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头条的《班主任》，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迄今，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永远绕不开的经典篇章。它是在对过去一段历史的“再讲述”，而今天回看，它又是对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历史的再讲述”——对当时那段非常特殊的具有过渡和承前启后性质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语境的再讲述。这“历史的再讲述”是以文学的形式、一个短篇小说的载体来承载和再呈现。
　　一
　　《班主任》在艺术上算不上成熟之作，既往一段历史时期文学写作的窠臼或者“主题先行”倾向也依然存在，此后被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写作所极力祛除的此前文学创作中的模式化、概念化痕迹也不难发现。整个短篇写作线索紧凑，但是谈不上有更多更新的写作手法的尝试，不仅见不到后来风行一时的意识流之类的现代主义手法等的实验和实践，就是在基本的写作手法上，还更多是对此前中国现代、当代已经积累的文学经验的沿袭。五四新文学时期，问题小说或者说西欧批判现实主义引入中国后，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与社会主义和典型理论等相结合。《班主任》中清晰可见现代、当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所具有的特征，像哪怕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也尤为注意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塑造，等等。
　　《班主任》中，很少见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中期开始的文学写作那种在叙事上的革新和创新。连写人物，都是中规中矩地努力去发现人物的心理性特征并予以表现——可以说，刘心武彼时的写作持一种“心理性”的人物观，作家和文学批评者都很容易将《班主任》中的人物生活化和真人化。他笔下的人物：张俊石老师、尹达磊老师、宋宝琦、谢惠敏、石红等，都可以与当时社会教育体系里的现实人物相映照，甚至张老师宛若就是刘心武自己直接化身在小说当中的、一个承担着“启蒙者”角色的人物形象，等等。《班主任》一开篇，就果断提出了问题：“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这是《班主任》的第一段小说叙事。这里，竟然是以“我”和“你”（受述者、读者）对话的形式，抛出了一个在当时的语境中相当严重的问题——初三（三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要想办法让其他老师和班上同学们，都能接纳刚从拘留所放出的小流氓宋宝琦。小说第一节六七百字简单交代了事情缘起和张老师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第二节开始便是用了最为传统的白描手法来写张老师这个人物，手法中规中矩看不出什么革新的叙事手法的使用。
　　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趁他……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
　　……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笤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刘心武并没有用一个纯粹的、全然的第三人称旁观者角度的叙述，这里甚至有一个宛若在场的“我们”——这本是小说叙述所忌讳和通常不会采用的叙述方式。但刘心武这样处理，包括小说开篇以“我”和“你”对话的方式引出小说故事和开篇即提出问题，其实对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获得更切近的心理契合度，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张老师的人物描写，是不是与我们一直习惯了的现代、当代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有着让人熟悉的一贯性、承前性？而不难想象，当时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张老师”，或者说“张老师”此处的形象、肖像与现实中的人民教师可以两相映照、彼此辉映。也正是由于《班主任》中的人物差不多可以生活化和真人化——与现实生活彼此映照——才让作品具有了可被视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的功能，和具备能够使作家如愿履行“历史的再讲述”职责的功效。
　　但这些较为“传统”的写作手法，一点也不影响短篇小说《班主任》的重要性。因为它在1977年迄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它甚至被很多人误当作刘心武的“处女作”。小说发表40年后，也就是2017年，已经著作等身的刘心武还忍不住撰文为《班主任》并非处女作，自己的写作生涯要早得多来辩解：“发表在1977 年的《班主任》是我的成名作，而非处女作。所谓处女作，指的是写作者第一次刊发出来的文章”，“十六岁，也就是1958年夏天，我写的一篇书评被《读书》杂志刊登了出来，那才是我的处女作。”
