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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元素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内在张力。本文以新时期文学评奖为例，对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精英文化元素与大众文化元素、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等三组评价元素的内在张力作了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对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评价，应建立在对各元素内在张力的综合测评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审美文化产品；文学评奖；评价元素：张力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111-04
文化产品评价元素的构成是颇为复杂的，而在这一复杂构成背后则是评价主体和评价路径在发挥着主导作用，正如之前我们在谈到文化产品评价机制时曾论述的，文化产品的评价要素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评价主体、评价路径和评价元素。这三大部分分别回答了“谁来评？如何评？评什么？”的问题。评价主体是评价的发出者，在多元化社会中评价主体也具有多元特征，不同特征的评价主体，对文化产品发出的评价也是不尽相同的，而这种不尽相同正是通过不同的评价路径落实在不同的评价元素上。因此，多元的评价主体和评价路径造就了多元的评价元素，而多元的评价元素之间又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立与统一，正是多元评价元素在不同维度所形成的一系列张力，成为彰显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当然，不同文化产品中评价元素的内在张力的平衡方式是不尽相同的，由此各评价元素在评价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审美文化产品作为文化产品的一种重要类别自不例外。本文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为例，对审美文化产品各层面评价元素之间的内在张力作具体分析，以揭示各评价元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从评价主体的构成角度来看，颇具代表性的有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以政府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主要包括由政府各部门主持的各类文学评奖，如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由湖北省作协主办的“湖北文学奖”等：第二类是以学术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主要包括一些纯文学机构和协会组织评选的文学奖，如由冰心奖组委会主办的“冰心文学奖”、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长城文学奖”等；第三类是以市场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主要包括由期刊、出版社等主办的文学评奖，如由《大家》主办的“大家·红河奖”、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的“金布老虎奖”等。在此，我们透过这三类文学评奖活动，来了解不同层面评价元素之间张力的具体表现。
一、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之张力
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机制所包含的评价元素中，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是一组既彼此统一又相互制约的元素。所谓意识形态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政治、社会、伦理等观念相关的基本元素。以意识形态元素作为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的主要指标，是政府主体的一个突出特征。所谓审美元素，则主要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思想、情感、技艺等内容相关的基本元素。而以审美元素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则是学术主体的一个突出特征。两种元素在具体评价活动中，受与之相应的评价主体与评价路径的影响，常常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其内在张力正是影响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的博弈，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学评奖中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以政府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的博弈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历届评委的组成结构看，茅盾文学奖的评价主体主要包括代表政府主体的文化官员（含官员作家）和代表学术主体的学者（含非官员作家）两方面。从数量上看，学术主体评委的人数一般要超过政府主体评委的人数。作为一种文学评奖，这样一种设置本身是合理的，这也体现了人们对审美元素在评奖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期待。不过，作为政府主体主导的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从其评奖规则到评奖过程，意识形态元素在评价权重中占所比重却往往要超过审美元素。
这首先从评奖条例所列评奖标准中对意识形态元素的强调便可窥见一斑：“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而作为文学评价基本元素的审美元素在评价标准中强调得则要简单得多。
