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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的哲学“是冰心艺术观念的核心。冰心持续一生的写作都在谈“爱”，其实并非是要回到基督信仰，而是通过加深人类的内在经验，不断地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以正义与和平为权威的人类社会。冰心的写作开始于这个单纯的梦想，而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个多向而丰富的艺术世界。
关键词：冰心 爱的哲学 女性观 儿童观
关于冰心，王炳根先生有这样一句精到的评论，他说，冰心是一个“单纯”而又“多向”的女作家。大凡作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那是他的艺术空间，炽热有力，充满幻想和期待。在那里，他通过艺术理念和形式，完成属于他自己的构想，也创造了自己与外在世界新的联系和新的关系。作家将文学朝着自主方向推进，试图通过文字触及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不断拓展写作形式和表达方式，构筑多向的艺术世界。在中国女作家中能够将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集一身的人唯有冰心，她持续近80年的创作，的确形成了多向的艺术世界。一方面冰心是“问题小说”、儿童文学、白话诗的开创者，引发了传统文学的许多变革;一方面她的文字总能以最温和的方式给予人力量和信心，推动人们的内在精神，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形成一种对待生活能量大、活跃性强的人生态度。这种能够持久地向读者提供积极影响力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也是超历史性的存在。从这一个意义上而言，“再看”冰心仍然会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构成一种引导，也形成一种参照。
与基督比肩——同情与宽恕
冰心作品中“爱的哲学”，从母爱、童心到大自然，一直是鮮明而清丽的存在。我们总是不经意间沉醉在《繁星》《春水》之中，看到一个少女思想中的美好与纯净。以泰戈尔《飞鸟集》触发而生的《繁星》《春水》，很大程度上是冰心对个人经验和思考的记录，这里面既有真切、清晰、温暖、感人的世间美好，又有神秘、黑暗、悲伤、痛苦的人生困境。冰心尽管触及灿烂与黑暗、艺术与现实、生存与死亡……但她始终相信自然的力量才是真实和强大的。不仅如此，她还体会到了弱者（弱小的草/小磐石/小岛）对于他人和世界的意义。受基督教影响的冰心，一方面认同人的有限性，对于苦难与不幸是不可规避的;一方面强调人的超越性，对于自我的救赎和重塑。
一个富有深意的视角是，在圣诗《我+基督=？》中，冰心看到了基督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具有引领人向善的作用，但是人不能依赖宗教，被动地服从命运;而是凭借宗教的引领，从自身的现实出发，为自己不断营造良好的处境，收获光明，赢得幸福。冰心体会到，宗教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说明人需要在宗教中并且通过他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把握去发现他自身的力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宗教在思想、道德和行为上的劝诫。因此，冰心的提问“我+基督=？”显示出冰心对于个人意义的理解：上帝救世的福音是一种历史信仰，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生活的历史，才是构筑历史信仰的基石。人的实践和目标不仅在于继承和发扬历史信仰，而且还在于对历史信仰的充分领会，尤其在把握未来可能性中不断彰显自身，不断地在继承中去引领未来。
冰心的很多作品来自于她对母爱理解的诠释。如果说，母爱对于冰心而言是现世基督的话，那么，冰心则是想凭借母爱的引领，铸就一个强大的精神空间。这种爱绝非仅仅是一种艺术支撑，而是冰心艺术的一种精神指向——不断地继承，不断地超越。因此冰心持续55年之久的三本通讯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始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并且一直到现在依然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佳作。在冰心眼里，“爱”是她唯一的艺术能量，是她触及问题的灵感，同时，也是她以一种自然的生机勃勃去抵御困难、危险与危机的重要手段。在《超人》和《悟》中，冰心用童心和母爱作为感化剂消除冷漠与孤独，认为克服“憎”的“爱”最终才能成为人生的指针。她还把“天性之爱”视作善良、勇敢、节制的基础。然而，在茅盾看来，她是“唯心”的，到处以“自我”为起点去解释社会人生，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是因为不知道互相爱;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她这“天真”、这“好心肠”，何尝不美，何尝不值得称赞，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是一无是处！
