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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实现互助养老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与探索。广西西南部边疆民族地区P社区“孝行天下”的互助养老模式，包括互惠互助型、家庭回归型、邻里互助型、社区互助型四种基本形式，形成一个多元互助、多方参与、多代互惠的养老互助网络。并首创爱心储蓄银行等五项制度，将孝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这种民间非正式福利制度理顺了孝文化在中国传统养老保障制度中发挥作用的逻辑脉络，对孝文化的创新运用破解了很多正式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形式，在西部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孝文化;互助养老;非正式福利制度
【作 者】黎赵，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专业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罗树杰，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3-0062-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供给机制研究”（18CSH064）。
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银发浪潮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对于“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1]围绕着如何应对银发浪潮所带来的冲击，互助养老引起了专家、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民政部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中则从发展城乡社区社会服务的角度提出：“发扬农村邻里相亲、守望相助传统，开展以生产互助、养老互助、救助互助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互助活动和志愿服务，增强农村居民自我服务能力。”实际上，互助式养老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孟子·梁惠王上》就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包含着朴素的互助养老思想。互助养老早就蕴藏于中国乡土社会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福利制度在传统社会里发挥作用。[2]近年来，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围绕着互助养老的方式、主体和着力点等方面展开探索与讨论。
陈静、江海霞认为互助养老是实现老年人自我增能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是老年人间的互助行为模式和“互助-自助”養老观念的体现，也是以老年人邻里互助、亲友互助、社区志愿互助等为多种表现形式的基层社区养老体系。[3]高和荣、张爱敏则提出乡村互助养老是建立在乡土互助文化基础上的家庭、邻里及村落成员之间的养老互助活动。[2]吴香雪、杨宜勇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互助养老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交换和互惠的养老方式。[4]张志熊、孙建娥的观点更为全面，他们认为广义上包括“老老互助”和“轻老互助”;狭义上主要指以家庭、社区、养老机构为活动载体而开展的以老助老新型养老方式。[5]因此，老年人自身、家庭成员和社区志愿者是互助养老主体。养老方式的持续性是互助养老问题的关键。沈关宝指出互助养老是传统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它与集体、家庭及政府等养老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养老的主要方式。[6]袁同成对古代义庄进行辩证思考得出了与沈关宝类似的结论，认为古代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是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7]干咏昕认为，我国民间互助养老形式包括血亲、宗族、宗教、姻缘、地缘及业缘养老互助等。[8]吴香雪、杨宜勇则提出把老年互助养老模式归纳为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养老式、集中居住式、邻里互助式、家族邻里互助式、时间银行等六种，[4]然而存在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等问题。王伟进梳理国内文献后发现目前在农村主要是肥乡互助幸福院及其翻版，在城市主要有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三种。[9]白志红、陈明君则通过佤族敬老宴的人类学研究，探讨了互惠型孝敬馈赠的文化逻辑。[10]方静文则从互助精神和老年人之间的互助行为出发，指出以往研究框架仅停留在如何“养”老人的层面，而鲜少将老年人本身及其能动性纳入思考之中。[11]
可见，目前的相关研究较为集中在发掘互助养老的文化层面，剖析在银发浪潮冲击下互助养老的独特作用，鲜有学者从孝文化在互助精神、互助行为和互助养老中的迭代创新运用进行论述。中华民族崇尚孝道，强调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统社会养老的重要思想基础。[12]积极开展孝亲敬老文化教育，创新孝文化传承机制，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养老道路有积极的意义。[13]少数民族文化蕴涵着许多社会保障制度的智慧，至今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互助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方面。互助是渗透于广西少数民族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已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步成熟完善，发展成为一整套健全的社会规范体系。[14]前言6-7 本文通过对广西西南部边境P市P社区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文化与文化自觉互动关系的视角探寻孝文化传承创新在西部民族地区互助养老中的运用模式，进而剖析其具有的特点及潜在的推广价值，并对完善目前西部民族地区乃至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思考。
二、“孝行天下”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广西西南部边境地区P市是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小城市，就其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仍处于一个农村乡土情境。据该市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该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802人，约占总人口的12%，患慢性病老年人有9087人，占老年总人口的65.8%。可见，老龄化较为严重，老年人口结构异质性较强，对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长期以来，中国乡土社会依靠孝文化维系着养老的代际传递与良性循环。然而，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日益汹涌的银发浪潮严重动摇其运转的基础，使得孝文化功能失调。正如安德森所言：“未来几十年中国政策的一个未决因素是家庭团结能否有效补充可预计的最低福利保障。唯一的最大风险也许是，最需要救助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最没有能力依靠家庭支持的人。”[15]5在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制度化养老基本能满足老年人物质供养的需求，但农村养老服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尤其是生活照顾与精神慰藉普遍不足问题。由此，充分发挥互助养老等非正式福利制度的作用正切合当下应对老龄化危机的题中之义。 （一）“孝行天下”互助养老的基本形式