在这一规则的指导下，茅盾文学奖的评价过程中，意识形态元素往往会超越审美元素，成为评价活动中占主导的评价元素。这从历届获奖作品的总体特征便可看出。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获奖作品大多体现出宏大叙事的旨趣。不管是历史题材的还是现实题材的，都追求大场面、大气象，强调高屋建瓴的总体把握，力求揭示历史规律与时代精神，在思维路向上强调概括和归纳，注重对必然性、最高法则、绝对真理的形象化阐释。”如《李自成》、《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战争与人》、《白门柳》、《张居正》等，都是如此。也正是在这一规则主导下，诸如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这类主题并不宏大，篇幅也较小，主人公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甚至所揭示的更多是人性中卑琐阴暗的一面的作品，虽然从审美元素角度看是一部优秀作品，但其获奖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学评奖中意识形态元素对审美元素的挤压，必然会引起主张审美元素作为文学评价主导元素的学术主体的反拨，这从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得”的批评和质疑便可以见出。不过，批评也好，质疑也罢，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审美元素与意识形态元素博弈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从前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情况看，博弈后的平衡状态基本是以意识形态元素为主，以审美元素为辅，这也可以说是茅盾文学奖评价过程的基本特征。因此，如果一部优秀得足以获奖的作品其审美元素要超过意识形态元素的话。那么它要么修改以改变这种“不平衡”而获奖，要么不获奖。《白鹿原》因修改而获奖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两种元素的这种张力平衡特点，在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等多个有极大影响的政府主体主导的评奖中都存在。 通过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活动，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元素在评价元素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与审美元素之间的博弈关系。目前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活动中，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之间博弈的不平衡状态是否合理，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而两种元素博弈的平衡点处于何处更为合理，则是我们在建构审美文化产品评价机制时应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文学评价中一直存在一种倾向，主张对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应以审美元素为标准，而较为排斥意识形态元素。其实，从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对文学产品的评价，从来都不是只有审美元素这一单一标准。而从影响力测评的角度来看，在当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元素对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认为审美元素与意识形态元素博弈下形成的张力，正是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具体表现，而透过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之间张力的考察，是发现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精英文化元素与大众文化元素之张力
在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中，精英文化元素与大众文化元素同样是一组既彼此统一又相互制约的评价元素。所谓精英文化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艺术性、审美性、思想性、情感性等相关联的基本元素。以精英文化元素作为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的主要指标，是精英主体的主要特征，精英主体所指向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所谓大众文化元素，则主要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商品性等相关联的基本元素。而以大众文化元素作为审美文化产品的主要评价指标，则是大众主体的主要特征，大众主体所指向的主要是普通大众群体。两种元素在具体评价活动中，受与之相应的评价主体与评价路径的影响，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而其内在张力同样也是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表征。
就新时期文学评奖来看，精英文化元素在评价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评奖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现象与大众主体参与文学评价活动不足不无关系。
在新时期文学评奖活动展开初期，曾经一度较为重视大众主体对作品的评价。如自1978年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便采取了“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而就最初几届的短篇小说评奖结果来看，大众选票在其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当选作品的前五篇：《乔厂长上任记》、《小镇上的将军》、《剪辑错了的故事》、《内奸》、《李顺大造屋》，“它们既是得‘票’最多的，又是受到评委一致赞赏的切近现实社会课题之作”。1980年的当选作品，“大部分是得‘票’最多和较多的。按得‘票’顺序排列的前十二名，只有一篇没能入选。其原因，也只是考虑到对蝉联三届者应有更高的要求”。不过，80年代中期后，群众选票在评奖中的作用开始逐渐降低，进入90年代后，一些文学评奖中的群众选票已几乎成为摆设，如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就在不少媒体刊登了读者选票，但在新闻发布会上，组委会人士公开承认读者选票在终评中不会起任何作用。而一些重量级的文学评奖从一开始大众主体的评价便被排除在评价机制之外，而以精英文化元素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便是如此。从其后的一系列文学评奖来看，精英文化元素渐渐占据压倒性地位，而大众文化元素逐渐被挤压出评价体系。
至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流行性、商业性等大众文化元素对于文学评奖的影响日益加强，这尤其体现在那些依靠商业赞助作为资金支持的文学评奖中。1994年《大家》举办的“大家·红河奖”在当时开出10万元的巨额奖金，一时轰动文坛。从其评委的组成结构，我们可以窥见大众文化元素在被渐渐引入。如第三届和第四届的评委，《大家》邀请了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主持人李潘来担任，其他的三名评委则分别为作家余华、编辑王干、学者谢冕。如果说后三位评委是精英主体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金庸和李潘则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元素的代表性符号。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庸和李潘担任评委曾一度引起诸多争议，这些争议背后其实隐含着精英文化元素对大众文化元素参与文学评价的排斥。不过，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大众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评价活动中，如2010年鲁迅文学奖修改评奖条例，首次将网络文学纳入评奖范围，可以说是精英文化元素对大众文化元素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虽然大众文化元素的加入并不能撼动精英文化元素在文学评价中的主导作用，但这两种元素在文学评价中的博弈还是有力推动了文学评价的多元化。