　　即使是现在，我们回看《班主任》在投稿后和发表后的一系列“文学现场”事件，这个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自明。《班主任》的问世并不平顺。虽然最后发表为《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头条作品，但当时投稿后，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引起震荡。据说“副主编刘剑青读完，伏案流泪，情绪失控”，对评论组负责人刘锡诚表示：作品“极为感人”，但却超出了其凭专业习惯所能够把握的范围。据小说散文组组长涂光群回忆，由于小说把问题“提得太尖锐”，连编辑部负责人都对作品没有把握，只能由主编张光年定夺。张光年审阅后，也没有当即拍板，而是召集编辑部各级编审人员开会，才决定予以发表。其实，与编辑部思考发表的逡巡态度和难度一致，《班主任》一经面世，震动全国的读者。编辑部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人民文学》甚至从1978年第2期开设专栏，刊登读者来信。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先后两次为《班主任》召开座谈会，一次是与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和北京市第二中学同学的座谈，一次是文学界人士的研讨;前者对《班主任》的现实意义、教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后者從理论层面进行探讨”。“暴露文学”“问题小说”“批判现实主义”或许共同构成了《班主任》这样一个体量并不长的短篇小说将其兼而有之的丰赡维度。1979年春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班主任》获得头奖，时任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亲自为其颁奖。何等殊荣。
　　需要被拯救和被转变的问题学生宋宝琦，本是除张俊石老师之外，刘心武想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但是在小说的批评史和阅读史上，张老师和谢惠敏却是被主要关注和研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关于谢惠敏这个人物所引起的关注度和热度，溢出了刘心武的写作初衷和预期。在彼时的历史语境中，《班主任》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了知识分子题材的代表性作品。《班主任》的创作和发表时期，是要总结和反思此前的错误思潮和“四人帮”所造成的文化和文学等各个方面的危害，但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尚有时日。如何冲破此前一段时期的文学假大空模式，破文学写作的坚冰，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现实生活;既反映问题又规避必要的风险，都是刘心武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刘心武对过去的时期缺乏清醒的认识，理解比较庸常。笔者不甚赞同，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不同，文学必须以文学自有的方式才能完成历史的再讲述，文学兼有“记”与“忆”的方面，单单重视秉笔直书式的“记”是不对的，文学不该是控诉式写作的表现现实，乃至“自然主义”书写式的再现现实;或者说，最深刻的控诉、揭露、批判现实，不一定是以声泪俱下的方式来实现和呈现的。但《班主任》的确是“契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社会心理，一炮走红”。 　　《班主任》围绕张老师接下了宋宝琦这个问题少年作为插班生的棘手问题，却要在当时的情境下，做通其他任课老师和班上同学们的工作，展开小说叙事。故事（情节）线是：提出问题——困难重重，努力解决问题——攻克这个难题。小说故事线清晰，甚至被研究者认为仍然沿袭此前文学写作中惯常的公式化叙述套路。g笔者认为倒不必如此给这个小说定性。能在故事性、可读性之外，将作家和当时全社会的所思所想寄寓其中，殊为难得。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红色革命叙事文学作品，都要在作品里努力寻求一个传统叙事的“潜结构”，被学者指认的“传统潜结构”据阐释是文学传统的老模式与旧套路潜隐在革命文学当中，或者说是作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存在;即便在革命文学中，“传统潜结构”也呈潜伏状态，成为革命叙事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关键因素所在;研究者甚至认为通过叙事学与精神分析等诸种方法，挖掘出这些“传统潜结构”，可以提升革命敘事之研究水准。《班主任》之前的红色叙事当中，都要潜伏一个传统叙事的“潜结构”。《班主任》也同样使用一个张老师运兵布阵、运筹帷幄，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线和故事结构，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即便是在结构主义叙述学开创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普洛普那里，民间故事中人物的功能可以抽绎为七种“角色”，格雷马斯更是将普洛普的七种角色变更为三对对立的“行动者”，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可以充当一种或数种“角色”或“行动者”与“行动素”。
