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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蚂节和花山岩画中的核心角色“土司”“大人”都是壮民族社会依生关系的体现，在这两种仪式活动中凝聚了壮族人民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和社会治理目的，包蕴了多重文化符号、凝聚了族群多重力量。壮族人民在这样的全民聚会狂欢活动中获得精神的归属、心理的安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实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社会治理者借助仪式象征获得了族群的认同与统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实现，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稳固及南疆边地民族社会的建构、民族性的加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边地;社会整合;仪式;蚂节;花山岩画
【作 者】何永艳，云南大学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145-009
红水河流域壮族“蚂节”与左江流域花山岩画是联系紧密的壮民族文化事象，二者都位于以壮族为主体的祖国南疆地域。“边疆有时是帝国的政治边界，更经常处于政治体制内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罅隙之中。”[1]边疆既是地理上的边疆也是文化上的边疆，其在政治、语言、宗教信仰、习俗等多方面都与汉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疏离，因此，文化软实力尤其是宗教信仰、习俗、仪式在社会治理过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成为南疆边地壮民族家园聚落内边地治理中社会建构、社会整合、民族凝聚的重要力量。
一、蚂节是那地土司时期社会整合的仪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与西南云贵高原余脉相连，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崇宁（1106年）吾隘设那、地二州，1368年那、地二州合并，土司罗氏世袭土官，治所即在吾隘镇那地村，该地区的土司管辖历史一直到民国初年改土归流时期才结束，土司历史长达900余年，对当地文化影响较深，有石碑为证：“那地，地处南丹县的西南面，1927年尚称为那地土州，1928年成为河池县十一区，管四哨十八石，地处交通要冲，是天峨、东兰、南丹等县沿红水河两岸的政治、经济中心。”1
（一）那地蚂节与土司渊源深厚
“蚂节”是红水河流域诸多节日中节庆时间最长、仪式最复杂、最隆重的一个，是该区域稻作节日的典范。
首先，那地蚂节的确立、流传与土司政治有渊源。
从广西东兰、凤山、巴马一带的《蚂歌》可知壮族蚂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姆六甲母系氏族社会。民国《河池县志》中就有记载：“是月（即正月，笔者注），各哨村民皆埋蚂，众铙鼓送之，坟上遍插色旗，至除夕发现蟆骨色以卜来岁祥祲。”[2]316现如今举办“蚂节”的村镇有红水河流域的天峨县、东兰县、南丹县的部分村庄，世居民族皆为壮族，与铜鼓分布区域重合， “据当地文化部门调查，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东兰、南丹、天峨三县壮族民间举行蚂节活动的村屯或修建的蚂坟就有300处以上”[3]16。巴马、凤山壮族民间蚂节逐渐消失，天峨、南丹、东兰三县的蚂节传承至今，南丹县以那地村为中心周围数十个村屯现今依然流行蚂节活动，2018年2月25—26日两天那地村集中举办蚂节活动 。
笔者在节目册上看到了本地关于“蚂节”的蚂传说1，传说中讲道：夜郎国时代，那地州连年闹“蝗兵”灾，夜郎王下令谁能带兵征剿“蝗兵”便封为大将并招之为驸马，那地名叫骆吉的青年披上蚂皮衣讨伐“蝗兵”取得胜利，骆吉不愿当驸马，皇帝令人烧了他的蚂衣，骆吉不久便死去，当地人认为他是天上蚂星转世，要想消灭蝗虫就必须每年农历正月选个吉日为蚂节，安葬蚂，开棺材观看蚂遗骨，男女老少跳蚂舞、唱蚂歌、吃蚂饭，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地村的蚂传说具有夜郎国的历史背景。英雄骆吉奉旨作为大将消灭“蝗兵”，立功后被招为驸马不从被皇帝害死，这样的情节表述隐约可见政治权力的影子。骆吉是借助了蚂的力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下令讨伐“蝗兵”、烧蚂衣害死骆吉的人是皇帝，他是蚂节诞生的官方强制力量。
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祭蚂的环节中师公戴启初在拐卜得了吉卦之后开始为蚂召魂，他一边跳师公舞一边念诵蟾祖祭词，笔者发现那地村《蟾祖祭词》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那地“蚂节”与当地土司文化的深厚渊源以及它对壮族人民的意义，这份祭词的日期和署名为“咸丰九年孟春 腾皋夜撰”2，表明这份蟾祖祭词是由那地清朝土司罗腾皋于1859年一个孟春之夜所“撰”。这则祭词是罗腾皋原创还是记录、改写、保存已经难以考证，但它的确为那地蚂节找到了最为权威、久远的来源，将那地蚂节与壮族先民的原始起点及历史进程相联系，制定了当地蚂节最为高端的规则与基调。那地土司重视通过文化管理和意识形态凝聚来巩固地方统治，“蚂节”民俗活动中有几个文化项目都是土司组织进行并世代流传下来的，加之这里交通闭塞、文化封闭，“蚂节”也因此传承不断。2018年那地村“蚂节”主要举行场地那地小学即为原那地州土司衙府所在地，蚂亭是土司衙府的一部分，至今还保留着那地土司照壁、罗氏祖祠碑等文化遗迹。