P社区居住着壮、汉、苗、京、侗、瑶、布依等17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社区。P市社会组织民营经济协会（下称“民协”）针对P社区老年人多留守、空巢、缺乏文化娱乐生活的状况，2010年与社区合作尝试开展爱心义演等“助乐”公益活动，宣传孝文化发扬互助精神，开展助老、敬老活动，逐步发展形成“孝行天下”的互助养老模式（下称“孝行天下”），即以孝文化创新应用为切入点，构建多元互助、多方参与、多代互惠的养老互助网络。依据互助内容及空间距离次序，分为互惠互助型、家庭回归型、邻里互助型、社区互助型四种基本形式。
一是互惠互助型养老，即以孝道传承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服务互助形式。有学者提出：服务互助包括依靠家庭成员以外的非老年人以及“相对年轻”且“健康的”老年人照顾年老的且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两类人群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相互扶持、相互照顾。[16]笔者认为，还应包括这两类人群志愿服务其他老人的时间，待其年老或不健康时获得同样时长的服务，这类似于一些学者倡导的“时间银行”。但目前“时间银行”普遍存在着缺乏制度规范和持续性激励，普及程度不容易提高和服务内容过于单一等问题。[17][18]民协创始人取长补短建立起了“自我养老”爱心储备银行制度。此制度的创新在于：通过储户奉献爱心时可以在爱心银行获得积分，如果储户遇到困难，在扣掉相应积分的情况下由爱心银行帮助他。1 这样的制度激励老年人和非老年人积极参与到为老年人志愿服务中，优化整合社区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把物品、服务、时间三者有机整合到一起，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持续性。此外，“孝行天下”将“二十四孝”纳入到志愿者培训和服务理念中，充分发挥孝文化的能动作用，培育文化自觉。2014年12月，该服务项目被民政部列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传统的养老保障，仅把老年人看成一个消费者，注重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一方面，在养老层面上忽视了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忽视了养老服务的供给。[19]32事实上，老年人也是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如表1所示，2012-2018年参与孝老互助的志愿者始终是以老年人为主，在互助养老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社会参与是老年人高层次精神慰藉服务的重要来源，老年人的参与不仅满足自身精神慰藉的服务需求，而且兼顾其他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从而建構养老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老化的风险。
互惠互助型是“孝行天下”的初始形式，其内容最初只有“助乐”项目即爱心义演。P社区义演是各族老年同胞的娱乐活动方式之一，以弘扬孝道为主题的节目吸引了很多来自不同乡镇的老人。老年人观看节目后就餐是个大问题。民协适时推出感恩饭（助餐）并建立年长普惠制：80岁每餐2元，70岁每餐3元，60岁每餐4元，60岁以下每餐5元;90岁以上老人及80岁以上五星级志愿者享受免费感恩饭，民协颁发月卡作为凭证享受优惠。负责做饭的大多是老年志愿者，他们和享用感恩餐的老年人一起诵读感恩词。民协免费发放光盘、感恩书籍，播放感恩视频材料，倡导孝道感恩，设立感恩捐赠箱。低度有偿、爱心捐赠使得助餐项目能够常态化运营。截止2018年12月底，共售出感恩饭316467份。“孝行天下”从最初的助乐、助餐发展到20“助”。如表2所示，参与人员群体逐步多元化、参与服务人数和受益老人逐年倍增。参与孝老互助的老年志愿者很多是受益老年人，他们自助、引导其他老年人互助，从而使得老年人群体助人自助。此外，民协还建立民间老龄自治工作委员会制度，由P社区老年人推举当地有名望的长者代表他们监督“孝行天下”举办的各项助老服务，并提出改进建议和服务增减计划。这项制度有力地监督了爱心储蓄银行的执行并促进了孝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凭祥市退休职工HXM日常生活靠低保资金维持。每日，她都早起和一些志愿者协助为老年人准备早餐。一般都有大约100多个老人在虚拟敬老院就餐。志愿者大多是本地退休老人。前来就餐的老人基本在60岁以上。她还参加过感恩教育活动，独唱《感恩的心》和红歌等。观看演出的观众多的时候有六七百人。1
二是以助婚为主要内容的家庭回归型互助养老。这种养老互助形式并不是一些学者热议的姻亲型互助养老，2而是基于传统孝文化感化下帮助当地未婚、离异、丧偶的老年人，找一个如意老伴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共度晚年。[20]婚姻陪伴关系在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家庭回归型互助养老有着全新的意义。
HGM是宁明县人，2013年因离婚迁居P社区。她时常参加“孝行天下”的活动，从而结识一起为老年人服务的LHC，HGM觉得他人很忠厚老实且有爱心。LHC家境贫寒，60多岁仍未婚。HGM通过民协创始人LFQ的撮合，最终两人组建新家庭。1
三是邻里互助型养老，即邻居为空巢老人或留守老人、孤寡老人提供助孝、助餐、助购、助网、助护、助阅、助葬的互助服务，活动主要参与者是居住相邻的留守老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历来保持着淳朴的葬礼习俗，养老送终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村丧葬服务由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的族人、邻里、朋友、亲戚的互助行为转变为一种以金钱为媒介的即时交易”。[21]然而，“孝行天下”倡导邻里互助型养老开展助葬服务，以道德理性抵制市场理性，为孤寡老年人提供临终关怀，资助、鼓励邻居为去世的孤寡老人举行丧葬仪式，让老人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弘扬孝文化和邻里互助，对重建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也维护了社区人们生命历程中的底线公平。
老奶奶FHX，2006年底丈夫去世。其独女建议母亲改嫁，卖掉住房变现给她。FHX指责女儿的建议太荒诞和自私。母女关系由此恶化至互不往来，FHX变成事实孤老。次年开始，民协创始人ZM带头照顾FHX的衣食住行，并鼓励其邻居志愿者义务为其提供助洁、助护等服务。至2011年FHX住院看病均由ZM送去医院，并由其邻居陪护，住院费用由民协报销。当年1月4日晚上12点FHX打电话给郑某说她身体不舒服，希望ZM火速送她就医。FHX当日病危，ZM联系其亲戚朋友，并借助邻居接力网络媒体呼吁女儿回家为FHX送终。虽然志愿者找到其女，但她直到FHX去世也没回家，全由邻居轮流陪护直到她去世。FHX去世后，ZM动员邻居为其购买棺木。因FHX生前信佛，ZM又请观音庙人员为FHX做法事后依照当地民俗下葬。2 为鼓励邻居间互助，民协增设星级志愿者授予制度，以鼓励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居民参与到助老志愿行动中。由民协派专人负责记录志愿时间，累计100小时授予星级志愿者称号，递增100小时升级一星直至五星的制度。如图1所示，自“孝行天下”创立以来授星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多。如图2所示，“孝行天下”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时间年年攀升。