从上述文学评奖活动可以看出，文学产品影响力的形成，显然不仅仅由精英文化元素来决定。大众文化元素在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传统的文学评价活动中，精英文化元素往往占据着主导位置，并且常常排斥大众文化元素的进入。但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走向成熟，大众文化元素在文学评价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从而迫使精英文化元素逐步妥协并接纳大众文化元素。不过，两者博弈的平衡点应依然是以精英文化元素为主和大众文化元素为辅。而两者博弈下形成的张力，正是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表征所在。因此，透过两者之间张力的考察，也将是评价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之张力
在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中，还存在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这样一组既彼此统一又相互制约的评价元素。所谓生产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生产过程相关联的制作方式、材料应用、工艺技术等元素。以生产元素作为主要指标来评价审美文化产品，是生产主体的主要特征。所谓市场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消费需求相关联的消费价值、市场需求、时代性、象征性等元素。而以消费元素作为主要指标来评价审美文化产品，则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特征。两种元素在具体评价活动中，受与之相应的评价主体与评价路径的影响，常常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而其内在张力同样也是影响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的重要因素。
纵观新时期的文学评奖，在80年代的各类文学评奖中，生产元素一直占据着评价指标的重要位置。无论是最初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要求的“从生活出发，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还是茅盾文学奖强调的“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提倡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或者鲁迅文学奖指出的“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等标准，元不是从创作主体角度来衡量的。而从评委结构来看，作为创作主体身份的作家（或曾是作家）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往往占有一定比重，如鲁迅文学奖就规定“各奖项评奖委员会委员由中国作家协会聘请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担任”，冰心文学奖的评委中便包括了吴作人、萧淑芳、杨沫、叶君健、吴全衡等作家或艺术家，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产元素在评价中的地位。而且，以消费元素作为评价文学的一种标准，也常常被看作是非常不严肃的行为。 不过，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众多依托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的文学评奖的出现，市场主体开始逐步成为影响文学评奖的强势力量。这类评奖的举行，一般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一是想通过评奖来寻求企业的赞助，如1994年“大家·红河奖”便是由红河卷烟厂赞助《大家》杂志来举办的，2001年《中国作家》与大红鹰烟草经营有限公司举办的“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人民文学》举办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评奖来提高刊物的发行量。为实现这样的目的，评奖活动中评委构成便常常要包含一定比例的社会知名人士。同样，企业通过赞助获得冠名权的主要目的同样是欲借助文学评奖获取一定的广告效应。无论是期刊对发行量的谋划，还是企业对广告效应的期待，关键都在于“作为消费主体的广大读者”。因此，当文学产品的消费开始成为问题时，消费元素在文学评价中的作用就会逐步提升，这个时候生产元素就不得不让出它所占据的部分领地了。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而从对文学产品影响力评价的作用来看，“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的博弈基本处于均衡”的状态，这正是两种元素之间内在张力的基本特征。
从新时期文学评奖可以看出，生产元素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学评价活动中还较为排斥消费元素。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费意识开始影响到文化产品的方方面面，并逐步成为评价审美文化产品的重要元素。生产元素退让、消费元素提升的现象，人们曾一度认为是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的一种退步。不过，随着当今消费社会的逐步趋向成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之间博弈的张力，是当前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表现形态之一，而对两者之间张力的考察，则是评价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审美文化产品评价元素之间的这三种张力，所表现的是审美文化产品不同层面的影响力。在评价机制的建构中，我们应综合考察三个层面的张力，来对审美文化产品的影响力进行综合测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评价结果。当然，如何确定不同张力在不同评价对象中的平衡点，如何测定不同评价元素在不同文化产品评价中的权重系数，则是我们将来进一步建构文化产品评价机制过程中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高文强：《试论文化产品评价机制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在张力》，《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
②黄发有：《以文学的名义——过去三十年中国文学评奖的反思》，《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③《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④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记》（一），《小说家》1999年第1期。