以上事实让我们看到蚂节民俗文化表征背后的权力因素，很明显，那地村的“蚂节”具有独特的土司文化背景，让其与当地历史政治具有了紧密的深层关联。
（二）土司时期蚂节成为社会整合的仪式
首先，土司曾是那地村蚂节活动的主要角色。
笔者田野调查点那地村是红水河流域壮族蚂节活动最活跃、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村落。据南丹县非遗中心主任谭安强和铜鼓专家梁富林所言，那地土司在当地“蚂节”的传承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是土司治理时期“蚂节”活动的主要角色，是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主持者，可以说是集军事、政治和宗教祭祀大权于一身的大祭司。
从组织成员来看，那地“蚂节”程序复杂、分工细密，显现出族群、地缘和家族传承的结合，土司时期的核心领导者是土司，还有民间组织“蚂社”专门负责蚂活动的协调，“在节日中人们还要遵守一定的禁忌和规约，以习惯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节日的正常进行”[4]48。 其次，通过蚂节的祭蚂、葬蚂、吃蚂饭、蚂歌会、禁忌习俗、游艺活动等仪式内容，土司权力地位得到巩固，族群认同与构建得以提升。
蚂节是那地村全民参与的盛会，从吃蚂饭这一特殊的仪式环节即可对其社会协调与整合意义模式窥见一斑。首先，蚂饭对于当地壮族群众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大事，具有吃蚂饭资格的必须是已经成年的族人，因此这一活动就具有了成人仪式的作用，是对族人的身份、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的一种标识和认同。其次，在吃蚂饭的过程中，壮族民间传统的村老头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老在其中扮演着顾问的重要角色，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和定夺，村与村之间的关系、各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等都会在吃蚂饭的过程中由村老出面协调解决。再次，在吃蚂饭的过程中，人人动手、分工协作、共同筹办，以神圣严肃、平静认真、有礼有节的姿态来享用这一顿祈神求福的神圣之餐，以求获得蚂之灵气与保佑。
从蚂节蚂歌会的热闹场面和多重社会意义功能也可以看到蚂节的社会功能实现模式。现在人们举行蚂节活动，已不单纯是祭祀蚂，蚂节发展成为一种集祭祀、娱乐、对歌、交友、聚会为一体的传统节日。在蚂歌会中，“各村都相互通报，盛情邀请，四方宾客欢聚一起，互相宴请，相互交流，尽情歌唱”[5]，“能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加深彼此的感情，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6]。通过节日活动，向青年人进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传播、生产知识交流、对唱山歌技巧，对增强全村的团结，培育和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良文化，培养青年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增进与邻村的友好感情，都具有积极而明显的作用。
除了蚂节组织者具有规范秩序外，在蚂节上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禁忌习俗，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在蚂歌会中有不允许血亲对歌、男女有严格的对歌距离、不允许调戏妇女等规矩，如有犯者，“蚂头”和村老有权处置。在东兰巴英闹蚂时会有七位特殊的面具人物和二十一位手持木棍的彩相维持秩序。在蚂节上用拦客杆拦客吃饭的习俗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蚂节上还会有一些游艺活动，如那地村的地牯牛竞赛，纳洞村的老虎撵猪、蚂跳塘、扳腰、大水翻坝、搭人山、虎擒羊等活动，这些习俗虽然不具有政治色彩，但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间交流、化解矛盾、规范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活跃民族情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总之，土司时期，土司在蚂节仪式的确立、传承和展演方面曾担任核心角色，在“蚂节”仪式活动中，全体族群共同宣示对青蛙的崇拜观念，全民聚会、歌舞欢腾，族群的凝聚力、认同感得以提升，“蚂节”是“坚定信心、整合智慧、交流经验、促成共识的一次盛会，是民族文化展示、传承的现场会，是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的隆重祭典，是青年男女以歌会友、依歌传情、倚歌择偶的交际会”[3]149。那地村“蚂节”与土司文化的紧密关联使得这一民俗节日具有了促进族群认同和归属感、增强集体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在土司治理时期，“蚂节”超越了文化节日的功能，不仅仅是一个意义模式，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具有了构建和塑造社会结构的社会功能。
二、花山岩画曾是骆越先民社会整合的仪式