　　《班主任》所要进行的“救救孩子”的启蒙叙事，更多是通过张老师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来引发的，谢惠敏身上出现的问题——无知、阅读缺失等，是刘心武《班主任》叙事的重要逻辑起点。谢惠敏是《班主任》当中塑造得最为深刻、丰富的一个人物形象，是《班主任》提供给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她受到此前历史时期的错误思潮和文化钳制的影响最深，影响深入骨髓却枉自固执、浑然不觉。在家访宋宝琦后，看着肌肉饱满却百无聊赖“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的这个宋宝琦”，张老师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冲击着喉咙，几乎要发出这样的呼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二
　　自《班主任》发表以来，读者和研究者多已注意到了《班主任》围绕《牛虻》一书所展现的宋宝琦、谢惠敏，尤其是后者这样一个“好学生”的无知与阅读的缺失而形成的对于《牛虻》一书的误判，因误判甚至引发了谢惠敏对自己所尊敬的张老师的不信任甚至是抵触、冲突情绪和心理。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其中最“无辜”和不可思议的就是这本被撕掉了封皮的小说——《牛虻》，刘心武特地以张老师的视角来点明：原来那是本1966年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谢惠敏把书要过来翻看，她是了解这本书而排斥、否定这本书吗？不是。“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只是“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就惊叫起来：“哎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张老师回忆自己中学时代大家对这本小说的阅读和热烈讨论的情况，忆起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自己和自己的同辈人……所以张老师为这本书辩解：“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谢惠敏是怎样理解的呢？换来的是谢惠敏“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和“激烈地质问”张老师。“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
　　但由谢惠敏对《牛虻》因无知而导致的误判，又牵出了谢惠敏曾想没收石红手里的《青春之歌》上交给张老师的故事。“岂止《牛虻》这本书她会认为是毒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进行再版了”，但谢惠敏发现石红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下课她便给没收了。“那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书被石红抢回，她因这本《牛虻》重新想起这件被她忘记跟张老师汇报的事情。
　　在谢惠敏心中，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面对着这样一位张老师，她又联想起以前的许多细琐冲突来。于是，往常毕竟占据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顿然减少了许多。她微微噘起嘴，飞走的眉毛落回来拧成了个死疙瘩。！
　　为了给谢惠敏解释为什么《牛虻》不能算作“黄书”，“张老师翻动着那本饱经沧桑的《牛虻》”，突然发现书中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全“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而且在后来的家访中，经宋宝琦之口，才知他和他的同伙是一人拿一本书，翻画儿，翻着女的就画，谁画得多，谁运气就好——这有什么意义呢？原来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算命——看谁先交上女朋友。而且宋宝琦主动检讨：“我们不对，我们不该看这黄书……”——果如张老师所料，宋宝琦确实认为《牛虻》是一本“黄书”，与谢惠敏对这本书的认知相同无异。
