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8日，戴笠接到福建省闽北站站长严灵峰的特急电报，谓：该站副站长兼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枪决。戴笠一生与人争雄，屡战屡胜，鲜有失败，何曾受到如此蔑视，现忽闻自己的爱将被人杀了，不觉痛心疾首，当即决定向蒋介石告状。
　　张超是福建长泰人，因心狠手辣，很受戴笠器重，并极力加以培养为心腹亲信。
　　陈仪是政学系的核心干部之一，尤与政学系的领袖张群关系密切。1934年“闽变”之后由军政部政务次长调任闽省主政。他与戴笠原无宿怨，但由于有政学系这一层关系，因而被戴笠取为监视对象，并密令张超执行这一任务。
　　张超自恃有戴笠这层关系，胆大妄为。他在闽北、闽南等地招抚土匪，暗地发展军事力量，这就引起了陈仪的注意。陈仪知道张超是戴笠的人，还极力加以容忍。然张超不但不把陈仪放在眼里，而且密谋策划“倒陈活动”。由此触怒了陈仪，密令福建省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多方搜集证据，伺机捕捉张超。
　　严灵峰获此消息，多次报告戴笠，但戴笠迟迟未采取措施，待张超在闽已不能立足，这才下令调张超出闽，另行任用。
　　张超倒陈未成，自己倒被赶出闽省，心中自是不甘，于是决定在临走之前大闹一场，把陈仪搞臭，使陈仪在福建也不能立足。张超将平时搜集的有关陈仪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整理出陈的“十大罪状”，派人到处张贴。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条是揭露陈仪老婆古月芳是日本间谍，陈仪通过老婆与日本政府勾勾搭搭，因而有“汉奸”之嫌。
　　这一记拳无疑是打在陈仪的痛处，陈仪几无退路可走，当即下令李进德逮捕张超。陈仪是有胆量的，他一旦下手，也就不再手软。他不待戴笠援手相助，就将张超以“煽动闽人自治、破坏抗战”等罪名，立予枪决示众。
　　陈仪毕竟是政学系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久历宦海风波，深知政治上制变机先、先发制人的道理，不等戴笠告状，先期密派心腹李进德携带张超在福建擅自建立武装、鼓吹闽人自治、暗杀谢荫德以及进行倒陈活动的种种罪证，用专机密送武昌，再打电话给政学系首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请张群亲自陪同李进德晋见蒋介石，把张超的罪行和罪证全部呈送蒋介石过目。
　　自戴笠出山以来，地方封疆大吏敢于下令枪杀军统的重要干部，陈仪是第一人。素以“争强好胜”著称的戴笠，岂能容忍陈仪开此悬禁。但他在较量政治手腕方面毕竟难敌政学系的这一批老官僚，告状晚了一步，非但告状没有获准，反遭一顿臭骂。蒋介石怒斥说，张超有什么冤？他在福建搞闽人自治、反对陈主席、动摇地方抗战大局，铁证如山，死有余辜。你竟然口口声声为他喊冤，真卑鄙，真无耻。直骂得戴笠汗颜满面，几无地自容。
　　到了这步田地，戴笠才知自己小觑了陈仪，以至铸成大错。但事到如今，戴笠也就一不做二不休，“扑通”一声在蒋介石面前跪下，痛哭流涕地诉说，张超千错万错，自有“团体”纪律制裁，他陈仪要抓便抓，要杀便杀，如果校长不能给我作主，以后我也无法再干下去了。于是，戴笠一股傻劲上来，只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哭。蒋介石横竖不开口，他就横竖不起来。
　　蒋介石的坏脾气和他的独裁一样，都是一流的。平时，只要听到不同意见，马上就要用坏脾气去对付，何曾遇到今天像戴笠这样用泼皮手段对他进行要挟、纠缠，蒋介石一时也惹发了当年在江湖上练就的一套流氓脾气，抬起脚用皮鞋对戴笠一阵猛踹，嘴里不停地大骂戴笠：“下贱！”“没有人格！”
　　戴笠剧痛之下，锐气不减，仍然强辩说：“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戴笠见蒋介石还是不肯答应，进一步申诉道：报告校长，学生无能，并非无耻。我领导无方，现在呈请校长准予辞职。
　　当天，戴笠回到汉口寓所，果然写了辞职报告，当即呈送上去。
　　蒋介石一看戴笠动了真格的，不觉心软下来。蒋介石想：戴笠当然是不能走的，否则从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心腹杀手？陈仪自然也不能处分，否则，今后何以号召政学系这批官僚为我卖命？看来，鱼和熊掌要兼得，只有和戴笠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让他了解我的处境和难处，打消辞职的念头。
　　8月19日，即戴笠呈送辞职报告的第二天，蒋介石把戴笠召到武昌珞珈山官邸，训示说：“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话锋一转，蒋介石用一种难得的爱抚、亲切语气进一步开导说，陈仪的问题，不是一个陈仪，他是政学系的人，内有张群、翁文灏、魏道明、张嘉、何廉这些党国中枢，外有熊式辉、吴鼎昌、吴铁城、沈鸿烈这些封疆大吏，还有蒋廷黻这些驻外大使，都是和陈仪有关系的。他们中不少人过去为党国的反共事业出过大气力，帮过我的大忙。今天又有不少人是学者从政，我正要借重他们改善政府的形象，为党国的事业效力。自从他们的头子杨永泰在武昌被人打死后，这些人一个个都心存疑虑，战战兢兢，自相惊扰。我正要对他们多加抚慰，使他们安心供职。决不能为了一个张超，再惊动他们，动摇大局。你是我的好学生，就要体谅我的一番苦心。至于李进德，我现在就下令撤销他的警察局长职务，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你也回去好好想一想，张超之事，不许再提了，辞职之事，也不许再提。
　　戴笠听了蒋介石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极为感动。自从戴笠于1927年跟随蒋介石搞特工活动开始，戴笠已记不清蒋介石和他见了多少次面，讲了多少次话，但从没有哪一次见面像这一次亲切、随和、爱抚，也从没有哪一次谈话像这一次知己、恳切、充满感情。戴笠真切地感受到蒋介石把自己当成心腹亲信那种无话不可谈、无心不可交、无密不可泄的知己地位的满足。当即，他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地回到寓所，题写了“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12个字，并以此训示手下的特务们说：“我们的一切，都以这12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才’只是技术而已。精神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从此，这12个字成为戴笠标榜自己的座右铭。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特工王戴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