在冰心那里，以往的一些棘手的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并且这些问题都被引向了一个向善互爱的情感中心里。冰心对问题的解释，在茅盾看来是不够的和不充分的，甚至只是一种矫饰的神秘主义。即便冰心思想受生活经验所局限，即便她的自我源自某种天性，即便她的成长还不如其他女作家迅速，但是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她想用“爱”化解问题的思维模式——将问题置于人与人直接的交流中，在洞察人性的特性中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冰心哲学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激发一种情感活动的功能。“爱的哲学”并不是冰心一己的独白，而是一种对话。它的意义就像卡西尔所说的那样：“只有靠着对话式的亦即辩证的思想活动，我们才能达到对人类本性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1946年作为驻日代表，冰心写作的第一篇公开致日本人民的文章《给日本女性》依然选择了母爱的视角，澄明中日两国人民相通的苦痛以及对于和平、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在此基础上，冰心写有的《给日本青年女性》《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词》《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对日本妇女的期待》《寄日本妇女》《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等文章，明确地表达了从情感宽容到宽恕暴力的政治态度，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冰心处在什么位置？作家？驻日代表？外交大使？
诗歌《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冰心说：“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被一切友伴和同时有学问的人轻蔑——讥笑;/然而在孩子，农夫，和愚拙的妇人，他们听过之后，/慢慢的低头，/深深的思索，/我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这时我便要留下快乐之泪了！”作家深入社会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化解世间苦痛，给予人信心、快乐和安宁。冰心选择用“母爱”统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对这种人与人最本质关系的强调，构成了对生命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冰心又为“母爱”注入了正义与和平的政治思想。她认为，即便在人类事务中宽恕的意义也首先是同情、互助，这是思考政治生活的前提。冰心集中关注的是政治转向的基础，这不是说要对所有的道德和政治信仰采取全盘宽容，而是首先在宽容和不能容忍的两端之间，正确面对苦难和暴力，在恢复政治整全性之前战胜伤害和暴力的循环。很明显，这种政治远见已经把宽容推向了最大意义。也正像威廉·席崴克所指出的那样：“宽容是正确地回应他者的一种方法，它试图尊重和增进日常生活中的整全性。在政治中，宽容乃是信仰、价值和理想层面上的一种负责任的形式。” 在这里，“爱的哲学”的本质被揭示出来。一方面，这种情感的共通性加深了人们的内在经验，使人们从普遍的社会关系出发，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可以有效地跨越时间、空间、民族、国家、文化、宗教、性别的精神内容和心理内容，从而把个体对于事物的理解置于共同的脉络之中，而且还补充了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内容。“爱的哲学”是冰心从“我+基督=？”的位置上推演出的一个表达关系——是固定的、有型的、长期不变的。正因如此，對于它一直以来的探讨才能成为我们对于冰心艺术世界的概括，而且这样一来，也构成了对于冰心写作内外、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观察和反思，从而可以揭示“爱的哲学”自身的深度意义。
关于女性构想——家庭与社会
在冰心的文字中，女性一直居于核心。从早期的问题小说《两个家庭》《秋雨秋风愁煞人》《庄鸿的姊姊》等，到20世纪40年代的转向之作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二战”后那些致日本人民的文章和讲演等，冰心一直把对于女性的理解置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界限与超越之间，试图去解决社会问题并建设有关女性与社会的种种构想。
在“五四”时期，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在当时，“娜拉”所提供的新颖的精神内涵，遂成为追求意志自由、个性解放以及人格独立的精神代表，同时也成为社会上很多新女性争相仿效的对象。陈衡哲、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等女作家都有着同封建家庭斗争的经历，而这也自然地反映在她们的创作中。这群“五四”叛逆的女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女性反抗的群像，负载着推动社会思潮的力量，提供了有关女性的另一种生命形式。然而，作为“五四”女作家群体的一员，冰心的情况恰好相反。也是在这一时期，冰心发表了论说文《“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和小说《两个家庭》。其主题都是关于新女性的自我发展和社会构想。为了击中社会上有关新女性的不良思想，她提出了关于新女性形象的10项意见，包括“女学生”的装扮装饰、言谈举止、生活方式、娱乐交际、教育修养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对“女学生”社会性的强调，即为“改良家庭，服务社会”而服务。在《冰心早期女性观之辨析》一文中，林丹娅曾经指出早期冰心女性观与“五四”女性观相比，既有一致的也有相悖的地方。她认为冰心对现代新女性的构想尺度，乃是把她置放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而非社会角色的意义上来完成。女性传统角色与位置不变，要变的是角色的知识结构与家庭结构。
