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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留美与留欧教育同为洋务运动时期留学教育的主体，二者结局不一。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从二者人才培养目标、留学生生源特点、教育契机的推动人及管理方式四方面的不同之处来探析二者不同结局的缘由。
关键词：洋务时期；留美与留欧教育；差异；结局
洋务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开始。这一时期，洋务派先后遣送200余名学生赴美欧留学。然而，两次官派留学的结局不尽相同。留美肄业中途夭折，回国后处处遭到冷遇；而留欧学生则学成回国，直接受到清政府的重用，绝大部分学生在各行业任要职。同为洋务时期留学教育的主体，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显然，这与二者存在的差异密切相关。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不一
1870年，丁日昌屡次与曾国藩商榷并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诸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1]由此可以看出，留美教育未明确所习科目，在目标上具有不确定性，是一种储蓄人才观，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是清政府在当时相对平稳的国内外局势下做出的举措。
留欧教育则不同，它一开始就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是一种适时人才观。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上书清政府，主张从福州船政学堂前、后学堂“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分别派赴法国、英国学习造船、驾驶，深究其造船、驶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 [2]。沈氏认为，这样的留欧计划，“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功倍” [3]。这种适时的人才观是不断加剧的海疆危机的必然选择。
在“中体西用”洋务思想的指导下，目标明确的适时人才观效率高、见效快，而目标相对不确定的储蓄人才观使留美教育的发展走入了一些误区，如留美幼童与留欧学生在留学年龄及留学时间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就影响着各自不同的结局。
赴美幼童在年龄上处于十至十六岁之间，思想上尚未成熟，独立意识不强，中文、外语底子薄弱，加上留学时间过长，极易受外来思想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幼童开始剪发辫、着西服、入基督教等等。留学监督吴子登借此攻击幼童“读书少而游戏时多”，若久美居国，则“必致全失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至此，幼童撤回事件提上议程。
较之于留美幼童，赴欧学生大多都是船政学堂学生，年龄在20岁左右，他们至少受过五年以上的专业和外语训练，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且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不易受外来文化的侵蚀，符合“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在学制上，“除制造行业为六年，其余的专业均为三年” [4]，时间长短相宜，受顽固派的攻击相对较少。为此，留欧教育计划稳定性相对较强。
此外，明确培养目标的提出利于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形式。如留法学制造的艺童三学年内必须完成的课程包括画影勾股、水力重学、汽学、轮机制造学、法国语言文字学、材料配方学等等。学习内容的明确规定使留欧教育费时较少，而收获较大，能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留美幼童则需要接受一定基础教育再择目标，对于中文基础弱的幼童们来说，“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中西文化相撞，幼童多“抛荒中学”，喜西学，其“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这成为幼童撤回事件的关键因素。
二、留学生生源特点的差别
首先，从留学生的来源地来看，留美幼童以沿海地区的学生居多，96%来自文化经济相对开放和发达的沿海地区。其中广东籍84人，占70%，江苏籍21人，占17.5%，浙江籍28人，占6.7%，福建籍2人，占1.7%。但即使在风气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区，清政府招生也不顺利，容闳为凑足30人，不得不到香港，在英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里遴选一些华人幼童。在当时，对于外国，很多人认为那里“蛮夷遍地，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再蒙上狗眼，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 [5]，再加上赴美幼童在出国前，其父母必须同政府签订近乎生死状的“具结”，所以，很多家长是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冒险，也因此，幼童多系贫穷子弟或开明绅商家庭，如詹天佑父亲经商破产常受人接济，唐国安的父亲唐廷枢是洋务官僚。而留欧学生则大部分来自船政学堂，学生来源地虽也集中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但在东南各省范围上有所变化和扩充。留欧教育兴起之时，国人对外界的了解增多，不少人开始往欧洲各国游历、观光，介绍欧洲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如1875年，伍廷芳获英国大律师资格，深受世人注目。这说明，此时留学得到了社会的一些认同。因此，赴欧留学招生时，报考应试者十分踊跃。