四是以企业参与为主的社区互助型养老。这是“孝行天下”互助式养老最有特色的互助形式。社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外部环境，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是其在社区乃至社会生存发展的无形资产，这份资产的获得必须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赢得社区公众认同为前提。民协厘清企业与社区的共生关系后，创设“爱心企业”诚信承诺制度和星级慈善企业授予制度1，吸引企业参与到孝老服务中。企业在助老孝老服务中潜移默化地把孝文化嵌入企业文化，并将其发扬传承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孝行天下”志愿者来源多元化、人数逐年增多，为社区互助养老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源;爱心企业数由2012年的6家增加到2018年的89家。五星级慈善企业数从2012年的1家，到2018年已有6家，各星级企业总数达到18家。截止2018年底，企业捐助资金累计已达1002027元，为“孝行天下”各项互助养老服务的正常运营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孝行天下”互助养老的特点
P社区“孝行天下”的發展，重新诠释“助”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丰富了互助养老的内容，凸显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多元互助，提质增效。超越家庭和血缘关系的互助养老实践由来已久，既有伦理思想基础，也不乏生动案例。[11]“孝行天下”就是这样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典型互助养老模式。它以老人真实需求为导向提供养老服务，动员整合社会闲散的养老服务资源，精准地进行服务递送，既节约行政成本，又提高了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使得西部民族社区各族老年人普遍受益，进而有力地弥补了该地区政府单独提供养老服务的不足。
第二，多方互动，递送循环。“孝行天下”动员健康老人照顾患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通过专业+兼职+志愿者养老模式持续为边疆民族地区老年人提供“二十助”服务。[20]建立两项企业激励机制动员爱心企业加入到孝老行动中，设立志愿者授星制度，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吸引囊括到志愿服务中，形成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多元互助、循环递送的养老互助体系，使得社会各界共同承担养老服务供给的重任。
第三，多代互惠，共生共在。“孝行天下”将孝道教育融入志愿者培训和助老服务过程中，创立爱心储备银行制度等五项制度，将孝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加速互助精神、互助行为与互助养老行动的迭代过程，最终将传承创造性地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参与孝老服务的志愿者来自各个阶层和年龄段，年龄大部分在7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97岁而最小只有9岁，从而组成多方互惠、共生共在、共建共享的养老命运共同体。
三、“孝行天下”互助养老模式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推广价值
在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已经在全国实现形式上全覆盖并日益完善的当下，“孝行天下”对孝文化的创新运用，这种民间非正式福利制度理顺了孝文化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养老保障制度中的逻辑脉络。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形式，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一）以孝文化为纽带整合养老社会资源
一是发掘老人的潜能。以往绝大多数人只关注老年人能力的衰退，而忽视老年人的价值。“实际上，老年人也是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而且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即为积极老龄化的形式之一”，[11]“孝行天下”秉持这种理念，引导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助活动，挖掘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二是激发企业社会责任感。企业是社会福利社会化供给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但在过去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受到相当大的侵蚀。[22]5“孝行天下”创立两项制度将孝文化嵌入到企业文化中，创造性地将孝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培育文化自觉，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五项制度将西部民族地区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有效整合、优化养老服务的供给。
（二）为互助养老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互助养老成为破解当前农村养老困局的重要突破口。为此，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推广这种养老模式。2016年民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然而，各地在推行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式年度考核与乡村敷衍性应对、供给主体的责任缺失与乡村信任危机等问题。[23]“孝行天下”由民间组织主办，很好地规避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不良影响。首先，通过五项制度多方筹措运营资金，并积极申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使得运营资金来源多样化，为服务持续开展提供经费保障。其次，通过多项制度激励社会各界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中，形成多元互助、多方参与、多代互惠的良性循环格局。第三，以自身的造血运营积极推动其他养老服务的发展。目前，该模式已经从P市成功复制推广到L县，项目已经向西部民族地区连锁推广到21个县（市）社区，另有两个是中部地区县的社区。目前已有3家获得官方批准，将有1300多位老年人享受服务。可见，这种互助养老方式在西部民族地区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三）挖掘孝文化的能动因素破解养老困境
互助养老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条捷径已经成为共识。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互助养老中制度化因素与孝文化的逻辑关系。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文化就是“制度化”思想。[24]371国内亦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及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事实也型塑着老年人疏于关注他者的心理。当前互助养老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既受到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的制约，还面临着中国社会的低信任度、低社会参与程度等困境。[25]“孝行天下”立足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挖掘孝文化的制度性因素首创五项激励制度，在该地区社会建构互帮互助、诚实守信、敬老孝老的场域，既促进了孝文化原生态的传承，又能动员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民众积极参与共担养老服务供给的责任，并适时根据市场和老年人的需求进行调整和完善。例如，依据民协最初的制度设计，为能自理的老人在虚拟敬老院提供“二十助”服务，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不能自理的由实体敬老院提供养老护理及“身·心·灵”1 的临终关怀服务，并于2016年逐步开展机构互助养老。这些举措有助于破解西部民族地区互助养老普遍存在的困境。 （四）丰富西部民族地区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路
