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初夏的一天，无锡城里一户蒋姓人家为儿子迎娶新娘。蒋家堪称殷实富足，迎娶的又是门第显赫的杨家女儿。
　　蒋家门前张灯结彩，鼓乐齐鸣，鞭炮大作。在喜娘的搀扶下，新娘从花轿里款款而下。由于红盖头盖着脸，新娘的面容无法得见，大红罗裙下的那一双脚不是“天足”，也并不符合“三寸金莲”的标准。
　　这位新娘，就是杨荫榆。
　　一
　　杨荫榆生于1884年，结婚时不满17岁。据侄女杨绛先生回忆，说她的这位姑母长得“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杨荫榆虽然生在书香官宦之家，可是从小缺少母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断文识字的她对人生自有一番打算。
　　新婚之夜，杨荫榆一定是怀着少女的忐忑之心在洞房里等待和猜想：一会儿就要进来的新郎是个什么模样？她渴望那个将要和她共度一生的男人会给她爱，给她幸福；她一定也在为总算能够脱离那个令她感到沉闷、屈辱的娘家而欣慰……忽然，门开了，新郎进来了。
　　见到新郎的一刹那，她一定怀疑眼前的一切是个噩梦，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站在那里，裂着嘴傻笑；一口发黄的牙，牙龈呈紫黑色，嘴角还不停地有哈拉子流下来……见新郎哼哼着向她走过来，她使出全身力气推开了他，逃回了娘家。
　　新娘在成亲当晚就抓破新郎的脸，然后逃回娘家，这对于婆家人来说，无疑是件大丢脸面之事。蒋家人岂能善罢甘休，婆婆亲自带人来到杨家，连拉带拽把新娘弄了回去。可是不到两天，杨荫榆又逃了回来，并声言：若再逼她，宁愿一死！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蒋家人当然不能一意孤行了，闹出人命可不是件小事。经人从中斡旋调解，最后以离婚、杨家赔偿一切经济损失作了结。
　　杨荫榆噩梦般的婚姻虽已了结，但是一个沦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和笑柄的离婚女子，日后的命运会怎样？幸好此时，她在日本留学的二哥回来了。杨荫榆的二哥杨荫杭（杨绛之父），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先驱者。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后入南洋公学学习，先后留学日本、美国。
　　二哥回无锡后即在家乡办了个理化研究会，组织有志青年学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杨荫榆走出家门，参加了理化研究会的学习，这让她在漆黑无望中看到了前途的一丝光亮。二哥让她明白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自立自强，有了文化、掌握了知识，就具备了谋生的本领，就可以独立，就不用再依附于任何人。17岁的杨荫榆像一株沐浴着阳光、雨露的春苗一样，一下子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她的脸上常挂着笑容，学习勤奋刻苦。
　　得到二哥赞助后，杨荫榆转入苏州景海女中学习。1907年，她赴江苏省官费留学日本考试合格，当年即赴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入理化博物科学习，6年后完成学业，毕业时受到学校嘉奖。1913年回国后，她应聘至江苏省女子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生物学教师，一年后至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任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她由教育部保送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教育学。留美期间，她被推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4年后，她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她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
　　二
　　1924年，杨荫榆40岁。她怀揣教育总长签发的校长聘书，信心满满地来到“女高师”大门前。她在此经历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校长生涯，最后不得不辞职。黯然离开时，她一定会明白，当初她的自信是多么天真、可笑。
　　原来，在她去美国留学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对国家命运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当时的中国可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国家政局不停地更迭、动荡。青年学生思想激进，行动果敢，他们藐视一切旧的、保守的东西。当时在美国的杨荫榆并不知情，虽然她也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观念，也希望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她最大的期望是能让更多的中国女子接受科学文化的教育，以此来改变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一句话，她只崇尚“教育救国”。
　　最初，杨校长与教员、学生的关系还算融洽。但是，部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太频繁，一会儿政治请愿一会儿党团集会，而且说走就走，使得学校的正常秩序无法维持。她多次进行规劝、训导，可是没用。面对学生的爱国热情，她不能硬来；身为校长，她又不能不管。这种两难的局面，一直困扰着她。
　　这年的秋天，暑假结束，学生们陆续返校。杨荫榆又发现一些家在南方的同学没有按期到校，有的甚至拖了一个多月才姗姗而来。这一次她终于发作了，断然宣布对几个迟到的学生作退学处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遭到了学生自治会的公开反对，那几个遭退学处分的学生也不走人，事情一下子闹成了僵局。