其次从选拔考试方面来看，招考第一批幼童时，考试科目仅是汉文读写，学过英文者，也只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考试，尽管如此，报名人数仍极少。而选拔第一批留欧学生时，考试严格全面，应试者繁多，后限于经费，不得不压缩为30名。选拔上的留欧学生已经具备了较高文化水平，大都掌握了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外语大致过关，具备中专水平。
二者相比，留美幼童的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水平较低，而留欧学生要比幼童基础扎实得多。二者在这方面差异性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说：“留学生生源方面的差别是造成两者不同结局的首要原因。” [6]
三、教育契机推动人的不同
留美与留欧教育的推动人分别是容闳和沈葆桢，二人在个人履历与社会地位上不尽相同。
（一）个人履历
容闳是中国赴美留学的第一人，在美国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观念，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开放，1854年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的经历使他立志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苦心孤诣倡导幼童留美计划。然而，容闳的主观愿望是：“让中国学生经过美国社会环境的长期陶冶，完全接受西方文明。” [7]所以，对于幼童的逐渐美国化，容闳不足为怪，且经常为幼童行为辩护。这种全盘学习西方的思想显然与洋务派倡导的“中体西用”不符，他们的主观意图是要留学生既能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脱离封建主义的轨道。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必然引起容闳与洋务派官员在学生管理上的矛盾，矛盾一旦尖锐化，容闳势必为洋务派所不容，受其攻击。无疑，洋务派对容闳的不信任势必波及到日益西化的幼童身上。
与容闳情况不一样，沈葆桢是洋务派要员，是地方重臣。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凭借军功先后累迁至江西巡抚，1867年7月，沈葆桢赴任福州船政大臣，在任期的八年，他竭力主持船政，同时筹办学堂等，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作为军功起家的清朝官员，沈葆桢爱国忠君，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及中国军事科技的落后，主张“以夷制夷”、“用西法图自强”，这体现了他“以军事为重、中体西用”洋务思想。为学习西方，19世纪60年代末沈葆桢开始酝酿船政生赴欧洲留学问题。1873年，他向清政府提出遣送留欧学生的教育设想后，又于1875年4月奏请清政府派魏瀚等5名船政生随洋监督日意格游历英吉利、法兰西等处。两次上书很快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究其原因，不得不说，这与清政府对他的信任紧密相联。
（二）社会地位
容闳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回国时他的身份依然是学生。为实现其政治抱负，他极力接近清政府重要官员，经历不少挫折后，他才得以拜访曾国藩、丁日昌等洋务派领军人物，受到他们一定赏识。即使如此，容闳作为留美教育的倡导人，他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清政府委任他为留美副监督时，他也仅仅是江苏候补同知，在出洋肄业局里，受制于正监督陈兰彬。在大多数官员的眼里，他是“洋人”，翁文龢在日记里就这样记载：“江苏候补容闳，号纯甫，久居美国，居然洋人矣！” [8] 较低的官位终究影响容闳对留美教育的推动力。
沈葆桢则不同。他先后历任江西巡抚、福州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等重要官职，既代表清政府官方势力，又是洋务派务实求真的实干家。即使升任两江总督后，他仍主持留学一事。由他与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荐的赴欧留学华监督李凤苞博学多识，“于船学生情谊融洽” [9]，深得清政府的信任。后来，他虽未亲自赴欧督学，但他对留欧教育的影响力一直存在。
四、管理方式的差异
留美与留欧教育管理方式上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管理层权力分工和教育管理方法上的不一。
（一）管理层权力分工
1871年，容闳本人因首倡留学教育且熟悉洋务事务被清政府派为驻洋肄业局副总办，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为正总办。在权力分配上，容闳受制于陈兰彬。此后的各任新监督，如区谔良、吴子登等均为容闳上司，即使在1875年11月容闳升任为中国驻美副使后，清政府留给他的只是对留学事务的“相帮”权力。诚然，管理权力的制约束缚了容闳在留学事务上的发挥和影响效力；上下级等级关系也易使整个留美教育管理丧失灵活性，从而陷入僵化局面；同时，权力的不平衡也易使容闳与各任正监督在指导思想上的冲突矛盾扩大化。最终，监督吴子登把幼童的新变化肆意攻击为“放荡淫佚”，清政府因此作出全数撤回幼童的决定。
而在留欧学生的派遣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各一人，无正副之分，并明确规定监督者共同的职责，否则，“惟两监督是问”，学生本人“无故荒废，不求进益，有名无实，及有他项嗜好者，均由两监督会商分别留遣研究” [10]。华、洋监督权力相等，既相互监督又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显然，平衡的权力，明确的职责增强了留欧学生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保证了留欧教育目标的顺利完成。
（二）教育管理方法
教育管理方法是影响学生结业质量的直接因素，它的科学与否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乃至前途息息相关。
留美幼童处于基础教育阶段，清政府对其学业目标、学习课程等没作过多的严格要求，只是在监督规范学生日常行为上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他们一边学西学，一边熟悉中国文武制度，学习《孝经》、《小学》及《国朝律例》，听讲圣谕广训，以示“尊君亲上”。对中学一方面的严格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幼童对西学的学习，而随着幼童对西学认识的加深，也导致了幼童对中学的反感，走向了清政府严格规定初衷的反面，于是，幼童“西洋习气”愈浓，“越轨”行为越频繁。