然而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冰心把家庭生活看作是女性生活的重要经验形态;另一方面她发现其实传统的女性观也掩盖了新女性的进步意识。与那些表现女性走出家门的女作家不同的是，冰心始终把女性置于日常生活中，在微观层面上，呈现女性和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彰显新女性处理家庭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以及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心理、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从宏观层面而言，新女性良好的修养和个人教育不断地得到发展并保留下来，在新的意义上，承接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在这里她提出的是女性发展的整体性问题。在女性的自我追求中，无论是求学还是为了爱情的私奔，其实都存在一个回归家庭的问题。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而如何以新女性的身份走入家庭和社会，依然是一个重要和紧要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女性观念很大程度上张扬了一个理想的概念，甚至强化了这个概念的理想程度。与那些叛逆的女儿们相比，可以说早期冰心的女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正新女性思想中过于激进理想的内容，同时采用一种贴近传统和现实的方式回应了有关女性自我与道德发展的提问。
在散文集《关于女人》中，冰心触及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冰心叙述了自己所熟悉的14位女性的故事。通过对这14位女性人物生活空间的汇聚，“我的母亲”“我的教师”“我的弟妇”“我的奶娘”……既正面呈现出女性群体的政治力量，又巧妙地整合了生活的日常，给予战时人们极大的鼓励和宽慰。值得注意的是，冰心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强调构成了关于战争新的思考和批判：一方面指责了战争的残暴;一方面以女性力量的崛起预示抗战的胜利。在冰心的艺术空间里，女性和家庭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生活伦理，以一种朴素的生活理想呈现国家对于社会和人民的引领，这不是说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解狭隘化，而是让有关探讨可以避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奥分析，从日常生活出发，帮助战时广大人民建立稳定的心理状态。这样，才能在战时紧张的社会环境中起到鼓舞士气、消减恐怖的作用，从而在管理、守卫、维稳的方面守护好国家的安全。
冰心对于女性的信任不但表现为一种崇高的赞美：“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而且把女性的能力扩展到对于人类社会更新和重建的层面上：“母亲的爱是慈蔼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冰心一再地向社会指出她们所具有的政治潜能和政治力量。至此，我们发现，冰心对于女性发展的构想，渐进从家庭转变为全社会，甚至推演到有关世界和平建设的层面。这反映出冰心女性观整体发展的情况。正像托马斯·索维尔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并非简单地拥有一系列孤立的观点。在这些观点背后，通常是关于世界一以贯之的总体性观念，即一种社会构想。”
在冰心的构想中，女性的母性情怀具有建构社会关系的可能。这种生物性本质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可以越出有限的空间，扩展到人类的各种事物中。即便它不被经常提及和引申，人们依然可以在最基本的生活中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存在。然而，冰心并没有就此扩大对女性本质属性的强调，而是把这种情怀与女性自身发展相结合。在《给日本女性》《对日本妇女的印象》《女性的力量很薄弱——谢冰心女士对日感想》《对日本妇女的期待》等很多公开的发言中，冰心反复强调只有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准，才能更好地让女性成为富有关怀和同情的人。尤其在《写在“妇女节”之际》一文中，她明确指出女性要推进民主运动，成为支持世界民主和平的人，真正成为反压迫的抵抗者，成为现世守护人民幸福的使者，“第一，应该提高女子的教育水平;第二，应该把妇女的兴趣从家庭引向社会，并且今后逐步引向世界”。 冰心并没有对女性增加任何神秘莫测的东西，自己也摒弃关于性别本质论的说法。冰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不断扩大女性文化所赋予的力量，并鼓励女性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寄希望于赢得一个有更多女性参与共建的和平世界，而那必定是一个具有深切关怀的世界。
儿童的智性——善与美德
伴随“五四”新文化时期“人”的发现，诞生了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儿童文学。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儿童理论家周作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儿童讀物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这一时期激发了很多作家创作儿童文学，陈衡哲的《小雨点》、赵景深的《纸花》、叶圣陶的《稻草人》、鲁迅的《故乡》《社戏》、顾颉刚的《吃果果》、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郭沫若的《两个大星》《天上的街市》、胡怀琛的《大人国》《小人国》，等等。他们的创作树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人文精神，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永恒的基础。
