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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认识论方面向我们阐述了认识的过程不是对象为我们立法，而是人为自然界立法；也就是对象符合观念。继而提出了物自体的概念，将其与对象（我们所认识的现象）相区别。而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也为自由意志留下了地盘。本文从此处入手，讨论康德先验自由观的不可还原性。
关键词：哥白尼式革命；先验自由观；不可还原性
一
关于人类的认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是赞同经验论者所说的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但与此同时，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由主体赋予形式。我们所取得的知识都会带上我们烙在知识上的形式，都需要符合先天的直观形式也就是时间与空间。只有当我们运用概念来赋予印象，应用诸如因果性等先天、自发提供的一整套范畴（纯粹的概念）来赋予我们所知觉到的杂多时，我们才拥有真正的有序的经验。由于知识的一切皆依赖于经验，因而终究不能说明知识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一假定也许将会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
将知识与对象的关系进行倒转，正是康德仿照哥白尼颠倒太阳与地球之间关系的方式所提出的一个大胆假定。如果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性状，那么很难看出，我们如何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认识；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依照我们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倒是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认识的过程不是对象为我们立法、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在面对自然界时并非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一手原理，一手经验”。在康德第一批判中，他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入手，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分析，最后得出了以经验现象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是可能的，而以超验的物自体为认识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结论。
康德得出这一结论的直接结果就是事物因此而划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两个方面。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只是物自体刺激感官所形成的感觉的表象，物自体本身并不可知。我们无法获得物自体的知识，但是我们知道物自体的存在。物自体这一概念的设置保证了我们的感官受物自体刺激而所产生的直觉印象所构成的对象的实在性；并且也为我们的认识树立了一个到此为止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给那些我们虽然不可知但是应当相信的东西留下了地盘，比如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
二
康德哲学中关于自由的问题，首次被提出是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组二律背反。正题表示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唯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出于自由的原因。反题则表示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规律而发生的。康德对于自由与自然这组二律背反的正反题证明，其更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运用他的先验哲学来解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
康德主张，先验哲学在一切思辨的知识中有这样一种特点：根本没有任何涉及到一个被给予了纯粹理性的对象的问题对于这同一个人类理性来说是不可解决的，并且以不可避免的无知和课题的深奥莫测作任何借口都决不能解除完全彻底回答这一问题的责任；因为正是这个使我们能够提问的概念也必然使我们绝对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对象在该概念之外是根本找不到的。而对象必须经验性地被给予，问题又只是针对这一对象与一个理念的适合性。如果对象是先验的，其本身是未知的，那么关于这个对象我们可以说虽然它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并不因此就是不可能的。① 可以说，康德的先验自由在理论理性是不可到达的“彼岸”。
三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明确地指出了自由是一个已由纯粹理性批判证明其有正当理由然而却无法经验地描述的因果性概念。康德哲学中的两大重要支柱与理性的两种能力，自然和自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当然这两大理性能力的地位并不是平等并列的。他明确表示“纯粹实践理性在与思辨理性联结中的优先地位”这一观点。理性的这两种能力有各自的范围，互相并不干涉，但是它们毕竟属于同一种理性的两种能力，如果一直保持同等并列的关系，理性迟早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因此，必须有一种能力居于优先地位。那么显然应该是实践理性居于优先地位。因为如果理论理性居于优先地位，那么它一定会僭越自己的范围，将无条件的本體变为现象，侵犯实践理性的地盘，最终毁灭自由，而理性也不再具有实践的运用。只有实践理性也就是理性在道德方面的实践作用才是产生某一行动的真正原因。实践理性则与自然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规律和秩序，也正是由于这种不为时间上在先的任何内在或外在根据所决定的实践理性的主动作用，人才获得了自由。
自由是实践理性的最高表现；先验自由在实践理性成为了能对现实起作用的“彼岸”。自由的体系就是道德世界。人作为本体理性的存在，道德世界的一员，是根据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向自己发布命令而行动的，同时又具有选择和决定的自由，因此他对自己的行为便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这时的人可以意识到自己脱离了时间的因果律，不属于时间条件，他的行为之只服从于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因此人是自由的。不难看出，人的自由是在实践理性的角度才得以真正实现，是道德层面的人为自己立法。先验自由观不受自然因果律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康德的先验自由观与因果律没有根本上的关联，因而不可还原，也就使得先验自由能够以具有很强范导性（为知识的经验认识提供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以引导其不断前进、并达到越来越大的统一的调节性）的特点得以存在。
参考文献：
[1]G.希尔贝克 N.伊耶，2012年：《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 郁振华 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3]张志伟，《伦理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兼论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4]康德，2005年；《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
[5]王立，《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注释：
①我们虽然不能对“一个先验对象具有何种性状”、即“它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任何回答，但也许可以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什么也不是，这是因为没有给出这问题的任何对象。——康德