花山岩画是左江流域壮族那文化的结晶，其生业基础是稻作农业，壮族先民生存环境、社会环境的相对多变性和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是刺激他们以花山岩画的绘制这一文化适应行为来引起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一）花山岩画的诞生无法脱离社会环境
人是社会的动物，岩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必定脱离不了其创作者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花山岩画的产生必然以一定的生业经济模式和社会环境为依托。
首先，花山岩画的创作者为壮族先民瓯骆族群，花山岩画必定脱胎于这一族群的社会结构之中。
周秦和汉代活动于今广西地区的人们，被称为骆越或西瓯，有时则西瓯、骆越并称，早在周代就有历史记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楚越地区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生计的“饭稻羹鱼”的社会经济形态，《交州外域记》记载了骆越地区以骆田为食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以骆王、骆侯、骆将为领导机构，以骆民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设骆王，骆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骆将，骆将铜印青绶。”[7]642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骆越地区在花山岩画绘制时期以稻作农耕为经济主导，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传统形态，已有阶级社会的萌芽，人们依然是在各种传统思想的主导下生活着，饭稻羹鱼、自给自足、民风淳朴、少私寡欲、生死豁达，有世外桃源之景象。
百越“各有种姓”、杂居共处，骆越是“百越”中的一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生成了具有独特性的断发文身、错臂左衽、性习于水、喜居干栏、铸造铜鼓等民族风俗。秦统一岭南以前，壮族先民处于自主发展的由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壮族先民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壮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5000年前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畜牧农耕代替了漁猎采集，“石祖”“陶祖”作为男性崇拜的象征开始出现。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壮族先民进入铜器时代，开始制作铜钺、铜钟、铜剑等器具，原始社会逐步解体，阶级意识悄然出现，出现领袖与平民的等级差别。商以后壮族地区氏族社会瓦解，进入奴隶社会，形成了奴隶主、君、王、侯、将、都老等级体制。后来，西瓯部落与秦军战斗数年，以秦始皇统一岭南为分界线，壮族地区被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其次，花山岩画的绘制处于骆越方国发展强盛时期，当时的社会结构具备组织大型岩画绘制和仪式活动的制度力量。
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左江花山岩画时间断代为战国至东汉的近700年的时间，这一时间段正好处于骆越方国强盛时期。梁庭望教授在其新作《骆越方国研究》中结合大量考古发现和历史推断认为在秦统一岭南前，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商代后期，壮族先民已建立骆越方国，并进入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东方奴隶制社会，“花山岩画为壮族先民骆越人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8]。这一论点得到了各个学科的证实。可见，花山岩画具有深厚的族群历史背景，是百越族群瓯骆部落中的骆越族群的智慧结晶，而宋明时期形成的壮族就是西瓯、骆越的后裔民族之一。“骆越方国范围大体是：北界至红水河一线，西界至句町国，东界玉林、海南岛，南界至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钦州、防城港和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骆越族群及其方国的政治中心和古都，有可能在中国广西左江流域和邕江流域一带的某地”[9]，左江流域花山岩画带正好处于骆越方国的核心地带。可见，称花山岩画的作者为壮族先民骆越人在时空上都是吻合的，花山岩画是骆越方国的文化典范。可见，当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组织大型族群仪式活动的制度力量，花山岩画的制作、祭祀仪式等对于左江流域或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的建构、族群意识的认同、族群文化的稳固发展以及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壮族先民创作花山岩画的仪式活动过程与那地村“蚂节”一样在当地的社会建构、族群文化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人”通过花山岩画祭祀仪式、岩画绘制仪式确立自己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地位，以“蹲踞式蛙形人”为原型图式的岩画图像在被统治阶层固定规范化后俨然具有了政治权力的意味，以“大人”为核心的岩画内容将“大人”的等级、权威力量在一次次的膜拜中内化入族群大众的集体观念之中，以“大人”为统领的岩画绘制在长达700年的历史时间中铜鼓年复一年的仪式展演过程，一次次地显示了首领的权力和地位合法性，壮族先民的族群认同不断构建提升，“我们”意识不断增强。“青蛙”成为该地区全民崇拜的文化意象，岩画绘制地点成为天、地、神、人沟通的族群圣殿，同时又具有了社亭社祭的功能，岩画绘制成为社会整合的仪式。