⑤崔道怡：《第三个丰收年——短篇小说评奖琐记》（二），《小说家》1999年第2期。
⑥徐岱：《向诗而思：关于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阐释》，《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⑦刘小新：《文化工业概念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8期。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审美文化产品；文学评奖；评价元素：张力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111-04
文化产品评价元素的构成是颇为复杂的，而在这一复杂构成背后则是评价主体和评价路径在发挥着主导作用，正如之前我们在谈到文化产品评价机制时曾论述的，文化产品的评价要素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评价主体、评价路径和评价元素。这三大部分分别回答了“谁来评？如何评？评什么？”的问题。评价主体是评价的发出者，在多元化社会中评价主体也具有多元特征，不同特征的评价主体，对文化产品发出的评价也是不尽相同的，而这种不尽相同正是通过不同的评价路径落实在不同的评价元素上。因此，多元的评价主体和评价路径造就了多元的评价元素，而多元的评价元素之间又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立与统一，正是多元评价元素在不同维度所形成的一系列张力，成为彰显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当然，不同文化产品中评价元素的内在张力的平衡方式是不尽相同的，由此各评价元素在评价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审美文化产品作为文化产品的一种重要类别自不例外。本文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为例，对审美文化产品各层面评价元素之间的内在张力作具体分析，以揭示各评价元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从评价主体的构成角度来看，颇具代表性的有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以政府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主要包括由政府各部门主持的各类文学评奖，如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由湖北省作协主办的“湖北文学奖”等：第二类是以学术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主要包括一些纯文学机构和协会组织评选的文学奖，如由冰心奖组委会主办的“冰心文学奖”、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长城文学奖”等；第三类是以市场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主要包括由期刊、出版社等主办的文学评奖，如由《大家》主办的“大家·红河奖”、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主办的“金布老虎奖”等。在此，我们透过这三类文学评奖活动，来了解不同层面评价元素之间张力的具体表现。
一、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之张力
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机制所包含的评价元素中，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是一组既彼此统一又相互制约的元素。所谓意识形态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政治、社会、伦理等观念相关的基本元素。以意识形态元素作为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的主要指标，是政府主体的一个突出特征。所谓审美元素，则主要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思想、情感、技艺等内容相关的基本元素。而以审美元素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则是学术主体的一个突出特征。两种元素在具体评价活动中，受与之相应的评价主体与评价路径的影响，常常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其内在张力正是影响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的博弈，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学评奖中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而以政府主体为主导的文学评奖，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的博弈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历届评委的组成结构看，茅盾文学奖的评价主体主要包括代表政府主体的文化官员（含官员作家）和代表学术主体的学者（含非官员作家）两方面。从数量上看，学术主体评委的人数一般要超过政府主体评委的人数。作为一种文学评奖，这样一种设置本身是合理的，这也体现了人们对审美元素在评奖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期待。不过，作为政府主体主导的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从其评奖规则到评奖过程，意识形态元素在评价权重中占所比重却往往要超过审美元素。
这首先从评奖条例所列评奖标准中对意识形态元素的强调便可窥见一斑：“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而作为文学评价基本元素的审美元素在评价标准中强调得则要简单得多。
在这一规则的指导下，茅盾文学奖的评价过程中，意识形态元素往往会超越审美元素，成为评价活动中占主导的评价元素。这从历届获奖作品的总体特征便可看出。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获奖作品大多体现出宏大叙事的旨趣。不管是历史题材的还是现实题材的，都追求大场面、大气象，强调高屋建瓴的总体把握，力求揭示历史规律与时代精神，在思维路向上强调概括和归纳，注重对必然性、最高法则、绝对真理的形象化阐释。”如《李自成》、《黄河东流去》、《平凡的世界》、《战争与人》、《白门柳》、《张居正》等，都是如此。也正是在这一规则主导下，诸如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这类主题并不宏大，篇幅也较小，主人公也不是什么英雄人物，甚至所揭示的更多是人性中卑琐阴暗的一面的作品，虽然从审美元素角度看是一部优秀作品，但其获奖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学评奖中意识形态元素对审美元素的挤压，必然会引起主张审美元素作为文学评价主导元素的学术主体的反拨，这从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得”的批评和质疑便可以见出。