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们就被大人诱导着要有理想。于是，在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念影响下，哪些人让人艳羡，我们就觉得长大后应该成为哪些人。比如，有的人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科学家，有的人想成为政治家，有的人想成为作家，有的人想成为商人，有的人想成为明星，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是，没有人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埋头田间的农民，做一个引车卖浆的小贩，做一个浑身污垢的清洁工。
　　无疑，科学家、政治家、作家、商人、明星在我们当年幼小的心灵里，是一种高尚的、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工作。当然，以后一个人拥有了这种身份，是否高尚不知道，是否对社会作出贡献也不知道，但成为这些人，就一定有派头，一定有地位，这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另外，农民、小贩、清洁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是否就没有对社会作出贡献，这一点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长大后我们就会明白，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对社会作出了贡献，我们不想成为他们，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做的工作在社会价值观念看来是低贱的，他们也因此收入微薄，遭人羞辱。
　　换言之，选择做科学家、政治家、明星、商人，还是选择做农民、小贩、清洁工，其实是选择做上等人还是做下等人。这太势利，太露骨了，为了看起来高尚些，大人们就把它叫作“理想”，正如把一个人要狠挣一笔钱，以在别人面前显得牛一些叫它“梦想”一样。
　　革命前辈们就经常说过，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神圣的。国家主席就曾经握过掏粪工人的手，说国家主席和掏粪，只是革命分工不同。从理论上讲，确实是这样。然而，问题在于这只是理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而且，现在也早已不是革命的时代，我们现在处于市场经济时代。要是还有人说，我做老板，你是工人，分工不同嘛，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样神圣嘛，恐怕要被人认为虚伪得过分。
　　在古代，工作机会的分配当然毫无公正。贵族阶层生来就是要干悠闲、具有荣誉、收入和地位都很高的工作，而普通百姓则只能干低贱的活。比如在印度，就规定了贱民阶层只能干那些低贱的活，如清洁工。整个古代社会，强化了这样的价值观念：因为一个人干低贱的活，所以他是贱民；贱民和他们所干的活，都是没有尊严的。并不是贱民不想干高档的工作，而是他们是被统治者，制度不允许他们这样干。
　　在今天，没有制度规定哪些人只能干低贱的活了，因为没有制度规定哪个阶层是贱民。但如果一个人不幸只能干低贱的活儿，那么，好像他就是贱民，人们就会轻视他。虽然有时很多人也假惺惺地同情他，但骨子里还是认为，他活该，谁叫他没有本事。这种价值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这叫作对低贱的工作和干低贱工作的人的价值歧视。
　　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如果所有的公爵都是清洁工的话，就没有人蔑视尘土了。”确实，因为公爵是高档的群体，所以他们如果干清洁工的话，清洁工这种低贱的工作，好像也就不再低贱而变成高档的了。然而，仔细一想，剧作家也真会编故事，这怎么可能?
　　当然，萧伯纳的真正意思是，一个社会，一定不要视那些干苦的、脏的、收入少的活的人低贱。如果干这种活的人不遭人羞辱，而是得到尊重，那么，即使苦点脏点，在自己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恐怕也愿意干吧?　从人类组成政治社会的角度上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人干比较低贱的活，但问题在于，如果要让一个社会显得有些正义，就不能是让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去干，而是真正愿意去干——很难做到这样。除非干一种低贱工作的同时也收入高，人们才不敢轻视。让一个人去干低贱的活，这个社会在其他方面应该补偿他。比方说，自由、安全、福利在一个社会中的分配必须公正，对于好的工作机会、差的工作机会的分配，也应该公正。
　　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其中就有一条，看干低贱工作的人能不能提高社会地位。这也是社会正义的要求。
　　
　　编辑／粱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