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微信里，一则悲剧新闻在朋友圈传递着：一位年轻有才华与冲劲的广告人在工作中猝死。我想传递与关注的人可能和当事者一样都是工作过量者，类似这样的事件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到90年代末的台湾一直在发生，并且当事者有越来越年轻的倾向。
　　这几乎是经济兴起所带来的一个面向，人们因为过劳而猝死，不单单只是与经济繁荣有关系，它还牵涉了人群对于自己存在的价值、工作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和社会价值等等。于是当台湾有一个展览策展人把题目定在“我们是否工作过量？”时，非常吸引我的注意。于是透过朋友介绍，我第一次与龚先生见面。
　　龚先生目前是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的专任副教授，在他教学的日子里也大量参与艺术方面的活动，涉及理论也涉及实践，这回他策划的这个展览，把焦点放在与他互动最密切的艺术圈工作者。
　　我们见面的地点在高雄。龚卓军先生真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能快速地切入我的好奇里，让我有机会听到这位热情的学者亲自描述展览内容以及动机。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已经发展一段時间的想法与行为，此阶段的展览不代表这一个讨论终止，他还是会往下并且随着其中的变化去调整与思考。在策展的过程中围绕着艺术这个职业，并且透过各种自发性的测量尺度，从艺术创作、策展、艺评这三个方面交错进行，朝向某种潜存的另类生命经济来做出观察与讨论。
　　艺术究竟带有怎么样的致命吸引力？又潜藏着什么样的身体情动力条件和政治经济学条件？让艺术家以及围绕着艺术家的策展人、艺评人总是在过程中不断地自问：我们是否工作过量？即使如此，这群艺术圈之人仍然乐于以艺术之名进行生产交换各种无聊的、有趣的事物。往下深究，这其实是一个哲学的讨论，艺术是职场中的一项，在这个展览中被挑出讨论的行业。然而今日的社会对于艺术早已有着复杂的想象与评价，对于我们这群参与、享受或消费艺术的人群来说，在阅读策展人阶段性的艺术作品时，同时也不禁会让人思考着自己也是社会生产者与劳动者的对照。
　　曾经有劳动者这么悲伤地定义过“工作”——工作是贵族们让别人服务于他的一项发明。然而对于工作者来说，我们该如何测量工作与生命之间的界线呢？龚教授没有一般哲学学者的沉重与复杂，就算这么深沉的话题，他领着一群年轻的台湾艺术家们展开了行动，在他的描述中，艺术职场的人们都有了动人的多面性。
　　他解释着参展的年轻艺术家高俊宏的作品“废墟影像晶体计划”，这位敏感而有才华的艺术家花大量的时间穿梭于台湾那些被废弃的建筑，并在里头留下壁画，并非一般的涂鸦。他选择荒芜的建筑物，同时他用高超的美术绘画能力，画下曾经和这个地点有关的影像，而那些被消费后的事件，因为他的书写点点滴滴组成了一种台湾历史的阅读。从哲学人的思维所疏理出来的历史，竟是如此的动人。
　　另外一位我一直很欣赏的台湾年轻艺术家周育正，也在这次展览中继续他的得奖作品“工作史——卢皆得”，这次他让主角——这位年近六十岁的临时工卢皆得，自行绘画他曾经在工作时穿着的工作服，并且把他的工作史放置于上面。作者冷静而残酷地书写着近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处境，藉由一位不停更换工作的临时工的历史表达得如此清晰，而龚卓军先生把此作品放在展览中，给人更多了一层思考空间。
　　这是一个愉快的下午，因为我忽然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透过一位哲学人的眼睛看到自己这么多年来想了又想的事情：工作与生命之间的权衡、工作与自我价值之间的权衡。记得几年前我做了五十岁退休的决定时，心中依然不安，此刻遇到龚教授总有相见恨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