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这一地理概念的含义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每次变化往往都与当时围绕这一地区的大国角逐有关。
　　仅仅在20多年前，“中亚”这个地理概念在中国尚不被多数人了解。它只是作为世界历史学和文化学范畴里一个非常边缘的学科，局限在很少一部分学者的书斋里或课堂上。除此之外，关注中亚的就是一些研究当代国际政治的学者和专家，但他们的研究对象却只是作为苏联一个组成部分的中亚，独立的、历史的中亚在他们那里呈现为一个当代的断层。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北方大邻居苏联轰然解体，五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与我国毗邻的西部空间里赫然出现。这几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构成了近40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亚作为冷战后新出现的地缘政治板块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至此，“中亚”这一地理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又一次的变化。其实，“中亚”这一概念历史上的每一次变化往往都与当时围绕这一地区的大国角逐密切相关。
　　“中亚”的首次定义
　　最早提出“中亚”这一学术名词的，是19世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力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作为世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在晚年时撰写的一部著作就叫《中央亚细亚》（Central Asia）。这部著作问世正逢欧洲列强将海外殖民地基本瓜分完毕，而扩张欲望仍然十分强烈的大国开始向彼此势力范围之间的边缘地带伸出了触角。洪堡在这部书中首次使用的“中亚”这一称谓很快得到欧洲学术界的认同，而由他第一次提出的这个学术概念的地理学定义——“西起里海周边，东抵兴安岭，南由喜马拉雅山，北到阿尔泰山”，却只是暂时被欧洲的东方学界所接受。但这毕竟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产生，洪堡的“中亚”定义也成为了早期中亚学的认识基础。这一概念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虽多次被质疑和修改，但同时也被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直接受到这一新兴学科影响的，应属这时刚刚起步的俄罗斯中亚学研究。
　　俄国人的扩张遭遇英国人的“大博弈”
　　由于缺少出海口，移植了欧洲工业革命成果后的俄罗斯开始了一场与老牌欧洲殖民国家不同的陆路殖民扩张运动。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特点决定了俄罗斯将这场大陆上的殖民活动的主要区域选择在亚洲大陆的两个方向上：第一个方向是朝东越过乌拉尔山后沿着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直抵太平洋西岸，争得太平洋出海口；第二个方向是往南沿伏尔加河进入里海，踏上哈萨克草原后建立一系列要塞线，并以此为依托进入阿姆河、锡尔河及费尔干纳盆地，然后向印度洋沿岸推进。
　　对于俄国人在第二个方向上（南向）的扩张，作为已长期经营印度并把南亚次大陆看作势力范围的大英帝国，感到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它担心俄国人吞并中亚后顺势进入阿富汗，并真的借此为跳板进一步染指印度。于是，在中亚地区出现了代表着英俄两大帝国利益和殖民意图的无数探险家、记者、外交官。他们像影子一样游走于中亚当地的各统治者之间，使用策动、离间、拉拢、收买等手段，演绎了一场暗中角力的闹剧。对这场暗战，一位英国大尉军官亚瑟·康诺利首次提出了“大博弈”（The Great Game）这个概念。亚瑟·康诺利虽被布哈拉艾米尔处死，但“大博弈”一词却因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小说《Kim》而走红19世纪的欧洲。从而，中亚这个远在当时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之外的地区被纳入了欧洲政客们关注的视野，布哈拉、希瓦、梅尔夫、撒马尔罕、塔什干等这些原本几乎不被世人了解的中亚大小城池，也因为英俄两个大国间在这里展开的谋略战而扬名。
　　殖民地争夺的历史证明，势力范围的角逐仅凭幕后阴影里的暗战是不够的。当中亚的汗王和艾米尔们一个个臣服于俄国人时，英国人绅士式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1838年和1878年，两次英俄战争在中亚爆发。但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终究开始走向衰落，印度各地爆发的摆脱宗主国、要求独立的起义此起彼伏，英国人再也没有足够的精气神与俄国人在中亚决一雌雄。直至1885年，英国最终决定接受俄国的建议，接受将双方当时的控制界线作为俄国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到1907年《英俄条约》签订，英俄在阿富汗的冲突暂时告终。
　　大博弈的结局与“中亚”再定义
　　在19世纪的这场中亚大博弈中，沙俄帝国之所以顺风顺水，除了英国遭遇到印度人民空前规模的大起义使其在东方的殖民地位日益动摇外，俄罗斯学者和智库借助于地缘优势对中亚地理和东方民族语言、历史、文化深入而务实的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世界中亚学研究的中心不仅由欧洲转入俄罗斯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后来居上，超过了德国和英国。
　　这里不能不提及一位俄罗斯中亚学的集大成者，他就是生活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巴尔托里德·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Бартольд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769～1859）。巴尔托里德19世纪末由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从发表了第一部中亚学研究专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起，一生完成400多部学术著作，最终成为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中亚学家之一。九卷本的《巴尔托里德院士全集》（莫斯科，1963～1976）是后来从事中亚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研读的作品，他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耿世民译）至今仍是试图进入中亚学殿堂的读者们必经的阶梯。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20世纪初曾经由哈萨克草原北部进入中亚，沿着丝绸之路北线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考察。他率领考察队进入楚河流域，后沿纳伦河、伊犁河向东，沿途将托克马克、塔拉斯、霍尔果斯等旧址对照史料一一勘记，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对这条经历数百年沧桑后的古老通商走廊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巴尔托里德在洪堡提出的“中亚”定义基础上，依据自己多年研究过程中的深刻理解，提出了更加准确的“中亚”地域含义：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西起里海沿岸，东至天山南北麓，南自兴都库什山，北抵阿尔泰山。这一界定，较之以前增加了将自然地理因素和人类活动条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原则，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俄国与英国中亚大博弈的结局——以学术成果的形式将中亚地区囊括在沙皇俄国的版图之内，而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划出了中亚的范畴。
　　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第三着力点
　　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24年～1936年开始的苏联划界，使中亚地区的版图在苏联中央的行政干预下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重新命名。这一过程不仅持续了许多年，而且从建制到名称、从面积到人口发生过无数次变更和反复。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在1935年前被称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而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在1936年前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州。直到苏联解体，苏联所有的正式文件、地图、教科书都把今天的中亚五国地区称作“哈萨克斯坦与中亚”。此时，苏联国内政治上的策略需要已经使中亚定义的学术性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中亚地区仍然被西方战略家们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对抗时的第三着力点，对这个重要第三点的关键性作用，布热津斯基曾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予以高度评价。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亚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许多西方媒体试图再次用“大博弈”这个概念解读当今世界不同力量在中亚地区的聚集和竞争。更有一些作家和记者，按照他们了解的英俄中亚争夺史，本着自身的民族情感和立场，用“大博弈”这个唬人的词汇借古喻今。尽管刚刚在政治上初获主权的中亚各国尚无力抗衡历史带来的强大影响和外来大国势力的进入，尽管才由一场巨变后开始独立建国的中亚各民族尚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帮助以度过社会恢复的最艰难时刻，但中亚民族连自己名称和疆界都要让别人决定的历史毕竟已经过去。冷战结束20多年来，一些国家按照自身战略利益需求“改造”中亚地缘政治版图的尝试此起彼伏，但这些既无视历史传承又不顾中亚民族自身感受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有的已经无疾而终，有的正疲于寻找出路。在这条古老的东西文明走廊上，已经掌握自己命运的中亚民族十分清楚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