弘扬孝文化建构互助养老新形式，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具有乡土气息的互助式养老，以“孝”文化原汁原味的传承为准则，它要求其组织成员把其服务的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发挥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将私人的小家扩大为社会的大家，使得老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解决了当下家庭养老模式式微、机构养老不完善带来的老年人精神慰藉普遍不足的难题。[20]2014年全国老龄办、教育部等十四部印发《关于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教育、孝亲敬老文化教育、积极老龄观教育等五项重点内容。“孝行天下”与该《通知》的精神高度契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与国家社会保障机制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重合性、实施方式上的相通性及功能上的互补性，这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可行性与必然性。”[14]6-7因此，将孝文化传承机制因素显性化有助于西部民族地区道德经济的发展。虽然“孝行天下”是一种非正式的福利制度，但是它丰富了该地区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路。
（五）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
“孝行天下”汲取孝文化的涵养，秉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智慧，激活西部民族地區乡土社会的互助元素，通过非正式互助养老制度化解制度化养老保障所无法解决的矛盾，促进养老问题的全面解决，有助于提升西部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福利制度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个人满足的权利以及决定这种满足如何得到实现的参与权结合起来。[26]7“孝行天下”这种来自民间的非正式福利制度让老年人自己当家作主，厘清老年人需求的层次性与孝老服务的耦合关系（如表4所示），调动老年人积极参与到互助养老活动中，促进其发挥余热作用，实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并对互助的“助”进行重新阐释，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功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六）可为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如何破解人口老龄化对福利制度的挤压效应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互助养老是当前破解养老困境的可行路径之一，也是当前应对老龄化危机的重要着力点。在工业化以前的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成员需要通过家庭、邻里、小区、宗教慈善组织的自助和互助。[22]69因此，互助养老无论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西方传统社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而且是维系人类社会和谐美好生活状态的重要支撑。世界各国福利制度皆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所形塑，回应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孝行天下”把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与民间互助完美融合，使得民族文化与福利制度互融共生，对内提升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和谐度，对外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软实力。[27]P社区以最低的成本为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界性难题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孝行天下”具有乡土性和草根性，它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超越血缘关系互助养老的生动案例。作为一种有温度的互助养老模式，“孝行天下”的探索经验客观上对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重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乡土社会关系贡献了地方性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说，也为世界各国破解银发浪潮带来的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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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AL PIETY TO THE WORLD"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VALUE OF ITS PROMOTION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 Community in The Border Area of Southwest Guangxi
Li Zhao，Luo Shujie
Abstract：How to achieve the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exploration from all aspects. The mutual support pension model of the "filial piety to the world" in the P community in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of southwestern Guangxi includes four basic forms of mutual assistance，family type regression，neighborhood mutual reciprocity，and community mutual assistance，forming a multi-element mutual assistance，multi-party participation，multi-generation reciprocal elderly mutual support assistance network. It also pioneered five systems，including the Love Savings Bank，to make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explicit. This kind of folk informal welfare system rationalizes the logical context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playing a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lderly security system，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has solved many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to solve in the formal system. It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form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security system and has important promotion value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