冰心的创作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书写儿童的典范之作。早期冰心的儿童创作总是彰显儿童的智性和妙思，如《世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挽救了意欲轻生的凌瑜;《超人》中的禄儿用爱心治愈了厌世青年何彬;《爱的实现》中灯影下两个孩子的身影，让诗人在黑暗又冰冷的黑夜中燃起对爱的思考;《可爱的》则直接宣称最可爱的只有孩子……这里的儿童总能以天真和灵智引领人们冲破混沌与黑暗，进入黎明破晓的时刻，使人们不断克服内心和思想中的负面情绪，形成积极回应社会的处事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冰心把儿童天然的热情与现实的社会贯通起来，建造了一个永远不会被黑暗、悲观消耗掉的光明的世界。这一时期冰心的儿童书写带有一种宗教情怀，一方面呈现儿童美好的心灵，肯定儿童身上的天真与单纯;另一方面也融合了基督教的神性，追求精神升华。她使人们对于儿童的认识有了一种亲切而神圣的感觉，这即是冰心“爱的哲学”显现在艺术上的时代精神，更是她对于人创造性精神的肯定——以自己的本真性去影响和爱护他人。
不同于早期的创作，1923年创作的《寄小读者》过滤掉拯救和安慰的内容，使有关儿童的书写倾向于广泛而有趣的日常。冰心采取对话式的通讯体，既有写景也有抒情，既有思乡思国，也有写眼前的感叹，情真意切、韵味悠长，略去宗教神圣情感，给人一种日常的亲切感。一直以来，冰心都把《寄小读者》视为最具灵感的创作，是最自由的也是最不假思索的。！2这是因为《寄小读者》是冰心养病期间对于个人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记录，在文中常常出现她对故乡、亲人的怀念之情，这种情感轻易地将现在的处境与过去的记忆相联系。回忆为冰心提供了极大的信心和力量，让她克服眼前的脆弱与感伤，挑战孤独与寂寞。于是，在回忆的书写中冰心触及很多沉重的主题，并巧妙地把它们处理成为对抗悲伤和痛苦的乐观理想。她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为一只小老鼠的死亡忏悔，所有的同情都指向了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因为没有及时施救小动物而自责，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动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自责与忏悔的背后恰切地表达了“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心灵的人”。相似主题的创作，也有不同的意涵表达，在《通讯十四》中，冰心以正面态度阐释对于生命的理解，把自己生病的处境与人的生老病死相联系，以宏阔的视阈将日月星辰、风霜雪雨、大海森林、天地宇宙等汇聚其中，她以坚强的姿态思考生命的逆境，并不断强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以真实的感受逼退生命中的脆弱与伤痛，从中对自己的行为和希望做出新的展望，也带给小朋友欢乐和轻松。
在《寄小读者》中，还常常出现“孩子+母爱”的叙事形式，孩子多被置放在母爱的背景中，表现了儿童内心深处真正想切近的幸福。这种相互关联的意义因母爱的伟大与孩子自身的主体意识相互回应，从而将母子之间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感情汇聚起来，达到主体之间的统一。冰心将“母爱”与“童心”相结合，把一种天然的母子情感带到人们面前，形成亲情和家庭的持久影响力。这种关系的书写恰好构成对于中国传统儿童观的回应。儿童从来不是缩小的成人，也并不是任意轻视的顽童，他们从一出生就具有光辉荣耀的人格尊严，而且他们与成人一样都是构建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一员。
多年以后，冰心还把这种判断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之上。“二战”后冰心作为驻日代表，写有一篇政治意义非常突出的文章《给日本的女性》，借助母子的人伦情感，沟通中日两国那些在战争里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的共同情感。母亲与孩子天然的感情在残暴的战争上，在满天的火焰中，在枯骨残骸里，表现出最严正、最强烈、最富正义感的生活信仰。冰心把精神和心灵的巨大痛苦、人类的一次重创收敛在母子之间的情感中，指向人类最朴素的愿望——安乐。在这里冰心凭借母子之间的情感关联，提供了据以宽恕罪恶的理由，建立了一种包含同情与理解的命运与共的关系。在冰心看来，这种联结的基础就是人类天然的亲情，对于亲情的珍视和爱护就是美德建立的开始，只有美德才能真正促进人类去追求善的共同性。这种得到全人类共同承认与追求的善，最终都将作为家庭、民族、国家最本质、最首要的构成核心。冰心把母子关系的建设看作是在培养和追求善的美德，尤其这种善指向了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的统一性，这才是生物本性与美德特性密切结合的意义所在。
结语
母爱、童心、自然，是冰心创作的三大主题，也是打开冰心文学世界的三把钥匙，它们共同构成冰心写作的深度视角，然而“爱的哲学”永远是冰心写作的思维阵地。这点毋庸置疑，爱的传统包含了对于非正义、不道德的拒斥，对于自由、平等的捍卫。对爱的相信、对美德的忠诚，使冰心不断地在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两大领域推进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一直以来，她都认为，无论什么领域，只要坚守美德的传统，相信人们自身的自然之力，人们总是能够从黑暗的时刻/时代的恐怖中幸存下来，并在建构文明、理智与道德的历程中收获新的希望。也正因此，在我看来，“爱的哲学”作为一种前提，为冰心的思考提供了一种通往自由的可能性，而这恰恰是多向的空间所在。