总之，花山岩画和蚂节仪式都在文化上整合强化了族群的向心力，承担了保障全民生产生存和美好生活顺利进行、整合社会力量、增强族群凝聚力、传递知识信息、协调社会关系、祈求生产丰收、族群繁衍生殖、表达宗教信仰和宇宙观念、媚神娱人等多重复合职能，承载了多重的文化符号，在族群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社会作用，在红水河与左江流域壮民族家园聚落共同地域内为共同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基础上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民族社会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南疆边地壮族社会整合的仪式。
结 语
总之，在土司治理时期，“土司”在那地村蚂节的确立、传承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祭蚂、葬蚂、吃蚂饭、蚂歌会、禁忌习俗、游艺活动等仪式内容，土司权力地位得到巩固，族群力量得到整合、认同与构建得以提升。规模庞大、规制统一的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在统一的社会表征、规范和精神信仰之下集体意志的结晶，花山岩画的绘制和仪式展演过程与骆越先民高度统一的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耦合并进，成为骆越先民进行社会整合的仪式。蚂节中的“土司”、花山岩画的“大人”都是壮民族家园聚落共同地域内社会依生关系的体现，包蕴了多重文化符号，凝聚了族群多重力量，这两种仪式活动均凝聚了壮族人民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和社会治理目的;族群大众在这样的全民聚会狂欢活动均获得精神的归属、心理的安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实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社会治理者借助仪式象征获得了族群的认同与统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实现，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稳固及南疆边地民族社会的建构和民族性的加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彰显了壮族人民借助青蛙崇拜表达的对生命永恒、种群繁衍、稻作丰收的追求，体现了壮族人民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花山岩画与蚂节作为权力的文化符号象征、发挥社会建构的功能作用逐渐被削弱分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将呈现出壮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与崭新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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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梁庭望，厉声.骆越方国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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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杜杉杉，译;刘钦，审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HUASHAN ROCK PAINTING AND MAGUAI FESTIVAL：CEREMONY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ZHUANG IN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The Second Paper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uashan
Rock Paintinghs and The Maguai Festival
He Yongyan