Keywords：filial piety culture;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informal welfare system
〔責任编辑：黄润柏〕
【关键词】孝文化;互助养老;非正式福利制度
【作 者】黎赵，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专业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罗树杰，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3-0062-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供给机制研究”（18CSH064）。
一、研究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银发浪潮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对于“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1]围绕着如何应对银发浪潮所带来的冲击，互助养老引起了专家、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民政部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中则从发展城乡社区社会服务的角度提出：“发扬农村邻里相亲、守望相助传统，开展以生产互助、养老互助、救助互助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互助活动和志愿服务，增强农村居民自我服务能力。”实际上，互助式养老在中国有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孟子·梁惠王上》就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包含着朴素的互助养老思想。互助养老早就蕴藏于中国乡土社会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福利制度在传统社会里发挥作用。[2]近年来，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围绕着互助养老的方式、主体和着力点等方面展开探索与讨论。
陈静、江海霞认为互助养老是实现老年人自我增能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是老年人间的互助行为模式和“互助-自助”養老观念的体现，也是以老年人邻里互助、亲友互助、社区志愿互助等为多种表现形式的基层社区养老体系。[3]高和荣、张爱敏则提出乡村互助养老是建立在乡土互助文化基础上的家庭、邻里及村落成员之间的养老互助活动。[2]吴香雪、杨宜勇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互助养老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交换和互惠的养老方式。[4]张志熊、孙建娥的观点更为全面，他们认为广义上包括“老老互助”和“轻老互助”;狭义上主要指以家庭、社区、养老机构为活动载体而开展的以老助老新型养老方式。[5]因此，老年人自身、家庭成员和社区志愿者是互助养老主体。养老方式的持续性是互助养老问题的关键。沈关宝指出互助养老是传统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它与集体、家庭及政府等养老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养老的主要方式。[6]袁同成对古代义庄进行辩证思考得出了与沈关宝类似的结论，认为古代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是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7]干咏昕认为，我国民间互助养老形式包括血亲、宗族、宗教、姻缘、地缘及业缘养老互助等。[8]吴香雪、杨宜勇则提出把老年互助养老模式归纳为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养老式、集中居住式、邻里互助式、家族邻里互助式、时间银行等六种，[4]然而存在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等问题。王伟进梳理国内文献后发现目前在农村主要是肥乡互助幸福院及其翻版，在城市主要有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三种。[9]白志红、陈明君则通过佤族敬老宴的人类学研究，探讨了互惠型孝敬馈赠的文化逻辑。[10]方静文则从互助精神和老年人之间的互助行为出发，指出以往研究框架仅停留在如何“养”老人的层面，而鲜少将老年人本身及其能动性纳入思考之中。[11]
可见，目前的相关研究较为集中在发掘互助养老的文化层面，剖析在银发浪潮冲击下互助养老的独特作用，鲜有学者从孝文化在互助精神、互助行为和互助养老中的迭代创新运用进行论述。中华民族崇尚孝道，强调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统社会养老的重要思想基础。[12]积极开展孝亲敬老文化教育，创新孝文化传承机制，对于积极应对老龄化，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养老道路有积极的意义。[13]少数民族文化蕴涵着许多社会保障制度的智慧，至今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互助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方面。互助是渗透于广西少数民族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已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步成熟完善，发展成为一整套健全的社会规范体系。[14]前言6-7 本文通过对广西西南部边境P市P社区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文化与文化自觉互动关系的视角探寻孝文化传承创新在西部民族地区互助养老中的运用模式，进而剖析其具有的特点及潜在的推广价值，并对完善目前西部民族地区乃至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思考。
二、“孝行天下”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广西西南部边境地区P市是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小城市，就其经济发展程度而言仍处于一个农村乡土情境。据该市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底，该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802人，约占总人口的12%，患慢性病老年人有9087人，占老年总人口的65.8%。可见，老龄化较为严重，老年人口结构异质性较强，对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长期以来，中国乡土社会依靠孝文化维系着养老的代际传递与良性循环。然而，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日益汹涌的银发浪潮严重动摇其运转的基础，使得孝文化功能失调。正如安德森所言：“未来几十年中国政策的一个未决因素是家庭团结能否有效补充可预计的最低福利保障。唯一的最大风险也许是，最需要救助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最没有能力依靠家庭支持的人。”[15]5在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制度化养老基本能满足老年人物质供养的需求，但农村养老服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尤其是生活照顾与精神慰藉普遍不足问题。由此，充分发挥互助养老等非正式福利制度的作用正切合当下应对老龄化危机的题中之义。 （一）“孝行天下”互助养老的基本形式