冰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许多。最重要的是给予我们艺术向善的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单纯也可以为人类社会做出积极多向的贡献。冰心突出强调了人的道德品行，认为美德是一种理性精神，肯定自我并能拓展人的生存意志和人与人相互理解的范畴。这是她的价值观，也造就了她的文学维度。她坚持的所在，就是以文学呈现美德的宏达视野，并且尽可能将这样的视野展示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时至今日，这份遗产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冰心 爱的哲学 女性观 儿童观
关于冰心，王炳根先生有这样一句精到的评论，他说，冰心是一个“单纯”而又“多向”的女作家。大凡作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那是他的艺术空间，炽热有力，充满幻想和期待。在那里，他通过艺术理念和形式，完成属于他自己的构想，也创造了自己与外在世界新的联系和新的关系。作家将文学朝着自主方向推进，试图通过文字触及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不断拓展写作形式和表达方式，构筑多向的艺术世界。在中国女作家中能够将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集一身的人唯有冰心，她持续近80年的创作，的确形成了多向的艺术世界。一方面冰心是“问题小说”、儿童文学、白话诗的开创者，引发了传统文学的许多变革;一方面她的文字总能以最温和的方式给予人力量和信心，推动人们的内在精神，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形成一种对待生活能量大、活跃性强的人生态度。这种能够持久地向读者提供积极影响力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也是超历史性的存在。从这一个意义上而言，“再看”冰心仍然会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构成一种引导，也形成一种参照。
与基督比肩——同情与宽恕
冰心作品中“爱的哲学”，从母爱、童心到大自然，一直是鮮明而清丽的存在。我们总是不经意间沉醉在《繁星》《春水》之中，看到一个少女思想中的美好与纯净。以泰戈尔《飞鸟集》触发而生的《繁星》《春水》，很大程度上是冰心对个人经验和思考的记录，这里面既有真切、清晰、温暖、感人的世间美好，又有神秘、黑暗、悲伤、痛苦的人生困境。冰心尽管触及灿烂与黑暗、艺术与现实、生存与死亡……但她始终相信自然的力量才是真实和强大的。不仅如此，她还体会到了弱者（弱小的草/小磐石/小岛）对于他人和世界的意义。受基督教影响的冰心，一方面认同人的有限性，对于苦难与不幸是不可规避的;一方面强调人的超越性，对于自我的救赎和重塑。
一个富有深意的视角是，在圣诗《我+基督=？》中，冰心看到了基督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具有引领人向善的作用，但是人不能依赖宗教，被动地服从命运;而是凭借宗教的引领，从自身的现实出发，为自己不断营造良好的处境，收获光明，赢得幸福。冰心体会到，宗教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说明人需要在宗教中并且通过他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把握去发现他自身的力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宗教在思想、道德和行为上的劝诫。因此，冰心的提问“我+基督=？”显示出冰心对于个人意义的理解：上帝救世的福音是一种历史信仰，而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生活的历史，才是构筑历史信仰的基石。人的实践和目标不仅在于继承和发扬历史信仰，而且还在于对历史信仰的充分领会，尤其在把握未来可能性中不断彰显自身，不断地在继承中去引领未来。
冰心的很多作品来自于她对母爱理解的诠释。如果说，母爱对于冰心而言是现世基督的话，那么，冰心则是想凭借母爱的引领，铸就一个强大的精神空间。这种爱绝非仅仅是一种艺术支撑，而是冰心艺术的一种精神指向——不断地继承，不断地超越。因此冰心持续55年之久的三本通讯集《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始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并且一直到现在依然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佳作。在冰心眼里，“爱”是她唯一的艺术能量，是她触及问题的灵感，同时，也是她以一种自然的生机勃勃去抵御困难、危险与危机的重要手段。在《超人》和《悟》中，冰心用童心和母爱作为感化剂消除冷漠与孤独，认为克服“憎”的“爱”最终才能成为人生的指针。她还把“天性之爱”视作善良、勇敢、节制的基础。然而，在茅盾看来，她是“唯心”的，到处以“自我”为起点去解释社会人生，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是因为不知道互相爱;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她这“天真”、这“好心肠”，何尝不美，何尝不值得称赞，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是一无是处！
在冰心那里，以往的一些棘手的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并且这些问题都被引向了一个向善互爱的情感中心里。冰心对问题的解释，在茅盾看来是不够的和不充分的，甚至只是一种矫饰的神秘主义。即便冰心思想受生活经验所局限，即便她的自我源自某种天性，即便她的成长还不如其他女作家迅速，但是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她想用“爱”化解问题的思维模式——将问题置于人与人直接的交流中，在洞察人性的特性中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冰心哲学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激发一种情感活动的功能。“爱的哲学”并不是冰心一己的独白，而是一种对话。它的意义就像卡西尔所说的那样：“只有靠着对话式的亦即辩证的思想活动，我们才能达到对人类本性的认识。”