Abstract："Chieftain" and "Huge portrait"，the core characters of Huashan Rock Painting and Maguai Festival are all the embodiment of social dependence of the Zhuang. The common beliefs，cultural symbols and social governance purposes of the Zhuang are condensed in the two ritual activities. The Zhuang gain spiritual affiliation，psychological comfort，courage confidence of lif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motional bursts and catharsis in such a national gathering and carnival. The social administrators use the ritual symbol to obtain the legitimacy of ethnic identity and domination，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Key Words：border areas;social integration;ceremony;Huashan rock painting;Maguai Festival
〔责任编辑：陈家柳〕
【关键词】边地;社会整合;仪式;蚂节;花山岩画
【作 者】何永艳，云南大学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5-0145-009
红水河流域壮族“蚂节”与左江流域花山岩画是联系紧密的壮民族文化事象，二者都位于以壮族为主体的祖国南疆地域。“边疆有时是帝国的政治边界，更经常处于政治体制内的社会、经济或文化罅隙之中。”[1]边疆既是地理上的边疆也是文化上的边疆，其在政治、语言、宗教信仰、习俗等多方面都与汉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疏离，因此，文化软实力尤其是宗教信仰、习俗、仪式在社会治理过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成为南疆边地壮民族家园聚落内边地治理中社会建构、社会整合、民族凝聚的重要力量。
一、蚂节是那地土司时期社会整合的仪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与西南云贵高原余脉相连，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崇宁（1106年）吾隘设那、地二州，1368年那、地二州合并，土司罗氏世袭土官，治所即在吾隘镇那地村，该地区的土司管辖历史一直到民国初年改土归流时期才结束，土司历史长达900余年，对当地文化影响较深，有石碑为证：“那地，地处南丹县的西南面，1927年尚称为那地土州，1928年成为河池县十一区，管四哨十八石，地处交通要冲，是天峨、东兰、南丹等县沿红水河两岸的政治、经济中心。”1
（一）那地蚂节与土司渊源深厚
“蚂节”是红水河流域诸多节日中节庆时间最长、仪式最复杂、最隆重的一个，是该区域稻作节日的典范。
首先，那地蚂节的确立、流传与土司政治有渊源。
从广西东兰、凤山、巴马一带的《蚂歌》可知壮族蚂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姆六甲母系氏族社会。民国《河池县志》中就有记载：“是月（即正月，笔者注），各哨村民皆埋蚂，众铙鼓送之，坟上遍插色旗，至除夕发现蟆骨色以卜来岁祥祲。”[2]316现如今举办“蚂节”的村镇有红水河流域的天峨县、东兰县、南丹县的部分村庄，世居民族皆为壮族，与铜鼓分布区域重合， “据当地文化部门调查，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东兰、南丹、天峨三县壮族民间举行蚂节活动的村屯或修建的蚂坟就有300处以上”[3]16。巴马、凤山壮族民间蚂节逐渐消失，天峨、南丹、东兰三县的蚂节传承至今，南丹县以那地村为中心周围数十个村屯现今依然流行蚂节活动，2018年2月25—26日两天那地村集中举办蚂节活动 。
笔者在节目册上看到了本地关于“蚂节”的蚂传说1，传说中讲道：夜郎国时代，那地州连年闹“蝗兵”灾，夜郎王下令谁能带兵征剿“蝗兵”便封为大将并招之为驸马，那地名叫骆吉的青年披上蚂皮衣讨伐“蝗兵”取得胜利，骆吉不愿当驸马，皇帝令人烧了他的蚂衣，骆吉不久便死去，当地人认为他是天上蚂星转世，要想消灭蝗虫就必须每年农历正月选个吉日为蚂节，安葬蚂，开棺材观看蚂遗骨，男女老少跳蚂舞、唱蚂歌、吃蚂饭，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地村的蚂传说具有夜郎国的历史背景。英雄骆吉奉旨作为大将消灭“蝗兵”，立功后被招为驸马不从被皇帝害死，这样的情节表述隐约可见政治权力的影子。骆吉是借助了蚂的力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下令讨伐“蝗兵”、烧蚂衣害死骆吉的人是皇帝，他是蚂节诞生的官方强制力量。
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祭蚂的环节中师公戴启初在拐卜得了吉卦之后开始为蚂召魂，他一边跳师公舞一边念诵蟾祖祭词，笔者发现那地村《蟾祖祭词》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那地“蚂节”与当地土司文化的深厚渊源以及它对壮族人民的意义，这份祭词的日期和署名为“咸丰九年孟春 腾皋夜撰”2，表明这份蟾祖祭词是由那地清朝土司罗腾皋于1859年一个孟春之夜所“撰”。这则祭词是罗腾皋原创还是记录、改写、保存已经难以考证，但它的确为那地蚂节找到了最为权威、久远的来源，将那地蚂节与壮族先民的原始起点及历史进程相联系，制定了当地蚂节最为高端的规则与基调。那地土司重视通过文化管理和意识形态凝聚来巩固地方统治，“蚂节”民俗活动中有几个文化项目都是土司组织进行并世代流传下来的，加之这里交通闭塞、文化封闭，“蚂节”也因此传承不断。2018年那地村“蚂节”主要举行场地那地小学即为原那地州土司衙府所在地，蚂亭是土司衙府的一部分，至今还保留着那地土司照壁、罗氏祖祠碑等文化遗迹。
以上事实让我们看到蚂节民俗文化表征背后的权力因素，很明显，那地村的“蚂节”具有独特的土司文化背景，让其与当地历史政治具有了紧密的深层关联。
（二）土司时期蚂节成为社会整合的仪式
首先，土司曾是那地村蚂节活动的主要角色。