　　断定《牛虻》是一本“黄书”，竟然是在谢惠敏和宋宝琦都未曾对书进行阅读的情况下，他们想当然而且十分自然和顺理成章地认为的。就如有研究者所说：“即由于知识的缺失而造成的认知错位。而知识的缺失乃是缘于作为中介的‘阅读’受到了严密的监控和限制。”！其实，这种知识缺失或者说阅读中介受到局限和规约而导致的对于书籍的认知偏差，并进而作为人物并不健全的知识结构和内心世界的一种表现的情况，并不是《班主任》中才有表现。在“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王蒙的《青春万岁》中，就有这样的情节：某天，蔷云来到同学苏宁家中，苏的父亲是资本家，“五反”时因抗拒检查组工作曾被拘捕。蔷云为苏宁开窗通风时，“看见窗台上的一本书，是徐訏写的《鬼恋》。蔷云下来，拿起这本书，怀疑地翻着看，苏宁像做了错事似的低下头。‘老天，你这是看什么书呀？’‘我，病了，看别的书太累。’苏宁理亏地解释着。蔷云气愤地说：‘鬼恋，瞧这个名儿就是一本浑书。又鬼又恋，你瞧别的书累得慌，瞧这本书难道不气得慌么？’”而第二天，蔷云和几位同学再一起来到苏宁家，送给苏宁几本书：《把一切献给党》《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所以有研究者才得出结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蔷云将《鬼恋》看成‘又鬼又恋’的“浑书”，当谢惠敏将《牛虻》当作黄书之时，她们已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丧失了阅读理解力、急待挽救的‘病人’。”！但是蔷云和谢惠敏所激起的阅读心理感受，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王蒙所写《青春万岁》的蔷云那里，还有蔷云要“疗救”苏宁这样的落后青年学生的作用，读者会有先进帮扶后进的阅读感受和实际的阅读效果。当阅读受限导致知识缺失进而认知错位等愈演愈烈，已经从“十七年”时期发展到1977年的谢惠敏这里，就成了会给读者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与引发读者、评论者和全社会普遍的热烈反响的产生。 　　许子东曾经提出过，《班主任》中，谢惠敏具有不准同学带走一束麦子来保护农民庄稼的意识，把《牛虻》也划入“黄书”，思想纯净到天热也不肯穿裙子……“所有这些谢惠敏式的行为，如果放在五十年代‘青春万岁’背景下或出现在六十年代中学生齐抄《雷锋日记》的时候，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许子东的话，其实可以理解为王蒙《青春万岁》中即已表现的身担“治病救人”职责的蔷云，她对于阅读和书籍的理解也有“暗疾”和短板之处，这与《班主任》是殊途同归的。之所以此前王蒙《青春万岁》当中的反映，并不能引起如《班主任》一样强烈的反响和社会读者的普遍共鸣，主要还是时代历史、时代语境以及其与作品彼此共生、相互映照的程度有关。众所周知，《班主任》中张老师（张俊石）的“启蒙者”身份是一再被确认和被反复加以诠释的。张老师也意识到了谢惠敏和宋宝琦都把《牛虻》當成“黄书”所反映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张老师本人对两个不同的学生谢惠敏与宋宝琦——先进生和问题生都把《牛虻》认知为“黄书”有着不甚完全相同的心理感受和应对态度，甚至在怎样去引导谢惠敏和宋宝琦的问题、方式方法上，张老师内心所想也不甚相同，会有着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的不同对待方式的考虑。
　　张老师惋惜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却“眼界狭窄、是非模糊”。而在张老师家访时亲眼所见，那些凭借贴标签来批判宋宝琦的方式方法并不合适，因其理由会是他“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张老师却认为宋宝琦既无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也无呼号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行动，更加没有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知识就是力量”。宋宝琦头脑中，顶多充斥着一些封建残余的哥儿们义气，有些与资本主义沾边的享乐主义之类的不好的思想……刘心武将宋、谢两个孩子、学生皆因阅读受限、无知所导致的误将《牛虻》视作“黄书”，归咎为“四人帮”的坑害。但张老师并没有真正阐析《牛虻》这本小说革命性的一面。革命小说《牛虻》成为张老师用来实现启蒙意图的工具——借之意图解救和解放两个孩子所受的禁锢和局囿，也令张老师完成自我主体的一种审视和重建，同时也暗合了作家刘心武自我心理重塑和作家自我主体重建的需要。张老师要改变两个孩子对《牛虻》是“黄书”的认知，但是“他也并没有还原小说原有的革命色彩，而是做了一种启蒙式的解读。这一有意无意的‘误读’，是否也正暗示了革命与启蒙之间原本就界限不清？或者启蒙原本就寄寓于革命之中？”！
　　其实，谢惠敏、宋宝琦对于书籍《牛虻》的认知错误，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受教育、思想灌输所导致的认知能力缺失，这并非《班主任》首次提出，王蒙《青春万岁》所写和反映的“十七年”时期也存在，但没有《班主任》中这么严重，也没有像《班主任》写作发表时的历史语境已尤其需要重视这样一个读书的“启蒙”问题。而阅读局限所导致的认知错误和“无知”、知识缺失等，也不是只存在于《班主任》写作和发表时期。在多少年延续下来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深受阅读范围“规训”的历史传承，和阅读面狭窄、褊狭导致文化与文学素养的欠缺、知识面的闭塞局囿，等等，在目下的现实生活当中仍然广泛存在着。
