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41.
[7] 刘强伦,汪太理.邓小平卓越智慧[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381.
[8] 徐景仁.蚌铁分局的前生与今世[EB/OL].(200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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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开枝.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87.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总设计师邓小平[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52.
[11] 姜淑萍,张明杰,张曙.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209.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南方谈话”；实干精神；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3-0081-03 “南方谈话”是指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长沙、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的重要谈话的简称。它“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1]，被认为是“解放思想的浩荡东风，是深化改革的浩荡东风，是扩大开放的浩荡东风，也是加快发展的浩荡东风”[2]。“南方谈话”有这么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其渗透了邓小平的实干精神。这种精神被全党全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切实转化为改革开发的强劲动力。“南方谈话”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而实干精神则是这种精髓的自然衍发。
一
对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之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他在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讲话。其实，此次南方之行是一个武昌——长沙——深圳——珠海——顺德——鹰潭——上海——南京——蚌埠的完整行程。他在上述各站的讲话重点中都贯穿着实干思想。
实干就是多做少说，多办实事，坚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在南方之行伊始武昌站，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3]。他痛批形式主义太多，还明确地说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他一开始就以批评形式主义开端，足见其对此非常关注。这或许是他退休下来以后观察到的最严重的问题。针对形式主义多说话、少做事的突出特点，他进一步强调：“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3]382。 他接着例举了毛主席的主张：“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要精练，可以作为“多做少说”的典范，并进而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3]382。他接着进一步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内容[4]。
实干就是抓住机遇，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在长沙站，邓小平在听取了湖南省有关负责人关于湖南省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和目标的汇报后，指出：“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4]779。在这里，他强调了要抓住当前的大好机遇，不要徘徊不前，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而且要更大胆一点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实干就是实实在在地干实事，扎实快速地发展经济；不争论、大胆坚决地搞改革开放。实干就是要体现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在深圳，他再次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5]。谈到这里，他指着窗外的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4]783。在参观完华侨城驱车回宾馆途中，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4]783， “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5]31-32，“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5]32。针对沿海和内地的贫富差距问题，他提出了解决方案即扎扎实实地快速发展经济。在接见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时，他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4]784。 他进一步强调：“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6]451。
实干就是大胆地干、及时地总结实践经验；坚定不移地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在去珠海的途中，他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4]785。他又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4]786。在这里，他明确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成功靠的是实践，靠的是实事求是。怎么实干呢？他在这里也作了回答，即要大胆地干、实事求是地及时地总结实践经验。在视察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的过程中，当他看到拐角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不求虚名，只求实干”的标语牌时，赞许地说：“对，就是要实干”[4]787。这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实干”来表达他的思想，因此赞许地重复了一遍。在拱北，他再次强调：“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5]36。在谈到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时，他说：“当然，随着实践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4]789。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抓住时机推进改革。这也就是实干。在前往珠海度假村的途中，他再次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5]36。如此，他再次明确了实干方向——坚持发展。
实干的重点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把经济搞上去。在驱车前往顺德考察的途中，邓小平在同顺德县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顺德经济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4]791。这里，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实干的大前提：坚持改革开放。
实干就是抓住机遇，能跳还是要跳。在江西鹰潭站，他说：“改革从农村起步，刚开始时有些同志想不通，存在疑虑，有的人还害怕是搞资本主义。但我们等待，既不给他们戴帽子，也不搞批判，做出成绩让他们看……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5]39。
实干就是在坚持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创新改革思路。在上海视察期间，他指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5]42。我们牢牢把握一些不可动摇的基本东西不变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也比较容易动摇，这些东西一动摇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动乱，“六四”就是个例子。其实，“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1992年以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上都不是很稳定”[7] 381。那么，我们要推进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就必须坚持基本路线。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我们的新思路，我们的实干只能是在做无用功。 实干就是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在南京站，邓小平在听取江苏省负责人关于江苏改革开放相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要抓住时机……江苏条件比较好，应该发展得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点”。说到这里，他加重语气说：“我现在就怕丧失良机。要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4]795。在这里，他再一次明确了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
实干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在即将结束南方之行时，邓小平来到了蚌埠。刚下车，他就亲切地问蚌埠市负责同志：“去年你们这里受了大灾，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受过水灾的痕迹。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城市进水了没有？工业生产受到影响了吗？”[8]1由此可见，他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当听到蚌埠市负责人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蚌埠市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发展，他频频点头，满意地笑了，并说“都是靠大家干出来的，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的功劳”[8]1。实干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并改善人民生活。