较之于留美教育，留欧教育对学生学习西学的要求更为严格。清政府对学生在留欧期间所进学校、所学课程、达到的目标以及实习程序都有明确而严格地规定。如清政府具体规定学生在留学期间要选学完十五门功课，同时，不同的专业还须选学一些课程，此外，留学生除了听课，还须“自行研究”、“探讨意义”。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洋务派明确指出，赴法、英国家进行学习的学生，“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11]
对比二者，毋庸置疑，留欧教育管理方法更为合理科学。此外，这种科学性还体现在留欧教育中学与用的有机结合上。
洋务派很重视留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李鸿章对赴法国、英国学习造船、驾驶的学生提出，“……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12]根据此原则，赴英学生刘步蟾在1877年9月上马那杜铁甲船实习，1879年3月上拉里铁甲船往地中海实习；林曾泰于1877年9月上孛来克珀林铁甲船赴地中海实习，1878年6月又上潘尼洛布芬士号，往马尔他实习；蒋英超上荻芬司铁甲船……赴法留学生则“经该学监院各给堪胜总监工官凭，又游历法国、比国、英国船厂、轮机厂既熔炼钢铁官民各厂，以资考证” [13]。留学生的实践经历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胆识，使留学教育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留美教育与留欧教育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留美幼童与留欧学生不同的命运。当然，不同的结局只存在一时，留美幼童最终凭借自己的勤奋、才能在各行业中崭露头角，他们与留欧学生一起，在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中彰显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参考文献：
[1][4]．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第1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236～239．
[2]陆和健．洋务留学教育的历史定位．扬州大学学报，2003；7（3）：72～74．
[3][11]姚琦．洋务时期赴欧船政局留学教育及其影响．兰州学刊，2007；169（10）：175～177．
[5]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6～63．
[6][10]王婷．试析洋务运动时期留美与留欧教育之异．知识经济，2009；106（4）：146．
[7][8]曹金祥．远航与开拓：晚清幼童留美计划探析．学术论坛，2007；203（12）：158～160．
[9]朱更勇．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留欧教育与中国近代化．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6（10）：152～153．
[12][13]刘虹．早期留欧教育与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7（5）：21～25．
关键词：洋务时期；留美与留欧教育；差异；结局
洋务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开始。这一时期，洋务派先后遣送200余名学生赴美欧留学。然而，两次官派留学的结局不尽相同。留美肄业中途夭折，回国后处处遭到冷遇；而留欧学生则学成回国，直接受到清政府的重用，绝大部分学生在各行业任要职。同为洋务时期留学教育的主体，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显然，这与二者存在的差异密切相关。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不一
1870年，丁日昌屡次与曾国藩商榷并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诸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1]由此可以看出，留美教育未明确所习科目，在目标上具有不确定性，是一种储蓄人才观，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是清政府在当时相对平稳的国内外局势下做出的举措。
留欧教育则不同，它一开始就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是一种适时人才观。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上书清政府，主张从福州船政学堂前、后学堂“挑选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分别派赴法国、英国学习造船、驾驶，深究其造船、驶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 [2]。沈氏认为，这样的留欧计划，“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功倍” [3]。这种适时的人才观是不断加剧的海疆危机的必然选择。
在“中体西用”洋务思想的指导下，目标明确的适时人才观效率高、见效快，而目标相对不确定的储蓄人才观使留美教育的发展走入了一些误区，如留美幼童与留欧学生在留学年龄及留学时间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就影响着各自不同的结局。
赴美幼童在年龄上处于十至十六岁之间，思想上尚未成熟，独立意识不强，中文、外语底子薄弱，加上留学时间过长，极易受外来思想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幼童开始剪发辫、着西服、入基督教等等。留学监督吴子登借此攻击幼童“读书少而游戏时多”，若久美居国，则“必致全失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至此，幼童撤回事件提上议程。