不过，批评也好，质疑也罢，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审美元素与意识形态元素博弈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从前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情况看，博弈后的平衡状态基本是以意识形态元素为主，以审美元素为辅，这也可以说是茅盾文学奖评价过程的基本特征。因此，如果一部优秀得足以获奖的作品其审美元素要超过意识形态元素的话。那么它要么修改以改变这种“不平衡”而获奖，要么不获奖。《白鹿原》因修改而获奖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两种元素的这种张力平衡特点，在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等多个有极大影响的政府主体主导的评奖中都存在。 通过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活动，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元素在评价元素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与审美元素之间的博弈关系。目前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活动中，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之间博弈的不平衡状态是否合理，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而两种元素博弈的平衡点处于何处更为合理，则是我们在建构审美文化产品评价机制时应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文学评价中一直存在一种倾向，主张对审美文化产品的评价应以审美元素为标准，而较为排斥意识形态元素。其实，从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对文学产品的评价，从来都不是只有审美元素这一单一标准。而从影响力测评的角度来看，在当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元素对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认为审美元素与意识形态元素博弈下形成的张力，正是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具体表现，而透过意识形态元素与审美元素之间张力的考察，是发现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精英文化元素与大众文化元素之张力
在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中，精英文化元素与大众文化元素同样是一组既彼此统一又相互制约的评价元素。所谓精英文化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艺术性、审美性、思想性、情感性等相关联的基本元素。以精英文化元素作为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的主要指标，是精英主体的主要特征，精英主体所指向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所谓大众文化元素，则主要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商品性等相关联的基本元素。而以大众文化元素作为审美文化产品的主要评价指标，则是大众主体的主要特征，大众主体所指向的主要是普通大众群体。两种元素在具体评价活动中，受与之相应的评价主体与评价路径的影响，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而其内在张力同样也是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表征。
就新时期文学评奖来看，精英文化元素在评价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评奖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现象与大众主体参与文学评价活动不足不无关系。
在新时期文学评奖活动展开初期，曾经一度较为重视大众主体对作品的评价。如自1978年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便采取了“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而就最初几届的短篇小说评奖结果来看，大众选票在其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当选作品的前五篇：《乔厂长上任记》、《小镇上的将军》、《剪辑错了的故事》、《内奸》、《李顺大造屋》，“它们既是得‘票’最多的，又是受到评委一致赞赏的切近现实社会课题之作”。1980年的当选作品，“大部分是得‘票’最多和较多的。按得‘票’顺序排列的前十二名，只有一篇没能入选。其原因，也只是考虑到对蝉联三届者应有更高的要求”。不过，80年代中期后，群众选票在评奖中的作用开始逐渐降低，进入90年代后，一些文学评奖中的群众选票已几乎成为摆设，如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就在不少媒体刊登了读者选票，但在新闻发布会上，组委会人士公开承认读者选票在终评中不会起任何作用。而一些重量级的文学评奖从一开始大众主体的评价便被排除在评价机制之外，而以精英文化元素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便是如此。从其后的一系列文学评奖来看，精英文化元素渐渐占据压倒性地位，而大众文化元素逐渐被挤压出评价体系。
至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流行性、商业性等大众文化元素对于文学评奖的影响日益加强，这尤其体现在那些依靠商业赞助作为资金支持的文学评奖中。1994年《大家》举办的“大家·红河奖”在当时开出10万元的巨额奖金，一时轰动文坛。从其评委的组成结构，我们可以窥见大众文化元素在被渐渐引入。如第三届和第四届的评委，《大家》邀请了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主持人李潘来担任，其他的三名评委则分别为作家余华、编辑王干、学者谢冕。如果说后三位评委是精英主体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金庸和李潘则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元素的代表性符号。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庸和李潘担任评委曾一度引起诸多争议，这些争议背后其实隐含着精英文化元素对大众文化元素参与文学评价的排斥。不过，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大众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评价活动中，如2010年鲁迅文学奖修改评奖条例，首次将网络文学纳入评奖范围，可以说是精英文化元素对大众文化元素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虽然大众文化元素的加入并不能撼动精英文化元素在文学评价中的主导作用，但这两种元素在文学评价中的博弈还是有力推动了文学评价的多元化。