笔者田野调查点那地村是红水河流域壮族蚂节活动最活跃、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村落。据南丹县非遗中心主任谭安强和铜鼓专家梁富林所言，那地土司在当地“蚂节”的传承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是土司治理时期“蚂节”活动的主要角色，是这一活动的发起者、主持者，可以说是集军事、政治和宗教祭祀大权于一身的大祭司。
从组织成员来看，那地“蚂节”程序复杂、分工细密，显现出族群、地缘和家族传承的结合，土司时期的核心领导者是土司，还有民间组织“蚂社”专门负责蚂活动的协调，“在节日中人们还要遵守一定的禁忌和规约，以习惯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节日的正常进行”[4]48。 其次，通过蚂节的祭蚂、葬蚂、吃蚂饭、蚂歌会、禁忌习俗、游艺活动等仪式内容，土司权力地位得到巩固，族群认同与构建得以提升。
蚂节是那地村全民参与的盛会，从吃蚂饭这一特殊的仪式环节即可对其社会协调与整合意义模式窥见一斑。首先，蚂饭对于当地壮族群众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大事，具有吃蚂饭资格的必须是已经成年的族人，因此这一活动就具有了成人仪式的作用，是对族人的身份、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的一种标识和认同。其次，在吃蚂饭的过程中，壮族民间传统的村老头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村老在其中扮演着顾问的重要角色，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和定夺，村与村之间的关系、各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等都会在吃蚂饭的过程中由村老出面协调解决。再次，在吃蚂饭的过程中，人人动手、分工协作、共同筹办，以神圣严肃、平静认真、有礼有节的姿态来享用这一顿祈神求福的神圣之餐，以求获得蚂之灵气与保佑。
从蚂节蚂歌会的热闹场面和多重社会意义功能也可以看到蚂节的社会功能实现模式。现在人们举行蚂节活动，已不单纯是祭祀蚂，蚂节发展成为一种集祭祀、娱乐、对歌、交友、聚会为一体的传统节日。在蚂歌会中，“各村都相互通报，盛情邀请，四方宾客欢聚一起，互相宴请，相互交流，尽情歌唱”[5]，“能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加深彼此的感情，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6]。通过节日活动，向青年人进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传播、生产知识交流、对唱山歌技巧，对增强全村的团结，培育和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良文化，培养青年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增进与邻村的友好感情，都具有积极而明显的作用。
除了蚂节组织者具有规范秩序外，在蚂节上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禁忌习俗，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在蚂歌会中有不允许血亲对歌、男女有严格的对歌距离、不允许调戏妇女等规矩，如有犯者，“蚂头”和村老有权处置。在东兰巴英闹蚂时会有七位特殊的面具人物和二十一位手持木棍的彩相维持秩序。在蚂节上用拦客杆拦客吃饭的习俗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蚂节上还会有一些游艺活动，如那地村的地牯牛竞赛，纳洞村的老虎撵猪、蚂跳塘、扳腰、大水翻坝、搭人山、虎擒羊等活动，这些习俗虽然不具有政治色彩，但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间交流、化解矛盾、规范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活跃民族情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总之，土司时期，土司在蚂节仪式的确立、传承和展演方面曾担任核心角色，在“蚂节”仪式活动中，全体族群共同宣示对青蛙的崇拜观念，全民聚会、歌舞欢腾，族群的凝聚力、认同感得以提升，“蚂节”是“坚定信心、整合智慧、交流经验、促成共识的一次盛会，是民族文化展示、传承的现场会，是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的隆重祭典，是青年男女以歌会友、依歌传情、倚歌择偶的交际会”[3]149。那地村“蚂节”与土司文化的紧密关联使得这一民俗节日具有了促进族群认同和归属感、增强集体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在土司治理时期，“蚂节”超越了文化节日的功能，不仅仅是一个意义模式，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具有了构建和塑造社会结构的社会功能。
二、花山岩画曾是骆越先民社会整合的仪式
花山岩画是左江流域壮族那文化的结晶，其生业基础是稻作农业，壮族先民生存环境、社会环境的相对多变性和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是刺激他们以花山岩画的绘制这一文化适应行为来引起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一）花山岩画的诞生无法脱离社会环境
人是社会的动物，岩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必定脱离不了其创作者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花山岩画的产生必然以一定的生业经济模式和社会环境为依托。