较之于留美幼童，赴欧学生大多都是船政学堂学生，年龄在20岁左右，他们至少受过五年以上的专业和外语训练，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且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深厚，不易受外来文化的侵蚀，符合“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在学制上，“除制造行业为六年，其余的专业均为三年” [4]，时间长短相宜，受顽固派的攻击相对较少。为此，留欧教育计划稳定性相对较强。
此外，明确培养目标的提出利于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形式。如留法学制造的艺童三学年内必须完成的课程包括画影勾股、水力重学、汽学、轮机制造学、法国语言文字学、材料配方学等等。学习内容的明确规定使留欧教育费时较少，而收获较大，能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留美幼童则需要接受一定基础教育再择目标，对于中文基础弱的幼童们来说，“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中西文化相撞，幼童多“抛荒中学”，喜西学，其“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这成为幼童撤回事件的关键因素。
二、留学生生源特点的差别
首先，从留学生的来源地来看，留美幼童以沿海地区的学生居多，96%来自文化经济相对开放和发达的沿海地区。其中广东籍84人，占70%，江苏籍21人，占17.5%，浙江籍28人，占6.7%，福建籍2人，占1.7%。但即使在风气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区，清政府招生也不顺利，容闳为凑足30人，不得不到香港，在英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里遴选一些华人幼童。在当时，对于外国，很多人认为那里“蛮夷遍地，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再蒙上狗眼，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 [5]，再加上赴美幼童在出国前，其父母必须同政府签订近乎生死状的“具结”，所以，很多家长是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冒险，也因此，幼童多系贫穷子弟或开明绅商家庭，如詹天佑父亲经商破产常受人接济，唐国安的父亲唐廷枢是洋务官僚。而留欧学生则大部分来自船政学堂，学生来源地虽也集中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但在东南各省范围上有所变化和扩充。留欧教育兴起之时，国人对外界的了解增多，不少人开始往欧洲各国游历、观光，介绍欧洲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如1875年，伍廷芳获英国大律师资格，深受世人注目。这说明，此时留学得到了社会的一些认同。因此，赴欧留学招生时，报考应试者十分踊跃。
其次从选拔考试方面来看，招考第一批幼童时，考试科目仅是汉文读写，学过英文者，也只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考试，尽管如此，报名人数仍极少。而选拔第一批留欧学生时，考试严格全面，应试者繁多，后限于经费，不得不压缩为30名。选拔上的留欧学生已经具备了较高文化水平，大都掌握了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外语大致过关，具备中专水平。
二者相比，留美幼童的生源质量参差不齐，水平较低，而留欧学生要比幼童基础扎实得多。二者在这方面差异性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说：“留学生生源方面的差别是造成两者不同结局的首要原因。” [6]
三、教育契机推动人的不同
留美与留欧教育的推动人分别是容闳和沈葆桢，二人在个人履历与社会地位上不尽相同。
（一）个人履历
容闳是中国赴美留学的第一人，在美国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观念，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开放，1854年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的经历使他立志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苦心孤诣倡导幼童留美计划。然而，容闳的主观愿望是：“让中国学生经过美国社会环境的长期陶冶，完全接受西方文明。” [7]所以，对于幼童的逐渐美国化，容闳不足为怪，且经常为幼童行为辩护。这种全盘学习西方的思想显然与洋务派倡导的“中体西用”不符，他们的主观意图是要留学生既能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脱离封建主义的轨道。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必然引起容闳与洋务派官员在学生管理上的矛盾，矛盾一旦尖锐化，容闳势必为洋务派所不容，受其攻击。无疑，洋务派对容闳的不信任势必波及到日益西化的幼童身上。
与容闳情况不一样，沈葆桢是洋务派要员，是地方重臣。他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凭借军功先后累迁至江西巡抚，1867年7月，沈葆桢赴任福州船政大臣，在任期的八年，他竭力主持船政，同时筹办学堂等，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作为军功起家的清朝官员，沈葆桢爱国忠君，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及中国军事科技的落后，主张“以夷制夷”、“用西法图自强”，这体现了他“以军事为重、中体西用”洋务思想。为学习西方，19世纪60年代末沈葆桢开始酝酿船政生赴欧洲留学问题。1873年，他向清政府提出遣送留欧学生的教育设想后，又于1875年4月奏请清政府派魏瀚等5名船政生随洋监督日意格游历英吉利、法兰西等处。两次上书很快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究其原因，不得不说，这与清政府对他的信任紧密相联。
（二）社会地位
容闳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回国时他的身份依然是学生。为实现其政治抱负，他极力接近清政府重要官员，经历不少挫折后，他才得以拜访曾国藩、丁日昌等洋务派领军人物，受到他们一定赏识。即使如此，容闳作为留美教育的倡导人，他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清政府委任他为留美副监督时，他也仅仅是江苏候补同知，在出洋肄业局里，受制于正监督陈兰彬。在大多数官员的眼里，他是“洋人”，翁文龢在日记里就这样记载：“江苏候补容闳，号纯甫，久居美国，居然洋人矣！” [8] 较低的官位终究影响容闳对留美教育的推动力。