　　读者和研究者似乎也已发现了，刘心武《班主任》中谢惠敏和宋宝琦在认定《牛虻》是“黄书”的问题上，认定的逻辑和过程是不尽相同的。谢惠敏是根据她一直以来形成的对于书籍的认知和对阅读范围正确与否的自我设定——“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界的书，全是黑书、黄书”，再加上她只是从张老师手中拿过书，在并未阅读的情况下翻到了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就惊叫和将之定义为“黄书”;宋宝琦也是专挑小说里的女性插图给其画胡子，将其当作他和其他小流氓比赛谁画得多谁先交上女朋友这样的“算命”途径，宋宝琦也是由乱画书中插图来给书定性。恰如有研究者所说：“他们读的不是‘文’而是‘图’……恰恰是《牛虻》一书涉及美学和美感经验的部分导致了两人对这本小说最终的‘定性’。”！
　　也就是说，两个学生对《牛虻》一书的无知和错判，反映的不只是中学生阅读和知识面欠缺、所受“四人帮”设定的阅读限制的问题。学生在审美和美感经验上的积累和正向发展及解读能力的缺失，导致的情感结构和心理结构等各个方面的缺失，乃至形成一种类似“精神创伤”的心理、情感与审美能力缺失的美感经验维度，是刘心武《班主任》所反映出的一个与启蒙话语密切相关的问题。天热得大家像被扣在了蒸笼里，谢惠敏却还穿着长袖衬衫，张老师打量并提醒她应该带头换上短袖才好，再说女孩子应该穿裙子才对啊——这样无比正常的提议，都被谢惠敏当作“不正常”来看待。“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而这些在谢惠敏看来，都是“沾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在这样的日常生活经验、审美经验缺失，已经影响到年轻一代对于日常生活的感知能力，内在于宋宝琦、谢惠敏主体心理的情感结构、心理结构和认知能力等，全都发生了变化，也成为谢惠敏内在的“精神创伤”一点也不比宋宝琦轻的重要因由;而且屡屡引发谢惠敏对张老师的误解、不理解，和师生内心冲突乃至日常言行都发生误解、偏差以致达到实际冲突的地步。说明问题已经不只表现在对于书籍的不同认知、理解和定性上，而且表现在了更多的方面。“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连政治生活该以什么方式和形式来度过，都会发生理解的偏差和龃龉。比如说：“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谢惠敏的本意当然是希望张老师去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但张老师没有如她所愿，反而对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这是张老师给出的让同学们不打瞌睡的全意。结果是：“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反应过来，她是忍不住抗议的：“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谢惠敏的思想已经僵硬到和不能变通到连组织生活都只能以读“批宋江的文章”方式才行、不能以大家更加能够接受的爬山比赛等形式来进行。其实爬山中也可以做一些思想交流、组织沟通等工作。谢惠敏的观念是将其予以否定的，她心里已经自动将组织生活、政治生活中可以采取的日常性方式和维度，先行扼杀掉了。 　　有研究者在研究和分析“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现代性表达的时候，专门提到过日常生活叙事本来是晚清以来城市文学的传统，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恰恰是因为没有将日常生活遵循“公共性”主题来书写，因其日常性叙事原则而遭到批判。后来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就都采取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重大政治问题的方式，来克服类似《我们夫妇之间》中偏于个人性表达的日常性叙事。后来的城市日常生活书写就都要转化为“公共性”意义的表达，连女性的家务劳动都是要为男性服务好，好让男性更好地从事社会公共性劳动为基础。以公共性否定和取代关联身体、情感、性格等方面的个体性意义，忽略人的肉体属性的自然欲求，在“十七年”文学中一直明确而清晰地发展着。所以，《班主任》中谢惠敏极力反对组织生活采取可以让同学不打瞌睡的其他方式——她的思考维度里，不能考虑人在炎热环境下容易打瞌睡这样一些隶属于人的身体的自然属性的需求。在这里，恐怕不能盲目地将其他团员的打瞌睡当成思想觉悟不高。在天气闷热得大家像被扣在了蒸笼里的情况下，依然要坚持谢惠敏自己所认定的正确的方式来过组织生活，只能说明谢惠敏认为人的个体性意义要完全符合她脑海中定义的公共性意义。谢惠敏的认知，不太通情理，但却是有着普遍的社会心理支撑。所以才会出现《班主任》发表后，在阅读接受阶段大家共同铸造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谢惠敏。这个人物，作家刘心武在创作考虑和实际写作阶段，并没有把她当成最主要的人物来写。或可以说，她是一个“典型”——人物跃出作家和作品文本原先的构想限定，跳出作家和文本的限制，在读者阅读接受与评论家的评论和研究阶段，共同完成了其深刻内涵和典型意义的塑形。