首先，花山岩画的创作者为壮族先民瓯骆族群，花山岩画必定脱胎于这一族群的社会结构之中。
周秦和汉代活动于今广西地区的人们，被称为骆越或西瓯，有时则西瓯、骆越并称，早在周代就有历史记载。《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楚越地区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生计的“饭稻羹鱼”的社会经济形态，《交州外域记》记载了骆越地区以骆田为食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以骆王、骆侯、骆将为领导机构，以骆民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设骆王，骆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骆将，骆将铜印青绶。”[7]642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骆越地区在花山岩画绘制时期以稻作农耕为经济主导，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传统形态，已有阶级社会的萌芽，人们依然是在各种传统思想的主导下生活着，饭稻羹鱼、自给自足、民风淳朴、少私寡欲、生死豁达，有世外桃源之景象。
百越“各有种姓”、杂居共处，骆越是“百越”中的一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生成了具有独特性的断发文身、错臂左衽、性习于水、喜居干栏、铸造铜鼓等民族风俗。秦统一岭南以前，壮族先民处于自主发展的由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壮族先民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壮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5000年前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畜牧农耕代替了漁猎采集，“石祖”“陶祖”作为男性崇拜的象征开始出现。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壮族先民进入铜器时代，开始制作铜钺、铜钟、铜剑等器具，原始社会逐步解体，阶级意识悄然出现，出现领袖与平民的等级差别。商以后壮族地区氏族社会瓦解，进入奴隶社会，形成了奴隶主、君、王、侯、将、都老等级体制。后来，西瓯部落与秦军战斗数年，以秦始皇统一岭南为分界线，壮族地区被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
其次，花山岩画的绘制处于骆越方国发展强盛时期，当时的社会结构具备组织大型岩画绘制和仪式活动的制度力量。
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左江花山岩画时间断代为战国至东汉的近700年的时间，这一时间段正好处于骆越方国强盛时期。梁庭望教授在其新作《骆越方国研究》中结合大量考古发现和历史推断认为在秦统一岭南前，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商代后期，壮族先民已建立骆越方国，并进入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东方奴隶制社会，“花山岩画为壮族先民骆越人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8]。这一论点得到了各个学科的证实。可见，花山岩画具有深厚的族群历史背景，是百越族群瓯骆部落中的骆越族群的智慧结晶，而宋明时期形成的壮族就是西瓯、骆越的后裔民族之一。“骆越方国范围大体是：北界至红水河一线，西界至句町国，东界玉林、海南岛，南界至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钦州、防城港和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骆越族群及其方国的政治中心和古都，有可能在中国广西左江流域和邕江流域一带的某地”[9]，左江流域花山岩画带正好处于骆越方国的核心地带。可见，称花山岩画的作者为壮族先民骆越人在时空上都是吻合的，花山岩画是骆越方国的文化典范。可见，当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具备组织大型族群仪式活动的制度力量，花山岩画的制作、祭祀仪式等对于左江流域或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的建构、族群意识的认同、族群文化的稳固发展以及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壮族先民创作花山岩画的仪式活动过程与那地村“蚂节”一样在当地的社会建构、族群文化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人”通过花山岩画祭祀仪式、岩画绘制仪式确立自己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地位，以“蹲踞式蛙形人”为原型图式的岩画图像在被统治阶层固定规范化后俨然具有了政治权力的意味，以“大人”为核心的岩画内容将“大人”的等级、权威力量在一次次的膜拜中内化入族群大众的集体观念之中，以“大人”为统领的岩画绘制在长达700年的历史时间中铜鼓年复一年的仪式展演过程，一次次地显示了首领的权力和地位合法性，壮族先民的族群认同不断构建提升，“我们”意识不断增强。“青蛙”成为该地区全民崇拜的文化意象，岩画绘制地点成为天、地、神、人沟通的族群圣殿，同时又具有了社亭社祭的功能，岩画绘制成为社会整合的仪式。