从上述文学评奖活动可以看出，文学产品影响力的形成，显然不仅仅由精英文化元素来决定。大众文化元素在其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传统的文学评价活动中，精英文化元素往往占据着主导位置，并且常常排斥大众文化元素的进入。但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走向成熟，大众文化元素在文学评价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从而迫使精英文化元素逐步妥协并接纳大众文化元素。不过，两者博弈的平衡点应依然是以精英文化元素为主和大众文化元素为辅。而两者博弈下形成的张力，正是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表征所在。因此，透过两者之间张力的考察，也将是评价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之张力
在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中，还存在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这样一组既彼此统一又相互制约的评价元素。所谓生产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生产过程相关联的制作方式、材料应用、工艺技术等元素。以生产元素作为主要指标来评价审美文化产品，是生产主体的主要特征。所谓市场元素，主要是指审美文化产品中所包含的与消费需求相关联的消费价值、市场需求、时代性、象征性等元素。而以消费元素作为主要指标来评价审美文化产品，则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特征。两种元素在具体评价活动中，受与之相应的评价主体与评价路径的影响，常常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博弈，而其内在张力同样也是影响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评价的重要因素。
纵观新时期的文学评奖，在80年代的各类文学评奖中，生产元素一直占据着评价指标的重要位置。无论是最初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要求的“从生活出发，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还是茅盾文学奖强调的“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提倡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或者鲁迅文学奖指出的“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等标准，元不是从创作主体角度来衡量的。而从评委结构来看，作为创作主体身份的作家（或曾是作家）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往往占有一定比重，如鲁迅文学奖就规定“各奖项评奖委员会委员由中国作家协会聘请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担任”，冰心文学奖的评委中便包括了吴作人、萧淑芳、杨沫、叶君健、吴全衡等作家或艺术家，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产元素在评价中的地位。而且，以消费元素作为评价文学的一种标准，也常常被看作是非常不严肃的行为。 不过，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众多依托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的文学评奖的出现，市场主体开始逐步成为影响文学评奖的强势力量。这类评奖的举行，一般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一是想通过评奖来寻求企业的赞助，如1994年“大家·红河奖”便是由红河卷烟厂赞助《大家》杂志来举办的，2001年《中国作家》与大红鹰烟草经营有限公司举办的“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人民文学》举办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评奖来提高刊物的发行量。为实现这样的目的，评奖活动中评委构成便常常要包含一定比例的社会知名人士。同样，企业通过赞助获得冠名权的主要目的同样是欲借助文学评奖获取一定的广告效应。无论是期刊对发行量的谋划，还是企业对广告效应的期待，关键都在于“作为消费主体的广大读者”。因此，当文学产品的消费开始成为问题时，消费元素在文学评价中的作用就会逐步提升，这个时候生产元素就不得不让出它所占据的部分领地了。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而从对文学产品影响力评价的作用来看，“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的博弈基本处于均衡”的状态，这正是两种元素之间内在张力的基本特征。
从新时期文学评奖可以看出，生产元素在审美文化产品评价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学评价活动中还较为排斥消费元素。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消费意识开始影响到文化产品的方方面面，并逐步成为评价审美文化产品的重要元素。生产元素退让、消费元素提升的现象，人们曾一度认为是审美文化产品评价的一种退步。不过，随着当今消费社会的逐步趋向成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产元素与消费元素之间博弈的张力，是当前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表现形态之一，而对两者之间张力的考察，则是评价审美文化产品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审美文化产品评价元素之间的这三种张力，所表现的是审美文化产品不同层面的影响力。在评价机制的建构中，我们应综合考察三个层面的张力，来对审美文化产品的影响力进行综合测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评价结果。当然，如何确定不同张力在不同评价对象中的平衡点，如何测定不同评价元素在不同文化产品评价中的权重系数，则是我们将来进一步建构文化产品评价机制过程中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高文强：《试论文化产品评价机制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在张力》，《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
②黄发有：《以文学的名义——过去三十年中国文学评奖的反思》，《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③《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④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记》（一），《小说家》1999年第1期。
⑤崔道怡：《第三个丰收年——短篇小说评奖琐记》（二），《小说家》1999年第2期。
⑥徐岱：《向诗而思：关于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阐释》，《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⑦刘小新：《文化工业概念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8期。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