“二战”结束后，1946年作为驻日代表，冰心写作的第一篇公开致日本人民的文章《给日本女性》依然选择了母爱的视角，澄明中日两国人民相通的苦痛以及对于和平、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在此基础上，冰心写有的《给日本青年女性》《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词》《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对日本妇女的期待》《寄日本妇女》《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等文章，明确地表达了从情感宽容到宽恕暴力的政治态度，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冰心处在什么位置？作家？驻日代表？外交大使？
诗歌《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冰心说：“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被一切友伴和同时有学问的人轻蔑——讥笑;/然而在孩子，农夫，和愚拙的妇人，他们听过之后，/慢慢的低头，/深深的思索，/我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这时我便要留下快乐之泪了！”作家深入社会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化解世间苦痛，给予人信心、快乐和安宁。冰心选择用“母爱”统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对这种人与人最本质关系的强调，构成了对生命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冰心又为“母爱”注入了正义与和平的政治思想。她认为，即便在人类事务中宽恕的意义也首先是同情、互助，这是思考政治生活的前提。冰心集中关注的是政治转向的基础，这不是说要对所有的道德和政治信仰采取全盘宽容，而是首先在宽容和不能容忍的两端之间，正确面对苦难和暴力，在恢复政治整全性之前战胜伤害和暴力的循环。很明显，这种政治远见已经把宽容推向了最大意义。也正像威廉·席崴克所指出的那样：“宽容是正确地回应他者的一种方法，它试图尊重和增进日常生活中的整全性。在政治中，宽容乃是信仰、价值和理想层面上的一种负责任的形式。” 在这里，“爱的哲学”的本质被揭示出来。一方面，这种情感的共通性加深了人们的内在经验，使人们从普遍的社会关系出发，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可以有效地跨越时间、空间、民族、国家、文化、宗教、性别的精神内容和心理内容，从而把个体对于事物的理解置于共同的脉络之中，而且还补充了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内容。“爱的哲学”是冰心从“我+基督=？”的位置上推演出的一个表达关系——是固定的、有型的、长期不变的。正因如此，對于它一直以来的探讨才能成为我们对于冰心艺术世界的概括，而且这样一来，也构成了对于冰心写作内外、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观察和反思，从而可以揭示“爱的哲学”自身的深度意义。
关于女性构想——家庭与社会
在冰心的文字中，女性一直居于核心。从早期的问题小说《两个家庭》《秋雨秋风愁煞人》《庄鸿的姊姊》等，到20世纪40年代的转向之作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二战”后那些致日本人民的文章和讲演等，冰心一直把对于女性的理解置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界限与超越之间，试图去解决社会问题并建设有关女性与社会的种种构想。
在“五四”时期，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引起社会很大反响。在当时，“娜拉”所提供的新颖的精神内涵，遂成为追求意志自由、个性解放以及人格独立的精神代表，同时也成为社会上很多新女性争相仿效的对象。陈衡哲、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等女作家都有着同封建家庭斗争的经历，而这也自然地反映在她们的创作中。这群“五四”叛逆的女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女性反抗的群像，负载着推动社会思潮的力量，提供了有关女性的另一种生命形式。然而，作为“五四”女作家群体的一员，冰心的情况恰好相反。也是在这一时期，冰心发表了论说文《“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和小说《两个家庭》。其主题都是关于新女性的自我发展和社会构想。为了击中社会上有关新女性的不良思想，她提出了关于新女性形象的10项意见，包括“女学生”的装扮装饰、言谈举止、生活方式、娱乐交际、教育修养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对“女学生”社会性的强调，即为“改良家庭，服务社会”而服务。在《冰心早期女性观之辨析》一文中，林丹娅曾经指出早期冰心女性观与“五四”女性观相比，既有一致的也有相悖的地方。她认为冰心对现代新女性的构想尺度，乃是把她置放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而非社会角色的意义上来完成。女性传统角色与位置不变，要变的是角色的知识结构与家庭结构。