总之，花山岩画和蚂节仪式都在文化上整合强化了族群的向心力，承担了保障全民生产生存和美好生活顺利进行、整合社会力量、增强族群凝聚力、传递知识信息、协调社会关系、祈求生产丰收、族群繁衍生殖、表达宗教信仰和宇宙观念、媚神娱人等多重复合职能，承载了多重的文化符号，在族群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社会作用，在红水河与左江流域壮民族家园聚落共同地域内为共同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基础上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民族社会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南疆边地壮族社会整合的仪式。
结 语
总之，在土司治理时期，“土司”在那地村蚂节的确立、传承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祭蚂、葬蚂、吃蚂饭、蚂歌会、禁忌习俗、游艺活动等仪式内容，土司权力地位得到巩固，族群力量得到整合、认同与构建得以提升。规模庞大、规制统一的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在统一的社会表征、规范和精神信仰之下集体意志的结晶，花山岩画的绘制和仪式展演过程与骆越先民高度统一的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耦合并进，成为骆越先民进行社会整合的仪式。蚂节中的“土司”、花山岩画的“大人”都是壮民族家园聚落共同地域内社会依生关系的体现，包蕴了多重文化符号，凝聚了族群多重力量，这两种仪式活动均凝聚了壮族人民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和社会治理目的;族群大众在这样的全民聚会狂欢活动均获得精神的归属、心理的安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实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社会治理者借助仪式象征获得了族群的认同与统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实现，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稳固及南疆边地民族社会的建构和民族性的加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彰显了壮族人民借助青蛙崇拜表达的对生命永恒、种群繁衍、稻作丰收的追求，体现了壮族人民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花山岩画与蚂节作为权力的文化符号象征、发挥社会建构的功能作用逐渐被削弱分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将呈现出壮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机与崭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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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SHAN ROCK PAINTING AND MAGUAI FESTIVAL：CEREMONY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ZHUANG IN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The Second Paper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uashan
Rock Paintinghs and The Maguai Festival
He Yongyan
Abstract："Chieftain" and "Huge portrait"，the core characters of Huashan Rock Painting and Maguai Festival are all the embodiment of social dependence of the Zhuang. The common beliefs，cultural symbols and social governance purposes of the Zhuang are condensed in the two ritual activities. The Zhuang gain spiritual affiliation，psychological comfort，courage confidence of lif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motional bursts and catharsis in such a national gathering and carnival. The social administrators use the ritual symbol to obtain the legitimacy of ethnic identity and domination，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Key Words：border areas;social integration;ceremony;Huashan rock painting;Maguai Festival
〔责任编辑：陈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