沈葆桢则不同。他先后历任江西巡抚、福州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等重要官职，既代表清政府官方势力，又是洋务派务实求真的实干家。即使升任两江总督后，他仍主持留学一事。由他与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荐的赴欧留学华监督李凤苞博学多识，“于船学生情谊融洽” [9]，深得清政府的信任。后来，他虽未亲自赴欧督学，但他对留欧教育的影响力一直存在。
四、管理方式的差异
留美与留欧教育管理方式上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管理层权力分工和教育管理方法上的不一。
（一）管理层权力分工
1871年，容闳本人因首倡留学教育且熟悉洋务事务被清政府派为驻洋肄业局副总办，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为正总办。在权力分配上，容闳受制于陈兰彬。此后的各任新监督，如区谔良、吴子登等均为容闳上司，即使在1875年11月容闳升任为中国驻美副使后，清政府留给他的只是对留学事务的“相帮”权力。诚然，管理权力的制约束缚了容闳在留学事务上的发挥和影响效力；上下级等级关系也易使整个留美教育管理丧失灵活性，从而陷入僵化局面；同时，权力的不平衡也易使容闳与各任正监督在指导思想上的冲突矛盾扩大化。最终，监督吴子登把幼童的新变化肆意攻击为“放荡淫佚”，清政府因此作出全数撤回幼童的决定。
而在留欧学生的派遣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各一人，无正副之分，并明确规定监督者共同的职责，否则，“惟两监督是问”，学生本人“无故荒废，不求进益，有名无实，及有他项嗜好者，均由两监督会商分别留遣研究” [10]。华、洋监督权力相等，既相互监督又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显然，平衡的权力，明确的职责增强了留欧学生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保证了留欧教育目标的顺利完成。
（二）教育管理方法
教育管理方法是影响学生结业质量的直接因素，它的科学与否与学生的学业成绩乃至前途息息相关。
留美幼童处于基础教育阶段，清政府对其学业目标、学习课程等没作过多的严格要求，只是在监督规范学生日常行为上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他们一边学西学，一边熟悉中国文武制度，学习《孝经》、《小学》及《国朝律例》，听讲圣谕广训，以示“尊君亲上”。对中学一方面的严格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幼童对西学的学习，而随着幼童对西学认识的加深，也导致了幼童对中学的反感，走向了清政府严格规定初衷的反面，于是，幼童“西洋习气”愈浓，“越轨”行为越频繁。
较之于留美教育，留欧教育对学生学习西学的要求更为严格。清政府对学生在留欧期间所进学校、所学课程、达到的目标以及实习程序都有明确而严格地规定。如清政府具体规定学生在留学期间要选学完十五门功课，同时，不同的专业还须选学一些课程，此外，留学生除了听课，还须“自行研究”、“探讨意义”。对于学生的学业成绩，洋务派明确指出，赴法、英国家进行学习的学生，“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11]
对比二者，毋庸置疑，留欧教育管理方法更为合理科学。此外，这种科学性还体现在留欧教育中学与用的有机结合上。
洋务派很重视留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李鸿章对赴法国、英国学习造船、驾驶的学生提出，“……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12]根据此原则，赴英学生刘步蟾在1877年9月上马那杜铁甲船实习，1879年3月上拉里铁甲船往地中海实习；林曾泰于1877年9月上孛来克珀林铁甲船赴地中海实习，1878年6月又上潘尼洛布芬士号，往马尔他实习；蒋英超上荻芬司铁甲船……赴法留学生则“经该学监院各给堪胜总监工官凭，又游历法国、比国、英国船厂、轮机厂既熔炼钢铁官民各厂，以资考证” [13]。留学生的实践经历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胆识，使留学教育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留美教育与留欧教育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留美幼童与留欧学生不同的命运。当然，不同的结局只存在一时，留美幼童最终凭借自己的勤奋、才能在各行业中崭露头角，他们与留欧学生一起，在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中彰显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参考文献：
[1][4]．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第1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236～239．
[2]陆和健．洋务留学教育的历史定位．扬州大学学报，2003；7（3）：72～74．
[3][11]姚琦．洋务时期赴欧船政局留学教育及其影响．兰州学刊，2007；169（10）：175～177．
[5]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6～63．
[6][10]王婷．试析洋务运动时期留美与留欧教育之异．知识经济，2009；106（4）：146．
[7][8]曹金祥．远航与开拓：晚清幼童留美计划探析．学术论坛，2007；203（12）：158～160．
[9]朱更勇．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的留欧教育与中国近代化．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6（10）：152～153．
[12][13]刘虹．早期留欧教育与洋务派的海防忧患意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7（5）：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