P社区居住着壮、汉、苗、京、侗、瑶、布依等17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社区。P市社会组织民营经济协会（下称“民协”）针对P社区老年人多留守、空巢、缺乏文化娱乐生活的状况，2010年与社区合作尝试开展爱心义演等“助乐”公益活动，宣传孝文化发扬互助精神，开展助老、敬老活动，逐步发展形成“孝行天下”的互助养老模式（下称“孝行天下”），即以孝文化创新应用为切入点，构建多元互助、多方参与、多代互惠的养老互助网络。依据互助内容及空间距离次序，分为互惠互助型、家庭回归型、邻里互助型、社区互助型四种基本形式。
一是互惠互助型养老，即以孝道传承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服务互助形式。有学者提出：服务互助包括依靠家庭成员以外的非老年人以及“相对年轻”且“健康的”老年人照顾年老的且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两类人群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相互扶持、相互照顾。[16]笔者认为，还应包括这两类人群志愿服务其他老人的时间，待其年老或不健康时获得同样时长的服务，这类似于一些学者倡导的“时间银行”。但目前“时间银行”普遍存在着缺乏制度规范和持续性激励，普及程度不容易提高和服务内容过于单一等问题。[17][18]民协创始人取长补短建立起了“自我养老”爱心储备银行制度。此制度的创新在于：通过储户奉献爱心时可以在爱心银行获得积分，如果储户遇到困难，在扣掉相应积分的情况下由爱心银行帮助他。1 这样的制度激励老年人和非老年人积极参与到为老年人志愿服务中，优化整合社区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把物品、服务、时间三者有机整合到一起，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持续性。此外，“孝行天下”将“二十四孝”纳入到志愿者培训和服务理念中，充分发挥孝文化的能动作用，培育文化自觉。2014年12月，该服务项目被民政部列为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传统的养老保障，仅把老年人看成一个消费者，注重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一方面，在养老层面上忽视了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忽视了养老服务的供给。[19]32事实上，老年人也是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如表1所示，2012-2018年参与孝老互助的志愿者始终是以老年人为主，在互助养老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社会参与是老年人高层次精神慰藉服务的重要来源，老年人的参与不仅满足自身精神慰藉的服务需求，而且兼顾其他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从而建構养老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老化的风险。
互惠互助型是“孝行天下”的初始形式，其内容最初只有“助乐”项目即爱心义演。P社区义演是各族老年同胞的娱乐活动方式之一，以弘扬孝道为主题的节目吸引了很多来自不同乡镇的老人。老年人观看节目后就餐是个大问题。民协适时推出感恩饭（助餐）并建立年长普惠制：80岁每餐2元，70岁每餐3元，60岁每餐4元，60岁以下每餐5元;90岁以上老人及80岁以上五星级志愿者享受免费感恩饭，民协颁发月卡作为凭证享受优惠。负责做饭的大多是老年志愿者，他们和享用感恩餐的老年人一起诵读感恩词。民协免费发放光盘、感恩书籍，播放感恩视频材料，倡导孝道感恩，设立感恩捐赠箱。低度有偿、爱心捐赠使得助餐项目能够常态化运营。截止2018年12月底，共售出感恩饭316467份。“孝行天下”从最初的助乐、助餐发展到20“助”。如表2所示，参与人员群体逐步多元化、参与服务人数和受益老人逐年倍增。参与孝老互助的老年志愿者很多是受益老年人，他们自助、引导其他老年人互助，从而使得老年人群体助人自助。此外，民协还建立民间老龄自治工作委员会制度，由P社区老年人推举当地有名望的长者代表他们监督“孝行天下”举办的各项助老服务，并提出改进建议和服务增减计划。这项制度有力地监督了爱心储蓄银行的执行并促进了孝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凭祥市退休职工HXM日常生活靠低保资金维持。每日，她都早起和一些志愿者协助为老年人准备早餐。一般都有大约100多个老人在虚拟敬老院就餐。志愿者大多是本地退休老人。前来就餐的老人基本在60岁以上。她还参加过感恩教育活动，独唱《感恩的心》和红歌等。观看演出的观众多的时候有六七百人。1
二是以助婚为主要内容的家庭回归型互助养老。这种养老互助形式并不是一些学者热议的姻亲型互助养老，2而是基于传统孝文化感化下帮助当地未婚、离异、丧偶的老年人，找一个如意老伴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共度晚年。[20]婚姻陪伴关系在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家庭回归型互助养老有着全新的意义。
HGM是宁明县人，2013年因离婚迁居P社区。她时常参加“孝行天下”的活动，从而结识一起为老年人服务的LHC，HGM觉得他人很忠厚老实且有爱心。LHC家境贫寒，60多岁仍未婚。HGM通过民协创始人LFQ的撮合，最终两人组建新家庭。1
三是邻里互助型养老，即邻居为空巢老人或留守老人、孤寡老人提供助孝、助餐、助购、助网、助护、助阅、助葬的互助服务，活动主要参与者是居住相邻的留守老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历来保持着淳朴的葬礼习俗，养老送终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村丧葬服务由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的族人、邻里、朋友、亲戚的互助行为转变为一种以金钱为媒介的即时交易”。[21]然而，“孝行天下”倡导邻里互助型养老开展助葬服务，以道德理性抵制市场理性，为孤寡老年人提供临终关怀，资助、鼓励邻居为去世的孤寡老人举行丧葬仪式，让老人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弘扬孝文化和邻里互助，对重建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也维护了社区人们生命历程中的底线公平。
老奶奶FHX，2006年底丈夫去世。其独女建议母亲改嫁，卖掉住房变现给她。FHX指责女儿的建议太荒诞和自私。母女关系由此恶化至互不往来，FHX变成事实孤老。次年开始，民协创始人ZM带头照顾FHX的衣食住行，并鼓励其邻居志愿者义务为其提供助洁、助护等服务。至2011年FHX住院看病均由ZM送去医院，并由其邻居陪护，住院费用由民协报销。当年1月4日晚上12点FHX打电话给郑某说她身体不舒服，希望ZM火速送她就医。FHX当日病危，ZM联系其亲戚朋友，并借助邻居接力网络媒体呼吁女儿回家为FHX送终。虽然志愿者找到其女，但她直到FHX去世也没回家，全由邻居轮流陪护直到她去世。FHX去世后，ZM动员邻居为其购买棺木。因FHX生前信佛，ZM又请观音庙人员为FHX做法事后依照当地民俗下葬。2 为鼓励邻居间互助，民协增设星级志愿者授予制度，以鼓励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居民参与到助老志愿行动中。由民协派专人负责记录志愿时间，累计100小时授予星级志愿者称号，递增100小时升级一星直至五星的制度。如图1所示，自“孝行天下”创立以来授星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多。如图2所示，“孝行天下”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时间年年攀升。
四是以企业参与为主的社区互助型养老。这是“孝行天下”互助式养老最有特色的互助形式。社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外部环境，企业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是其在社区乃至社会生存发展的无形资产，这份资产的获得必须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赢得社区公众认同为前提。民协厘清企业与社区的共生关系后，创设“爱心企业”诚信承诺制度和星级慈善企业授予制度1，吸引企业参与到孝老服务中。企业在助老孝老服务中潜移默化地把孝文化嵌入企业文化，并将其发扬传承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孝行天下”志愿者来源多元化、人数逐年增多，为社区互助养老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源;爱心企业数由2012年的6家增加到2018年的89家。五星级慈善企业数从2012年的1家，到2018年已有6家，各星级企业总数达到18家。截止2018年底，企业捐助资金累计已达1002027元，为“孝行天下”各项互助养老服务的正常运营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孝行天下”互助养老的特点