　　三
　　谢惠敏跃出作家和文本原先预订的写作策略，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影响，成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极其典型性意义的“典型人物”。难怪有研究者会将这个现象说成是《班主任》“有心栽花，无意插柳”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称，刘心武本意是塑造张俊石老师这样一个类似当时社会英雄的典型人物，刻画“导出”宋、谢两种不同类型的学生人物形象。但刘心武完全没有想到谢惠敏所产生的影响力，完全出乎他的预估，也远远超出宋宝琦这个人物的影响和反馈，“对有人主动写信来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就是谢惠敏，这一点我事先估计不足。而事实上来信承认自己是谢惠敏的读者，竟比承认自己是宋宝琦的多几倍！”在1976年底的一次座谈会上，作者自曝对写谢惠敏这个人物是经历了忧郁和踌躇不决的：“生活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宝琦”，“把这样的形象写入作品，虽然担着一定的风险，多数读者恐怕还是能够接受的。”在当时情势下，连写宋宝琦这样的需要被拯救的人物形象，刘心武也觉得“担着一定的风险”;“而生活中还有不少的谢惠敏，这一点究竟有多少读者能够承认呢？”把谢惠敏写进小说，“会不会被扣上‘污蔑’‘丑化’的大帽子呢？会不会被认为是搞‘暴露文学’？”据称刘心武两次查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才敢放心地写下去。
　　刘心武1982年发表了《绕》，可视为小说《班主任》的创作谈。刘心武介绍自己构思了好久，即“绕”了好久。先形成了宋宝琦的形象，“脑子里继续绕，也就是往深处思考，这样就逐渐凸现了谢惠敏的形象”。然后开始动笔写小说。出乎意料的是，读者对于谢惠敏这个团支部书记形象这本是读者阅读经验中一个较为常见的正面形象，但“没想到小说写到后面，却绕过了他（笔者注，读者）所熟识的形象和猜想，展现出他未曾想象到的情境：謝惠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令人焦虑的畸形儿！”其实刘心武此处只是说了他对于谢惠敏的人物形象塑造，“绕”过了读者的既定心理预期和阅读预期;刘心武没有交底的是，其实这个人物形象也跃出了他预先的构思和写作预期。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竟然有如此本事，能够逃出小说的整体框架，将作家原先的写作构思几乎“踢成碎片”，让人想到了持“心理性”人物观的福斯特的那段名言：
　　他创造出需要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又充满反抗精神。因为他们跟我们这样的真人有无数相关相似之处……倘若给他们全副自由，他们就会把整部小说踢成碎片……（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而“心理性”的人物观，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人物观和人物塑造方式。它是“作品人物真人化”理念的基础，借之可以将作品人物生活化和真人化——这不就是《班主任》中谢惠敏等人物形象能够激起强烈的读者共鸣和社会反响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吗？每个读者都能够从《班主任》中的人物身上，找到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乃至自己的影子，可以通过作品人物进行“抉心自食”式的反思。时至近年，回看《班主任》的创作过程和阅读史、接受史，研究者十分确定地得出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惠敏这个典型形象并不是刘心武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众人合力推出的。”而老一代评论家曾镇南其实早在1986年就讲过谢惠敏这个人物：“这个典型是千万个受到震动的读者选择出来，并由当时的评论家们协同创造出来的。”
　　《班主任》对当时特定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和时代语境，有着真实和真切的体现，用小说和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历史的再讲述”——既讲述了此前一段时期所留给时人的“精神创伤”和需要“救救孩子”的启蒙责任，也讲述了当时压在张俊石老师肩上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负荷的责任和历史担当。对于年轻一代，《班主任》其实还是寄寓厚望的。小说中，写到谢惠敏将《牛虻》认定为“黄书”和“毒草”时，作家忍不住直接跳出小说叙事，插叙道：“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进行再版了。”而且插叙了一段谢惠敏与同学石红的小冲突，谢惠敏没收了石红自习课上看的小说《青春之歌》。张老师还花费力气做同事尹老师的工作，希望他能够配合收下问题学生宋宝琦。“总之，要好好地同尹老师谈谈哲学，谈谈辩证法，谈谈现在和未来，谈谈爱和恨，谈谈生活的工作，乃至于谈谈《红岩》和《牛虻》……”这岂止是张俊石老师的想法，简直就是刘心武真实心理的自然流露。