关键词：哥白尼式革命；先验自由观；不可还原性
一
关于人类的认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是赞同经验论者所说的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但与此同时，他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由主体赋予形式。我们所取得的知识都会带上我们烙在知识上的形式，都需要符合先天的直观形式也就是时间与空间。只有当我们运用概念来赋予印象，应用诸如因果性等先天、自发提供的一整套范畴（纯粹的概念）来赋予我们所知觉到的杂多时，我们才拥有真正的有序的经验。由于知识的一切皆依赖于经验，因而终究不能说明知识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一假定也许将会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
将知识与对象的关系进行倒转，正是康德仿照哥白尼颠倒太阳与地球之间关系的方式所提出的一个大胆假定。如果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性状，那么很难看出，我们如何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认识；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依照我们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倒是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认识的过程不是对象为我们立法、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在面对自然界时并非是被动的，而应该是“一手原理，一手经验”。在康德第一批判中，他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入手，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分析，最后得出了以经验现象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是可能的，而以超验的物自体为认识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结论。
康德得出这一结论的直接结果就是事物因此而划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两个方面。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只是物自体刺激感官所形成的感觉的表象，物自体本身并不可知。我们无法获得物自体的知识，但是我们知道物自体的存在。物自体这一概念的设置保证了我们的感官受物自体刺激而所产生的直觉印象所构成的对象的实在性；并且也为我们的认识树立了一个到此为止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给那些我们虽然不可知但是应当相信的东西留下了地盘，比如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
二
康德哲学中关于自由的问题，首次被提出是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组二律背反。正题表示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唯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出于自由的原因。反题则表示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规律而发生的。康德对于自由与自然这组二律背反的正反题证明，其更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运用他的先验哲学来解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
康德主张，先验哲学在一切思辨的知识中有这样一种特点：根本没有任何涉及到一个被给予了纯粹理性的对象的问题对于这同一个人类理性来说是不可解决的，并且以不可避免的无知和课题的深奥莫测作任何借口都决不能解除完全彻底回答这一问题的责任；因为正是这个使我们能够提问的概念也必然使我们绝对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对象在该概念之外是根本找不到的。而对象必须经验性地被给予，问题又只是针对这一对象与一个理念的适合性。如果对象是先验的，其本身是未知的，那么关于这个对象我们可以说虽然它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并不因此就是不可能的。① 可以说，康德的先验自由在理论理性是不可到达的“彼岸”。
三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明确地指出了自由是一个已由纯粹理性批判证明其有正当理由然而却无法经验地描述的因果性概念。康德哲学中的两大重要支柱与理性的两种能力，自然和自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当然这两大理性能力的地位并不是平等并列的。他明确表示“纯粹实践理性在与思辨理性联结中的优先地位”这一观点。理性的这两种能力有各自的范围，互相并不干涉，但是它们毕竟属于同一种理性的两种能力，如果一直保持同等并列的关系，理性迟早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因此，必须有一种能力居于优先地位。那么显然应该是实践理性居于优先地位。因为如果理论理性居于优先地位，那么它一定会僭越自己的范围，将无条件的本體变为现象，侵犯实践理性的地盘，最终毁灭自由，而理性也不再具有实践的运用。只有实践理性也就是理性在道德方面的实践作用才是产生某一行动的真正原因。实践理性则与自然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规律和秩序，也正是由于这种不为时间上在先的任何内在或外在根据所决定的实践理性的主动作用，人才获得了自由。
自由是实践理性的最高表现；先验自由在实践理性成为了能对现实起作用的“彼岸”。自由的体系就是道德世界。人作为本体理性的存在，道德世界的一员，是根据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向自己发布命令而行动的，同时又具有选择和决定的自由，因此他对自己的行为便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这时的人可以意识到自己脱离了时间的因果律，不属于时间条件，他的行为之只服从于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因此人是自由的。不难看出，人的自由是在实践理性的角度才得以真正实现，是道德层面的人为自己立法。先验自由观不受自然因果律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康德的先验自由观与因果律没有根本上的关联，因而不可还原，也就使得先验自由能够以具有很强范导性（为知识的经验认识提供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以引导其不断前进、并达到越来越大的统一的调节性）的特点得以存在。
参考文献：
[1]G.希尔贝克 N.伊耶，2012年：《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 郁振华 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康德，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3]张志伟，《伦理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兼论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4]康德，2005年；《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
[5]王立，《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及其在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注释：
①我们虽然不能对“一个先验对象具有何种性状”、即“它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任何回答，但也许可以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什么也不是，这是因为没有给出这问题的任何对象。——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