然而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冰心把家庭生活看作是女性生活的重要经验形态;另一方面她发现其实传统的女性观也掩盖了新女性的进步意识。与那些表现女性走出家门的女作家不同的是，冰心始终把女性置于日常生活中，在微观层面上，呈现女性和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彰显新女性处理家庭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以及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心理、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从宏观层面而言，新女性良好的修养和个人教育不断地得到发展并保留下来，在新的意义上，承接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在这里她提出的是女性发展的整体性问题。在女性的自我追求中，无论是求学还是为了爱情的私奔，其实都存在一个回归家庭的问题。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而如何以新女性的身份走入家庭和社会，依然是一个重要和紧要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女性观念很大程度上张扬了一个理想的概念，甚至强化了这个概念的理想程度。与那些叛逆的女儿们相比，可以说早期冰心的女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纠正新女性思想中过于激进理想的内容，同时采用一种贴近传统和现实的方式回应了有关女性自我与道德发展的提问。
在散文集《关于女人》中，冰心触及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冰心叙述了自己所熟悉的14位女性的故事。通过对这14位女性人物生活空间的汇聚，“我的母亲”“我的教师”“我的弟妇”“我的奶娘”……既正面呈现出女性群体的政治力量，又巧妙地整合了生活的日常，给予战时人们极大的鼓励和宽慰。值得注意的是，冰心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强调构成了关于战争新的思考和批判：一方面指责了战争的残暴;一方面以女性力量的崛起预示抗战的胜利。在冰心的艺术空间里，女性和家庭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生活伦理，以一种朴素的生活理想呈现国家对于社会和人民的引领，这不是说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解狭隘化，而是让有关探讨可以避开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奥分析，从日常生活出发，帮助战时广大人民建立稳定的心理状态。这样，才能在战时紧张的社会环境中起到鼓舞士气、消减恐怖的作用，从而在管理、守卫、维稳的方面守护好国家的安全。
冰心对于女性的信任不但表现为一种崇高的赞美：“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而且把女性的能力扩展到对于人类社会更新和重建的层面上：“母亲的爱是慈蔼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冰心一再地向社会指出她们所具有的政治潜能和政治力量。至此，我们发现，冰心对于女性发展的构想，渐进从家庭转变为全社会，甚至推演到有关世界和平建设的层面。这反映出冰心女性观整体发展的情况。正像托马斯·索维尔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并非简单地拥有一系列孤立的观点。在这些观点背后，通常是关于世界一以贯之的总体性观念，即一种社会构想。”
在冰心的构想中，女性的母性情怀具有建构社会关系的可能。这种生物性本质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可以越出有限的空间，扩展到人类的各种事物中。即便它不被经常提及和引申，人们依然可以在最基本的生活中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存在。然而，冰心并没有就此扩大对女性本质属性的强调，而是把这种情怀与女性自身发展相结合。在《给日本女性》《对日本妇女的印象》《女性的力量很薄弱——谢冰心女士对日感想》《对日本妇女的期待》等很多公开的发言中，冰心反复强调只有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准，才能更好地让女性成为富有关怀和同情的人。尤其在《写在“妇女节”之际》一文中，她明确指出女性要推进民主运动，成为支持世界民主和平的人，真正成为反压迫的抵抗者，成为现世守护人民幸福的使者，“第一，应该提高女子的教育水平;第二，应该把妇女的兴趣从家庭引向社会，并且今后逐步引向世界”。 冰心并没有对女性增加任何神秘莫测的东西，自己也摒弃关于性别本质论的说法。冰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不断扩大女性文化所赋予的力量，并鼓励女性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寄希望于赢得一个有更多女性参与共建的和平世界，而那必定是一个具有深切关怀的世界。
儿童的智性——善与美德
伴随“五四”新文化时期“人”的发现，诞生了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儿童文学。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儿童理论家周作人，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儿童讀物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这一时期激发了很多作家创作儿童文学，陈衡哲的《小雨点》、赵景深的《纸花》、叶圣陶的《稻草人》、鲁迅的《故乡》《社戏》、顾颉刚的《吃果果》、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郭沫若的《两个大星》《天上的街市》、胡怀琛的《大人国》《小人国》，等等。他们的创作树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人文精神，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永恒的基础。