P社区“孝行天下”的發展，重新诠释“助”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丰富了互助养老的内容，凸显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多元互助，提质增效。超越家庭和血缘关系的互助养老实践由来已久，既有伦理思想基础，也不乏生动案例。[11]“孝行天下”就是这样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典型互助养老模式。它以老人真实需求为导向提供养老服务，动员整合社会闲散的养老服务资源，精准地进行服务递送，既节约行政成本，又提高了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使得西部民族社区各族老年人普遍受益，进而有力地弥补了该地区政府单独提供养老服务的不足。
第二，多方互动，递送循环。“孝行天下”动员健康老人照顾患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通过专业+兼职+志愿者养老模式持续为边疆民族地区老年人提供“二十助”服务。[20]建立两项企业激励机制动员爱心企业加入到孝老行动中，设立志愿者授星制度，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也吸引囊括到志愿服务中，形成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多元互助、循环递送的养老互助体系，使得社会各界共同承担养老服务供给的重任。
第三，多代互惠，共生共在。“孝行天下”将孝道教育融入志愿者培训和助老服务过程中，创立爱心储备银行制度等五项制度，将孝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加速互助精神、互助行为与互助养老行动的迭代过程，最终将传承创造性地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参与孝老服务的志愿者来自各个阶层和年龄段，年龄大部分在70岁以上，年龄最大的97岁而最小只有9岁，从而组成多方互惠、共生共在、共建共享的养老命运共同体。
三、“孝行天下”互助养老模式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推广价值
在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已经在全国实现形式上全覆盖并日益完善的当下，“孝行天下”对孝文化的创新运用，这种民间非正式福利制度理顺了孝文化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养老保障制度中的逻辑脉络。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形式，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一）以孝文化为纽带整合养老社会资源
一是发掘老人的潜能。以往绝大多数人只关注老年人能力的衰退，而忽视老年人的价值。“实际上，老年人也是养老服务供给的主体，而且老年人之间的互助即为积极老龄化的形式之一”，[11]“孝行天下”秉持这种理念，引导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助活动，挖掘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二是激发企业社会责任感。企业是社会福利社会化供给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生存之道，但在过去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受到相当大的侵蚀。[22]5“孝行天下”创立两项制度将孝文化嵌入到企业文化中，创造性地将孝文化传承机制显性化，培育文化自觉，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五项制度将西部民族地区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有效整合、优化养老服务的供给。
（二）为互助养老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
互助养老成为破解当前农村养老困局的重要突破口。为此，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推广这种养老模式。2016年民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支持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然而，各地在推行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式年度考核与乡村敷衍性应对、供给主体的责任缺失与乡村信任危机等问题。[23]“孝行天下”由民间组织主办，很好地规避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不良影响。首先，通过五项制度多方筹措运营资金，并积极申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使得运营资金来源多样化，为服务持续开展提供经费保障。其次，通过多项制度激励社会各界参与到互助养老服务中，形成多元互助、多方参与、多代互惠的良性循环格局。第三，以自身的造血运营积极推动其他养老服务的发展。目前，该模式已经从P市成功复制推广到L县，项目已经向西部民族地区连锁推广到21个县（市）社区，另有两个是中部地区县的社区。目前已有3家获得官方批准，将有1300多位老年人享受服务。可见，这种互助养老方式在西部民族地区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三）挖掘孝文化的能动因素破解养老困境
互助养老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条捷径已经成为共识。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互助养老中制度化因素与孝文化的逻辑关系。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文化就是“制度化”思想。[24]371国内亦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及现阶段的社会发展事实也型塑着老年人疏于关注他者的心理。当前互助养老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既受到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的制约，还面临着中国社会的低信任度、低社会参与程度等困境。[25]“孝行天下”立足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挖掘孝文化的制度性因素首创五项激励制度，在该地区社会建构互帮互助、诚实守信、敬老孝老的场域，既促进了孝文化原生态的传承，又能动员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民众积极参与共担养老服务供给的责任，并适时根据市场和老年人的需求进行调整和完善。例如，依据民协最初的制度设计，为能自理的老人在虚拟敬老院提供“二十助”服务，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不能自理的由实体敬老院提供养老护理及“身·心·灵”1 的临终关怀服务，并于2016年逐步开展机构互助养老。这些举措有助于破解西部民族地区互助养老普遍存在的困境。 （四）丰富西部民族地区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路