二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对倡导实干精神的原因进行了阐述。
（一）发展论：“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武昌站，他在同湖北省负责人做简短谈话时说：“发展才是硬道理”[4]778。在珠海谈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时，他再次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5]36。从珠海驱车前往顺德考察途中，他在同佛山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4]789。再如，他再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9]。这个著名论断直到目前仍有很高的价值。
（二）稳定论：“改革开放政策要稳定，不能变”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政策不稳，民心思变，就会开始对路线、方针、政策展开质疑，最终导致裹足不前，更别提实干。正如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3]371。的确，对一定时期内的一些敏感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影响整个发展进程。当然，这个稳定是政策的稳定。再如在拱北，他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4]789。他还进一步强调说：“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3]371。再如在南京站，他指出：“不能变，政策变不得”[4]795。可见，他对这一点坚定不移。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更是对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深刻把握。
（三）时机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在长沙站，他指出：“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4]779。 在深圳时，他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5]32。在去珠海的途中，他在听完广东省负责人关于试办特区和珠海的变化汇报后再次强调：“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4]786。在南京站，他再次指出：“要抓住时机，搞得快一点”，并进一步强调：“我现在就怕丧失良机。要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4]795。他强调：“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9]。他还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会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7]356。可以看出，他是非常重视“抓住时机”。“抓住时机”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判断时机；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时机——有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是什么时机就抓什么时机。
三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论述了如何实干。
（一）不动摇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扭住一些不可动摇的基本东西不变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比较容易动摇。这是因为不同时期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到一些人对基本路线的看法。在南方之行伊始武昌站，邓小平就告诫湖北省负责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778。在深圳，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4]783，“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0]。他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6]451。这里已经明确地说要坚持基本路线，否则就是与人民为敌。在珠海视察时，他指出：“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9]97。决策只有不动摇才能给人民带来收益，人民才高兴。在拱北，他再次指出：“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4]789。我们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是因为这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是被广大劳动人民所认可的。那么，这个一百年怎么管呢？“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对一些已经得到实践证明的基本路线之类的东西不动摇。”[7]281这不是说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这种不动摇要求我们把它推向新的更高层次的水平上。
（二）生产力务实论：“三个有利于”
在武昌，邓小平就指出：“办事情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779。在深圳，他又再次强调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不是其他标准。这是基于生产力状况的务实考虑，即一方面要重视生产力，另一方面要重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珠海视察高科技企业时，他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377。在视察完深圳、珠海之后，他得出结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370。他并且进一步阐释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370。
（三）共富论：“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深圳参观华侨城后驱车回宾馆途中，邓小平和陪同的同志谈话时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5]31。在这里，他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构想出来了，通过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他所关心的最大的实干即避免两极分化。正如他所说的：“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3]374。 （四）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同深圳市五套班子谈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时，邓小平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很大错误”[4]784。他还进一步强调：“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3]374。他明确要求坚决大胆地去试、去闯，不要怕犯错误。而且在去珠海的途中，他再次强调：“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很大错误”[4]785。还进一步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4]785。由此可见，他强调的“不争论”是为实干服务的，“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1]，更别说实干了。
（五）两手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表述的“两手抓”思想有另外的涵义。在武昌，邓小平告诫湖北省负责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4]778。这里讲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手抓。而在深圳，他在同市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4]783。这里讲的两手抓却是“改革开放”和“打击犯罪活动”。他还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3]379。这里“改革开放”和“反对腐败”也可以看成两手抓。可见，“两手抓”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而阐发的。它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赋予其新的内容。
（六）关键论：“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在南方之行伊始武昌站，邓小平在同湖北省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关键在党”[4]779。在深圳，他在同广东省、市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关键是我们党内部要搞好”[5]31。再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380。
“南方谈话”坚定了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激起人民内心强大的发展动力，使得改革开放的航船劈波斩浪、驶向纵深。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更要重新发现“南方谈话”的价值和力量，重温和发扬实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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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