　　1925年1月，学生自治会发布宣言，派了代表去教育部，要求撤换杨荫榆。4月，章士钊以教育总长的名义发文，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长上台发表演讲，台下部分学生嘘声一片，轰赶校长下台。当天下午，杨荫榆召集“女师大”评议会成员开会，会后贴出告示：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女学生。
　　“女师大”风波终于爆发了！
　　三
　　学生自治会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发布了《致评议会公开信》，宣布校方的决定“自归无效”。5月11日，学生们在校内公开驱逐杨荫榆，甚至用封条封了她的办公室，并派人把守校门，不准她再进学校。无奈之下，杨荫榆只得另外找了个地方办公。
　　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周作人等人联名在《京报》发表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到了7月份，学校放暑假了，大部分学生离校回家，一部分学生因斗争还没结果，决定留下不走。杨荫榆勒令所有学生一律离校，并于8月1日带领警察、教工、保安等50多人，想要驱赶学生。得到消息的学生们紧闭大门，严阵以待。
　　正在双方较劲的当口，又来了不少从别的学校赶来支持“女师大”斗争的同学，局面几近失控。杨荫榆此刻还比较冷静，主动撤离，使局面暂时得以平息。第二天，她向教育部递交了辞呈，8月8日获得批准。几天之后，在一轮渐渐西沉的故都夕阳中，她神情黯然地离京去了苏州，投奔二哥去了。 　　赶走了校长的“女师大”，风波并未平息。8月10日，章士钊做出了一个莫明其妙的决定：停办“女师大”，在原址上重新成立一所大学——国立女子大学。学生们对教育部的这个决定根本不买账。她们针锋相对地宣布：拒绝解散令。恼怒的章士钊要求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鲁迅不服，即向评政院控告章士钊。一个月后，教育部无奈地发文恢复了鲁迅的职务。
　　鲁迅赢了官司后，挂冠扬长而去，南下福建教书了——那时的教授也牛气得很呐！憋屈的反倒是章士钊这样的大官，他的家两次遭到学生的冲击；学生在游行集会时，居然喊出“打死章士钊”的口号！他遂向北洋政府递交了辞呈，于1925年11月去了天津。
　　校长被驱赶走了，连教育总长都跑了。得胜了的“女师大”学生们成了凯旋的勇士，一个个豪情万丈，挥舞着小旗，回到学校。这就是“女师大”事件的大致过程，一个混乱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发生的一段小插曲。
　　四
　　随后，北京又发生了“三一八”事件，惨死了47条人命。尽管死伤者名单中有人们熟知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但是这与“女师大”事件并没有关联。惨案发生后，愤怒的鲁迅发表了《纪念刘和珍君》，后来该文成为新中国好几代中学生语文教科书中必读的名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再次提到了杨荫榆。在他的笔下，杨荫榆是个尖酸、刻薄、冷漠的老怨妇。杨荫榆成了制造惨案的政府帮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回到苏州的杨荫榆，在二哥二嫂的呵护下，心灵逐渐得到平复。1935年，杨荫榆以一己之力，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取了个怪怪的名字“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学校的生源也怪，有已经嫁人的女子，有已经参加工作的女职员，当然也有穷苦人家的女孩子。杨荫榆竟然能把这样一所学校管理得像模像样，使学生们觉得像置身于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样。
　　当初，她曾对“女师大”的学生说过：“国民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之母之母。”作为一所学校的当家人，她像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样，把学生当女儿一样来关怀教育，怎么还会有办不好的理由呢？
　　可惜好景不长，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1937年冬，苏州沦陷，杨荫榆本来可以同兄嫂一起避难的，可由于学校里有几个学生因为路远还没走，她毅然留了下来。日寇进城以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杨荫榆的憨劲上来了，她跑到日军驻地找到最高官佐，对日本兵的暴行义正辞严地进行交涉。大概是被一位柔弱女子的凛然之举所折服，日军官佐居然“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抢到的财物。”（杨绛语）事后，日本人想请她参加“维持会”，遭到杨荫榆的断然拒绝，遂对她动了杀机。
　　1938年1月1日，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的住处，把她骗出了家门。离她家不远有座叫吴门桥的小石桥，当她同那两个日本兵走上小桥时，日本兵近距离朝她开了一枪。中枪之后的杨荫榆并未倒下，那两个日本兵又将她推下了河，见她挣扎着想游上岸，他们竟又向她开了几枪。河面浮起一滩殷红的血，冬日惨白的晨雾中，那血像凝固了似的在河里漂了很久，很久……
　　1938年这个寒冬的早晨，54岁的杨荫榆惨死在日寇的枪口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荫榆当年生活的那条小巷——留芳声巷，正在拓宽道路、建设高楼。徜徉其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蒙尘的身影还在徘徊，而那只是一个无法靠近的背影，一段隐没在历史烟尘里的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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