弘扬孝文化建构互助养老新形式，符合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具有乡土气息的互助式养老，以“孝”文化原汁原味的传承为准则，它要求其组织成员把其服务的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发挥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将私人的小家扩大为社会的大家，使得老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解决了当下家庭养老模式式微、机构养老不完善带来的老年人精神慰藉普遍不足的难题。[20]2014年全国老龄办、教育部等十四部印发《关于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教育、孝亲敬老文化教育、积极老龄观教育等五项重点内容。“孝行天下”与该《通知》的精神高度契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广西少数民族互助习惯与国家社会保障机制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重合性、实施方式上的相通性及功能上的互补性，这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可行性与必然性。”[14]6-7因此，将孝文化传承机制因素显性化有助于西部民族地区道德经济的发展。虽然“孝行天下”是一种非正式的福利制度，但是它丰富了该地区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路。
（五）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福利水平
“孝行天下”汲取孝文化的涵养，秉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智慧，激活西部民族地區乡土社会的互助元素，通过非正式互助养老制度化解制度化养老保障所无法解决的矛盾，促进养老问题的全面解决，有助于提升西部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福利制度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个人满足的权利以及决定这种满足如何得到实现的参与权结合起来。[26]7“孝行天下”这种来自民间的非正式福利制度让老年人自己当家作主，厘清老年人需求的层次性与孝老服务的耦合关系（如表4所示），调动老年人积极参与到互助养老活动中，促进其发挥余热作用，实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并对互助的“助”进行重新阐释，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功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六）可为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如何破解人口老龄化对福利制度的挤压效应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互助养老是当前破解养老困境的可行路径之一，也是当前应对老龄化危机的重要着力点。在工业化以前的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成员需要通过家庭、邻里、小区、宗教慈善组织的自助和互助。[22]69因此，互助养老无论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西方传统社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而且是维系人类社会和谐美好生活状态的重要支撑。世界各国福利制度皆为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所形塑，回应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孝行天下”把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与民间互助完美融合，使得民族文化与福利制度互融共生，对内提升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和谐度，对外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软实力。[27]P社区以最低的成本为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界性难题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孝行天下”具有乡土性和草根性，它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超越血缘关系互助养老的生动案例。作为一种有温度的互助养老模式，“孝行天下”的探索经验客观上对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重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乡土社会关系贡献了地方性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说，也为世界各国破解银发浪潮带来的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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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AL PIETY TO THE WORLD"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VALUE OF ITS PROMOTION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P Community in The Border Area of Southwest Guangxi
Li Zhao，Luo Shujie
Abstract：How to achieve the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exploration from all aspects. The mutual support pension model of the "filial piety to the world" in the P community in the frontier ethnic areas of southwestern Guangxi includes four basic forms of mutual assistance，family type regression，neighborhood mutual reciprocity，and community mutual assistance，forming a multi-element mutual assistance，multi-party participation，multi-generation reciprocal elderly mutual support assistance network. It also pioneered five systems，including the Love Savings Bank，to make the inheritance mechanism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explicit. This kind of folk informal welfare system rationalizes the logical context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playing a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lderly security system，and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has solved many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to solve in the formal system. It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form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security system and has important promotion value in the western minority areas.
Keywords：filial piety culture;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informal welfare system
〔責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