　　《班主任》小说最后一节也就是第九节，张老师到石红家家访之前，先“插播”了石红家的读书氛围和“晚饭以后”专指石红家晚饭后的读书时间。那意味着全家“围坐在大方桌旁，互相督促着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及在互相关怀的气氛中做着各自的事。作家跳出小说主体叙事，插叙：“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狠的情况下，这家人的书架上仍然屹立着《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盖达尔选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这样一些书籍。”而张老师家访时，巧遇石红已经召集了班上数位同学来家里读书，通过读书来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接受宋宝琦作为自己的同学。当时石红正在朗读的是鲁迅先生当年费大力气翻译的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表》，其实就是石红家长和石红想通过阅读和小说（其实也是张老师和作家刘心武的想法），引领同学们能够认识到：“有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路线对了头，只要老师、同学们发挥集体的作用，小流氓也是能转变的啊！”只不过，作家是借小说中人物——石红妈妈之口，说出了他的这段肺腑之言。 　　《班主任》第八节，张老师在与尹老师做思想工作时，直接就控诉了此前“四人帮”的毒害，然后提示尹老师：“达磊，现在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春天啊”，“朝前看吧，达磊！……”“一九七七年的春天”，这其实也是张老师和全社会的共同心声。小说中，花开、花香等，也成为烘托人物心情和思想的外在的环境、景物“隐喻”，光明的隐喻和气氛烘托是扑面而来的。《班主任》第七节，张老师在家访完宋宝琦后，推着自行车进了免费出入、日夜开放的小公园，燃起香烟沉思，思考着自己肩上的责任——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更是作为“启蒙者”的主体责任。晚風中，“在看不见的地方，丁香花开了，飘来沁人心脾的芳馥气息”。当张老师想好了自己该怎么做，准备离开小公园时，“丁香花的芳馨一阵阵更加浓郁。浓郁的香气令人联想起最称心如意的事。”——这时的张老师想到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四人帮”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党中央已经打开了崭新的局面，“想到亲爱的祖国不但今天有了可靠的保证，未来也更加充满希望”，他便感到任何困难都不算困难了。《班主任》结尾，张老师离开石红家，快到谢惠敏家门口时，心中的计划已经初现轮廓，大段大段的张老师的心理描写之后，小说留下了谢惠敏家访会将如何的悬念，戛然而止。小说结尾段，留给张老师自己和所有人以沁人心脾的花香和携带着张老师美好想法实现的未来的希望：
　　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
　　春天、春风、花香、美好……是《班主任》小说叙事的关键词。《班主任》的时代和社会性意义以及它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让小说的社会性意义和价值都远在它的文学性价值之上。但是，如果以外部批评和内部批评相结合的文学批评视阈来看，广义的文学价值也应该包含作品的社会性意义。短篇小说《班主任》所开启和留下的关于政治、阅读、美学、日常生活等问题和关系的思考，让这个短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备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其重要性、意义和价值，也并没有终结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其中有的方面一直潜隐和持续到了今天，都依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阅读和知识面狭窄的问题，比如审美经验仍待引导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对刘心武《班主任》进行经典重释的时候，发现很多方面在今天依然具备我们必须面对和实际解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个文学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很多，作品之外的社会性因素和历史时代语境以及时代需求等，都很重要。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所彰显出的，就是如上所述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