冰心的创作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书写儿童的典范之作。早期冰心的儿童创作总是彰显儿童的智性和妙思，如《世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挽救了意欲轻生的凌瑜;《超人》中的禄儿用爱心治愈了厌世青年何彬;《爱的实现》中灯影下两个孩子的身影，让诗人在黑暗又冰冷的黑夜中燃起对爱的思考;《可爱的》则直接宣称最可爱的只有孩子……这里的儿童总能以天真和灵智引领人们冲破混沌与黑暗，进入黎明破晓的时刻，使人们不断克服内心和思想中的负面情绪，形成积极回应社会的处事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冰心把儿童天然的热情与现实的社会贯通起来，建造了一个永远不会被黑暗、悲观消耗掉的光明的世界。这一时期冰心的儿童书写带有一种宗教情怀，一方面呈现儿童美好的心灵，肯定儿童身上的天真与单纯;另一方面也融合了基督教的神性，追求精神升华。她使人们对于儿童的认识有了一种亲切而神圣的感觉，这即是冰心“爱的哲学”显现在艺术上的时代精神，更是她对于人创造性精神的肯定——以自己的本真性去影响和爱护他人。
不同于早期的创作，1923年创作的《寄小读者》过滤掉拯救和安慰的内容，使有关儿童的书写倾向于广泛而有趣的日常。冰心采取对话式的通讯体，既有写景也有抒情，既有思乡思国，也有写眼前的感叹，情真意切、韵味悠长，略去宗教神圣情感，给人一种日常的亲切感。一直以来，冰心都把《寄小读者》视为最具灵感的创作，是最自由的也是最不假思索的。！2这是因为《寄小读者》是冰心养病期间对于个人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记录，在文中常常出现她对故乡、亲人的怀念之情，这种情感轻易地将现在的处境与过去的记忆相联系。回忆为冰心提供了极大的信心和力量，让她克服眼前的脆弱与感伤，挑战孤独与寂寞。于是，在回忆的书写中冰心触及很多沉重的主题，并巧妙地把它们处理成为对抗悲伤和痛苦的乐观理想。她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为一只小老鼠的死亡忏悔，所有的同情都指向了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因为没有及时施救小动物而自责，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动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自责与忏悔的背后恰切地表达了“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心灵的人”。相似主题的创作，也有不同的意涵表达，在《通讯十四》中，冰心以正面态度阐释对于生命的理解，把自己生病的处境与人的生老病死相联系，以宏阔的视阈将日月星辰、风霜雪雨、大海森林、天地宇宙等汇聚其中，她以坚强的姿态思考生命的逆境，并不断强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以真实的感受逼退生命中的脆弱与伤痛，从中对自己的行为和希望做出新的展望，也带给小朋友欢乐和轻松。
在《寄小读者》中，还常常出现“孩子+母爱”的叙事形式，孩子多被置放在母爱的背景中，表现了儿童内心深处真正想切近的幸福。这种相互关联的意义因母爱的伟大与孩子自身的主体意识相互回应，从而将母子之间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感情汇聚起来，达到主体之间的统一。冰心将“母爱”与“童心”相结合，把一种天然的母子情感带到人们面前，形成亲情和家庭的持久影响力。这种关系的书写恰好构成对于中国传统儿童观的回应。儿童从来不是缩小的成人，也并不是任意轻视的顽童，他们从一出生就具有光辉荣耀的人格尊严，而且他们与成人一样都是构建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一员。
多年以后，冰心还把这种判断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之上。“二战”后冰心作为驻日代表，写有一篇政治意义非常突出的文章《给日本的女性》，借助母子的人伦情感，沟通中日两国那些在战争里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的共同情感。母亲与孩子天然的感情在残暴的战争上，在满天的火焰中，在枯骨残骸里，表现出最严正、最强烈、最富正义感的生活信仰。冰心把精神和心灵的巨大痛苦、人类的一次重创收敛在母子之间的情感中，指向人类最朴素的愿望——安乐。在这里冰心凭借母子之间的情感关联，提供了据以宽恕罪恶的理由，建立了一种包含同情与理解的命运与共的关系。在冰心看来，这种联结的基础就是人类天然的亲情，对于亲情的珍视和爱护就是美德建立的开始，只有美德才能真正促进人类去追求善的共同性。这种得到全人类共同承认与追求的善，最终都将作为家庭、民族、国家最本质、最首要的构成核心。冰心把母子关系的建设看作是在培养和追求善的美德，尤其这种善指向了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的统一性，这才是生物本性与美德特性密切结合的意义所在。
结语
母爱、童心、自然，是冰心创作的三大主题，也是打开冰心文学世界的三把钥匙，它们共同构成冰心写作的深度视角，然而“爱的哲学”永远是冰心写作的思维阵地。这点毋庸置疑，爱的传统包含了对于非正义、不道德的拒斥，对于自由、平等的捍卫。对爱的相信、对美德的忠诚，使冰心不断地在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两大领域推进探索的深度与广度。一直以来，她都认为，无论什么领域，只要坚守美德的传统，相信人们自身的自然之力，人们总是能够从黑暗的时刻/时代的恐怖中幸存下来，并在建构文明、理智与道德的历程中收获新的希望。也正因此，在我看来，“爱的哲学”作为一种前提，为冰心的思考提供了一种通往自由的可能性，而这恰恰是多向的空间所在。
冰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许多。最重要的是给予我们艺术向善的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单纯也可以为人类社会做出积极多向的贡献。冰心突出强调了人的道德品行，认为美德是一种理性精神，肯定自我并能拓展人的生存意志和人与人相互理解的范畴。这是她的价值观，也造就了她的文学维度。她坚持的所在，就是以文学呈现美德的宏达视野，并且尽可能将这样的视野展示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时至今日，这份遗产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